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之所以走在全國前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江蘇的人才優勢。江蘇是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江南才子”的說法就表明，自古以來人們在思維上已經習慣於把人才和江蘇這個地方聯繫在一起。
蘇北人以仕為貴，但亦通商道。古時淮揚一帶鹽商富可敵國。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驅，著名實業家，堪稱近百年第一大商人的張蹇就是蘇北人。
秦始皇出巡東遊威風凜凜，項羽見之，曰：彼可代而取之！秦可滅六國，但終被蘇北人所滅。中國傳世之四大名著有兩部《西遊記》《水滸傳》都出自蘇北人之筆。在中國軍時史上項羽，韓信，蕭何都是一代名將。
蘇北人是最具漢族特性的人。據統計，劉邦稱帝后，封侯143人，其中僅徐州沛縣籍就有23人。蘇北男子多五官端莊相貌堂堂博學多才，如民國四大美男子中梅蘭芳周恩來就為代表。
蘇北人也最是具血性和愛國的人。古有揚州不屈異族而遭屠城。近代中國沿海反抗日寇最早最激烈的就是蘇北人。新四軍軍部，中共中央華中局、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蘇皖抗戰政府都建在蘇北。鹽城，宿遷等地都是有名的革命老區。
劉邦----－－中國歷史上軍事最強盛的漢王朝締造者！（徐州）
朱元璋－－－中國歷史上最明王朝締造者！（生於淮安盱眙，祖籍徐州．）
項羽－－－－中國歷史上第一武者，西楚霸王．（宿遷）
韓信－－－－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軍事家之一．（淮安）
徐偃－－－－東夷盟主（宿遷）
蕭何－－－－軍事家．（徐州）
張士誠 -----元末農民起義領袖．（泰州）
關天培－－－民族英雄（淮安）
虞姬－－－－一代烈女（宿遷）
梁紅玉－－－巾幗英雄（淮安）
徐福--------日本“司農耕神”“醫藥神”(連雲港)
樊噲--------大將（徐州
鍾離昧------大將(連雲港
開國總理----周恩來（淮安）
三國名臣----呂岱(泰州)
晚唐宰相----李珏（淮安）
吳承恩-------中國四大名著(淮安)
施耐庵-------中國四大名著(泰州)
張道陵－－－道教創始人（徐州）
劉安－－－－淮南子徐州）
劉向--------戰國策>(徐州）
劉義慶------(徐州)
劉鶚--------(淮安)
李汝珍------(連雲港)
陳師道-------北宋詩人(徐州)
枚乘---------漢賦大家(淮安)
任大椿 ------揚州學派”先驅人物 (泰州)
趙嘏---------詩人(淮安)
秦少游-------婉約派代表詞人(揚州)
鄭板橋-------文學家，畫家，揚州八怪之一(泰州)
李方膺-------文學家，畫家,揚州八怪之一(南通)
羅聘---清代畫家,揚州八怪之一（揚州）
陳琳---------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淮安)
張耒---------蘇門四學士之一(淮安)
吉中孚-------大曆十才子之一(淮安)
彭祖--------老莊學說，武術，氣功，養生都是起源於彭祖．(徐州)
鑑真---------高僧(揚州)
張道陵-------道教創始人(淮安)
閻若璩-------樸學大師(淮安)
王 艮----- --明代哲學家、泰州學派創始人(泰當代政界）
一條大江把江蘇劃為蘇南蘇北兩部分。蘇南在八九十年代全國一枝獨秀，相比之下蘇北就是落後。於是遭到各種非議，這其中有主觀揣測，有片面誇大，甚至惡語中傷詆譭。事實上就是在今天，除了珠三角以外，誰到江蘇相比蘇南也都是落後地區了。
一、江蘇名人的總體特點
從整體上，大致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認識江蘇名人。
