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歷史上，儘管日本最遲在西元五世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使用漢字，但實際上中國同日本的外交“蜜月期”，卻是在我國的隋唐時期，

而也正因日本向隋唐王朝全方位的學習，也使得古日本快速吸收了自我國傳入的制度文化並加以改造和利用，從而形成了獨具日本特色的政治文化體系。所以有關古代史上中國是日本國老師的觀點，也是兩國普遍接受的觀念。正如旅日作家陳舜臣在《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書中寫的那樣：

中國是樹立路標的民族，而日本則是循著路標前進的民族。

根據文化界對世界不同地域文化體系的劃分，整個亞洲及東南亞地區，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最為深遠，因此這一文化體系也就被稱之為“儒家文化圈”，即以儒教（學）、漢字、佛教及律令製為主要理論體系。而以上四點，也同樣成為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中國作為日本前進“路標”的說法，並非是一種誇大。

不過，前面說到，雖然古代中日交往活動中，以唐朝時日本派往大唐的遣唐使名氣更大，但古代日本以中國為師最早並非源於遣唐使，而是在更早的隋朝時日本掀起的推古朝改革。

遣隋使的出現，推動了推古朝改革的進程

但凡提及日本向中國學習，恐怕大部分人在第一時間只會想到遣唐使。但實際上，早在隋朝建立的時候，日本也曾多次向中國派遣過數批“遣隋使”，只不過由於隋朝存在的時間過於短暫，再加上日本向隋朝學習時，也正處於國內各項制度改革的初期，因此在許多以普及教學為主的歷史書中，很少提及日本在唐朝以前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學習。

現如今，大多數人對日本歷史的瞭解，無非分為兩種，一種是受遊戲影響而逐漸為我們所熟知的“平安時代”，另一種則是受日本戰國文化的影響，從而被廣大網友所熱衷於討論的“江戶時代”。

• 推古朝改革在日本歷史上的地位

雖然，平安時代和江戶時代都可作為日本歷史的轉折點，但對古日本發展影響更為深遠的，則要屬西元六世紀中葉的日本“推古朝”改革，也就是同平安時代齊名的日本“飛鳥時代”（由於以推古天皇為首的推古朝改革就發生在飛鳥時代，其影響甚為深遠，所以這一時代也被史學家稱之為“推古時代”）。

推古朝改革是日本以中國為師而掀起的一場政治改革

那麼，為何史學界習慣性地將日本融入儒教（家）文化圈的時間，定義在推古朝改革期間呢？要知道，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想要長久的發展下去，就必須擁有比較成熟的法律法規，也就是憲法，即我們現在所俗稱的國家根本大法。所謂“人無禮不立，國無法不興”說的就是法律的重要性。

按照日本醍醐天皇在弘仁年代主持修編的法律法令集，《弘仁格·弘仁式》（“格”指法律，“式”為解釋，合起來便是“對法律的解釋”）的內容記載來看，日本對中國律令制的效仿和改造，使得“國家制法自滋始焉”，用我們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指日本在這個時候，不僅明白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性，並已經掌握瞭如何制定法律的方法。

推古天皇畫像

後來，隨著推古天皇(女天皇)登基執政，日本推古朝改革便在大名鼎鼎的聖德太子的主持下，拉開了序幕。順帶說一句，聖德太子本是用明天皇的皇子，在推古天皇登基時，他只是以攝政的身份行走於朝堂之上，因其英年早逝，所以沒能等到繼承下一任天皇。

因此，“聖德”（因為聖德太子崇尚佛法，所指定的憲法十七條中，融入了篤敬三寶的條文，所以後人便以其深諳佛法，聰慧高德為由，取“聖德”二字）只是諡號，至於聖德太子的原名，則是廄戶皇子（前日元面額一萬的紙幣上，印的便是聖德太子的頭像，現今則是被日本國內稱之為近代啟蒙思想先驅者的福澤諭吉替代）。

前日元一萬面額紙幣上的聖德太子頭像

根據史料文獻的記載，聖德太子在推古朝時期所進行的改革涉及到了諸多方面，但最為重要且對日本之後發展最為深遠的改革，便是對內政改革的兩項重大舉措，一個是針對官員等級制所做出的“冠位十二階”，另一個則是為了約束官員行為所指定的“憲法十七條”。但無論是哪一項改革措施，其中都無不包含著濃厚的儒學色彩。

聖德太子頒佈的“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

• 冠位十二階

比如，在聖德太子主持制定頒佈的冠位十二階的制定中，他就將官員的官階等級劃分為了“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以儒家中的“德”為最高行為準則，之後跟的便是儒學所奉行的人之五常。此外，由於區分官階的外在特徵，主要體現在由不同色彩的絁所製作的冠帽，因此被稱之為“冠位十二階”。和中國古代的官員一樣，不同冠位的官員，不僅冠帽和衣服的顏色不同，質地也各有差別。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和氏姓制度一樣，冠位同樣是由日本天皇所賜予的，並不代表冠位制的出現就瓜分了天皇的權力。因為由天皇賜名的氏姓制度，側重於一個家族的血統，而冠位則側重於個人的德行功業，兩者並不衝突。但冠位制的出現，也使得日本朝廷開始由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秩序，逐漸向以功績為主要衡量標準的秩序相轉變，就類似於我國打破門閥壟斷，以科舉制為重，從“任親”到“任賢”的重要轉折。

• 憲法十七條

除此之外，聖德太子所制定的“憲法十七條”，則是用來約束君、臣、民的一項行為準則，雖然與我們現實意義的憲法有著本質區別，但同樣可以作為日本憲法的雛形，為後代史學家研究借鑑，並被日本法學家將其視為日本“令”的起源。比如在“憲法十七條”中，以君、臣、民為劃分，體現了古日本基本的社會結構。其次，這項法律雖然以儒教學說為主，但同樣允許其它學說和宗教的存在，比如聖德太子本人推崇佛法，篤敬三寶的意志，在“憲法十七條”中便有明確的解釋。

聖德太子騎馬畫像

而至於“憲法十七條”的全部內容，則見於《日本書紀》西元604年，也就是推古十二年的記載，因篇幅較大，故此處不在贅述，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

最後提一點，那就是日本熱衷於向中國學習的態度，同樣也是由於聖德太子所秉持的外交理念，即“親隋”。因此，史學家普遍認為，日本向隋朝及唐朝大規模派遣使者進行交流學習的起點，在推古朝時代便已經形成。

至於日本之後的平安時代、江戶時代等等轉折點，也無不是以推古時代，即飛鳥時代為起點。可以說，想要了解中國同日本的師生關係，便要追溯到日本的推古朝改革，而並非是之後頻繁出現的遣唐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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