賽諾菲首席執行官Paul Hudson韓保羅看來勢要將重塑公司，簡化管理架構的雄心計劃貫徹到底。2月12日，韓保羅宣佈公司管理層改組，四位高管將離職，分別是：
- 首席醫療和數字官Ameet Nathwani；
- 初級保健業務負責人Dieter Weinand；
- 業務轉型負責人Dominique Caroug；
- 對外事務負責人Kathleen Tregoning。
這場人事變革是有備而來，早在之前的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中，韓保羅就透露將重組管理層，執行董事會將從14人縮減到10人，並將圍繞特藥（免疫、罕見病、血液、神經、腫瘤）和疫苗業務單元任命更具針對性的管理人員。
“當我們做此決策時，很明顯，希望將更多的中央專業知識分配給我們的業務部門，並加強問責制”，韓保羅直言，此舉是為了加快賽諾菲的決策過程。
韓保羅（2019年9月上任CEO）
值得一提的是，首席數字官（CDO）的職位仍將保留，其未來工作將繼續重點開發數字療法等新技術，並幫助賽諾菲將AI整合到其業務中，新人選未定。
韓保羅表示之所以這樣做，是認為公司在藥物發現和開發中採用AI等技術一直進展緩慢。公司將不會再混合首席醫療官和數字官職能，這一決定與大型製藥公司強調數字化轉型的趨勢一致。從中短期來看，首席數字官角色將偏向於幫助公司內部改善用戶體驗和數據科學管理。
韓保羅在戰略調整時顯然側重點是提高賽諾菲的數字化能力。
1、數字化創新仍然是發展重心
一直以來，韓保羅都是數字化技術促進製藥企業發展的的擁護者，包括數字化營銷和數字化助力藥物發現和開發。在諾華時，他就作為關鍵領導者為銷售人員實施了AI計劃。自去年接手賽諾菲以來，他也一直不諱言自己希望每位員工掌握以數據和分析為後盾的決策技巧。
首席數字官（CDO）是推動公司數字化進程的關鍵人物。在2019年2月賽諾菲首次設立了這一職位，正式將數字化戰略提到董事會層面的高度，並且任命其首席醫學官 Ameet Nathwani 作為賽諾菲第一位首席數字官。而短短一年，這一職位就將換人，也說明了此前賽諾菲的數字化成果並不令人滿意。
其實在上任首席數字官之前，Ameet Nathwani並沒有數字化相關經驗，他擔任過GSK臨床開發高管，諾華的醫學事務負責人，加入賽諾菲擔任的也是首席醫學官。
Ameet Nathwani
在任命首席數字官時，當時的CEO Olivier Brandicourt對這個職位的期望是這樣表述的，作為首席數字官的任務將包括通過發展廣泛的外部合作伙伴關係，建立內部基礎設施以及為賽諾菲在數字領域探索新的商機，擴大賽諾菲正在進行的數字計劃組合。不僅可以重塑發現和開發藥物的方式，還可以為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未來的產品類型。
我們看到，Ameet Nathwani在擔任首席數字官（CDO）之後的“業績”之一是與谷歌設立的醫療創新實驗室，目的是加速新藥的研發，並提高賽諾菲的運營效率，將人工智能應用於預測銷售，改善營銷和供應工作。
2019年6月18日，賽諾菲宣佈將與谷歌合作設立一個新的醫療創新實驗室，旨在通過利用新興數據技術的力量，從根本上改變未來藥物和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式。使之能夠提出更加個性化的治療方法。。
此外Nathwani還主導了在美國開設了一家制造工廠，據悉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數字連續生物製劑生產技術的工廠之一。
而一年以來尚未看到數字化合作的顯著成果，讓韓保羅覺得太過緩慢。並且數字化創新成果，不僅是韓保羅對賽諾菲的期望，也是賽諾菲必須達到的目標。Vantage分析師在1月發佈的報告中指出，2019年，賽諾菲公司78％的銷售額來自上市10年以上的“老”產品。如果此次的改革不起作用，那麼五年內，賽諾菲將與默沙東一樣“吃老本”。
同時韓保羅不認為製藥公司一定需要與科技巨頭合作來完成數字化，於是賽諾菲在2019年12月退出了與谷歌姐妹公司Verily的合作關係。兩家公司於2016年建立了糖尿病合作伙伴Onduo，各投入5億美元。現在，隨著削減糖尿病研發，賽諾菲將重組這家合資企業，使其繼續提供財務支持，但不再參與運營。（賽諾菲與谷歌2019年6月合作的醫療創新實驗室仍將保留）
2、製藥巨頭的首席數字官
數字化在醫療醫械領域已經發展了很多年，被認可，甚至有了不少產出。而對於製藥行業，哪怕是全球前列的醫藥巨頭，數字化的發展也就在最近幾年。即使有類似職能很多也是作為業務的輔助功能，並沒有到公司戰略的高度。
然而新技術需要從上向下的推動，一旦某製藥公司設立了Chief的職位來管理數字化，也預示著數字化正真成為了企業的戰略目標。2017年似乎是全球製藥公司紛紛落實數字化戰略高度的開始。
- 2017年7月，GSK首次設立首席數字和科技官，並任命Karenann Terrell擔任改職位，她此前是原沃爾瑪的首席信息官；
- 2017年8月，原森寶利公司的首席數字和市場營銷官Bertrand Bodson被任命為諾華首席數字官；
- 2018年11月，Jim Scholefield 擔任默沙東首席數字信息官，他此前在耐克，可口可樂任信息化高管。於2019年12月底離職，目前正在尋找接替；
- 2019年1月，輝瑞任命Lidia Fonseca為公司的第一任首席數字化與科技執行官，負責建立可提高輝瑞"數字化能力"的策略；
- 2019年2月，賽諾菲任命其首席醫學官 Ameet Nathwani 作為賽諾菲第一位首席數字官。
我們看到GSK,諾華，默沙東等公司的CDO都具有信息化背景。然而當初賽諾菲率先將製藥企業首席醫學官（CMO）和首席數字官（CDO）的職務結合起來，作為一個複合角色區別於其他製藥企業設立的首席數字官。Nathwani當時說：“我們希望採用生命科學方法來實現數字化，真正關注改變患者生活和改變患者結局的真正原因。” 不僅要著眼於內部提升賽諾菲的速度，而且要為數字醫療鋪平道路，“這是將首席數字官與首席醫學官職位重合的原因之一。”
而一年之後來看似乎並不成功。
進一步加強數字化建設，將公司重新聚焦於高增長領域，或將是韓保羅2020年的首要目標。
而精簡後再創新，不僅是韓保羅對賽諾菲的期望，也是投資者的期待。未來的關鍵是打破僵局，創新併產出，不再只是依賴“老藥”。
未來數字化也將更深遠的對製藥行業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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