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是我每年都要重看几遍的电影。
直到最近在优酷上点开时，被编辑的标题和剧情节点提示深深地伤害了。
首先是关于这部电影的一句话剧情介绍，被概述为：空虚少妇移情旧时恋人。
抱着极其愤（hao）怒（qi）的心态，我决定继续看看他们对这部“东方美学”典范的影史经典作品动了多少手脚。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zhen）一（qi）跳（miao）。
全片93分钟被打了7个剧情点，而且有种知音、故事会、章回体标题的“巧思”。
再陈列这些标题之前，我想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剧情，以便各位参照。
1948年前后，断垣颓壁的南方小城中。
妻子周玉纹每天为生病的丈夫戴礼言抓药，日子索然无味。
直到章志忱出现，“激起一池春水”。
他是是礼言昔日好友，却也是玉纹的旧时情人，也成了妹妹戴秀的爱慕对象。
“发乎情，止乎礼”，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章志忱离开后，小城又恢复了宁静。
好，故事开始。
1、落魄少爷郁郁寡欢，与娇妻貌合神离
2、好朋友欣喜重逢，惊觉旧爱变嫂子
3、旧爱共处一屋，举手投足尽显暧昧
4、少妇为妹妹做媒，忍痛将旧爱送他人
有趣的是，此处的节点文字还经过了修改，去年夏天还是：
破旧城墙浪漫约会，欲拒还迎猜心事。
5、空虚少妇投怀送抱，遭拒伤心欲绝
6、病弱少爷昏迷，经抢救挽回一命
7、深深爱恋藏心底，静静目送爱人离开
看完这些标题后，看过《小城之春》的影迷一定会觉得这是另一部网文改编的2015年的网络大电影，比如《虐心爱情故事之欲爱》。
不过这种标题的使用方法倒是让我联想到了2007年流行的“知音体”。
2007年8月，天涯社区有人发帖称：请大家用无敌、优雅、冷艳的“知音体标题”来给熟悉的童话、寓言、故事等重新命名。
发贴者首先给《白雪公主》重新命名为《苦命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
很多影视剧也难逃被重新命名的命运。
比如《上海滩》——宝贝女儿情迷古惑仔，黑帮老爹无奈起杀心。
《鹿鼎记》——谢谢你给我的爱：致我生命中的七个女人。
《哈利波特》——毁容少年自强自立：我爱上这一道疤痕！
正当我义愤填膺之际，还是决定继续回溯。
直到1948年《小城之春》宣传上映的情境果然也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信息。
除了我们熟知的片名，它的另一个名字是——《欲火》。
而且在海报上的，女主角脸庞左侧两竖行字：病夫能力衰，少妇守活寡。
身体左侧则有两竖行红色大字号加粗的标语：没有一个男人没有性的冲动，没有一个女人没有性的欲望。
彼时在《申报》上的电影海报词是：
近于冶荡, 一切无邪，难得放浪，不及于乱，如酒之醇，如蜜之甘，如嚼陈果，如饮醴泉。
前四句也出现在《欲火》这张海报之上。
在1948年10月上映的这部作品，也是生不逢时。
尽管采用了上述的宣传包装，但还是没有受到观众的欢迎。
当时进步的影评给了无情的批判，说它“根本忘了时代”,“那么苍白，那么病态”，并规劝费穆“不要太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更有甚者，说《小城之春》“没有时代性，没有民族性，完全是神经病者幻想的产物”；“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纯形式主义的东西… …是不可宽恕的罪恶”。
当然也有“识货”者，称赞“《小城之春》的作者用东方色彩的笔致———冲淡的笔致来描写一则美丽的东方人的故事”，“费穆严谨的制作态度，使《小城之春》达到国片前所未有的艺术的高峰”。
类似的言论直到80年代才被重新唤醒。
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之前，这部作品被定性为消极的、灰色的：“它的消极影响就尤其不能忽视，在当时它实际上起了麻痹人们斗争意志的作用……再次反映了费穆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两重性及其软弱的性格，反映了他在解放战争的伟大时代中心情的苦闷、矛盾、灰暗和消沉。”
80年代《小城之春》被“重新发现”并非偶然。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寻根焦虑让它再次承担起“文人电影”“东方电影”“诗性电影”“银幕诗学”“现代性”“民族性”的责任。
这段公案今天暂且不表，我们再次回到网络时代它的遭遇。
在豆瓣的评论中，一条2016年10月12日的短评浮出水面，应该是一位电影学院本科生写的：
标放【7】：中国现代电影开山之作。《小城之春》，这个片名在心中分量太大了，一看到这四个字，就会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今日学校放映，不知哪来的笑点，全程同学狂笑不止，到最后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偷笑，太羞愧了…这感觉如同在教堂指着圣徒祈祷的受难耶稣哈哈大笑。老片放映课程成了毁经典系列。
这个短评中描述的场景似曾相识。
2014年7月，著名演员杨立新连发5条微博，痛陈北京人艺公益场演出的“《雷雨》成了爆笑场”。
如果我们也回到1933年8月，曹禺刚刚完成《雷雨》初稿，随即交给了南开中学的同学靳以，也是《文学季刊》的主编之一。
靳以把手稿拿给第一主编郑振铎，不料振铎一看“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
靳以又拿给戏剧名家、清华助教李健吾，但他并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发表。
这就让靳以十分尴尬，只好把剧本暂放在抽屉里。
直到半年后交给了巴金，巴金表示很喜欢。
“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
有了巴金的推荐，《雷雨》得以发表。
也“恰逢其时”，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被排成话剧，走向全国高校和舞台。
然而到了1937年除夕夜，胡适想起《大公报·文艺副刊》杨振声赠送的两本话剧，也就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
“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雷雨》显系受了Ibsen、O'Neil（易卜生、奥尼）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
本文并不想就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评判电影《小城之春》和话剧《雷雨》，而是觉得“重新命名”或者“重新发现”并不是某个时期的特例。
而是任何一个时代，大众接受者、艺术传播者和作品共谋的结果。
这其中，任何一个变量都会发生变化，而每一个变化都会出现上述类似的或让人欣喜、或让人尴尬的局面。
参考文献：
莘薤.《小城之春》:一首清丽的诗
马博良.评《小城之春》
慕云.苍白的感情—我看《小城之春》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
叶明《追忆“文华”(1947—1951)》
閱讀更多 四味毒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