第一，總量大，排全國第一。支撐這一結論的證據很多，暫且從點、線、面上各取一個。一是教授之鄉。作為一個縣級市，
無錫的宜興從古至今走出了4位狀元，10位宰相，365名進士，23名兩院院士，80多位大學校長，8000多位教授副教授，所以贏得了“教授之鄉”的美譽，並且有“無宜不學”（辦教育離不開宜興）的說法。二是兩院院士。最新數據顯示，江蘇籍的兩院院士人數為450人，比第二名浙江多75人，比第三名廣東、第四名山東、第五名福建相加的總和還要多。三是作家數量。據統計，在我國古、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蘇籍作家佔27.5％，在明清時期所佔比例更高達37.5％。如清代有文學家1741人，江蘇為599人，佔1/3強。第二，含金量高，也就是說貢獻巨大，影響深遠。在許多領域許多朝代，江蘇人才在全國舉足輕重，擁有半壁江山，甚至獨佔鰲頭，標誌著時代的巔峰，為引領社會風尚、開啟前進路向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特色鮮明，長處突出，缺憾也明顯。如果把文學藝術、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人才相加，大約佔總數的70％，其他政治、軍事、實業等領域的相加只有30%。這一長一短意味深長，與江蘇的地理環境、歷史脈絡和文化傳統息息相關。所長的領域都需要發揮個人才智、體現個人情感，都在追求個人心靈自由、生命價值的實現，都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和精神境界。
第四，品種全，分佈的領域非常廣闊。舉凡政治、軍事、思想、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教育、實業、宗教等各行各業均有尖端人才。譬如政治領域古有劉邦，今有周恩來；思想領域有顧炎武；軍事領域有孫武、韓信；文學領域更多，有六朝的劉勰，唐代的陸龜蒙，南唐的李煜，宋代的秦觀，明清的施耐庵、吳承恩，現代的葉聖陶、朱自清等等。藝術領域同樣如此，書畫方面有漢代顧愷之，唐代張旭、元代黃公望，明代“吳門四家”，清代“清四王”、“金陵八家”、“揚州八怪”，現代徐悲鴻、劉海粟、吳冠中、林散之等；表演藝術方面，京劇界的梅蘭芳，崑曲界的俞振飛，電影界的趙丹，曲藝界的王少堂等等，舉不勝舉。
第五，脈絡連貫，且越來越壯實。江蘇自古至今各朝各代都有大量人才且人才湧現隨時代演進而遞增，這說明江蘇這塊土地特別有利於人才成長。
上述五個特徵概括為一句話：無論是在縱向的歷史延伸還是在橫向的歷史跨度上，江蘇名人的貢獻都凝聚著民族智慧勤勞、勇敢堅韌的品格，並且超越了具體的生活時代和作用領域，
輻射了整個歷史，覆蓋了整個民族。二、江蘇名人的分佈情況
談分佈，意在描繪一幅人文地理的圖景，梳理脈絡，並探討其背後的內在原因。
分佈情況通常可以從地區、領域、朝代等方面著手，我們著重談談地區分佈和領域分佈。這裡藉助《江蘇歷代名人詞典》作為觀察對象。詞典收錄歷代江蘇名人1367人，如果加上原松江地區的名人，則是1456人。為便於分析，按名人的貢獻和影響取前200名。
第一，地區分佈。由於江蘇地理上處於長江下游兩岸，文化上呈板塊結構，有吳文化、楚漢文化、金陵文化、淮揚文化等各自不同的淵源承傳，由於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不一致，因而在名人分佈上，蘇南、蘇中和蘇北，或者說全省13個市，也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
我們發現，在200人中，蘇南150人，蘇中35人，蘇北15人。這就意味著，蘇中蘇北加在一起，是蘇南的1/3。蘇南以江蘇1/3不到的土地擁有近4/5的人才，這樣的優勢比例，大約在9∶1左右。如果再加上原松江地區，這個比例會更大。換一種算法：蘇州佔25%，而除揚州以外的所有蘇中、蘇北各市加在一起佔21.1%。這就意味著，在人才這一特定視角，蘇州一市以佔全省8.3％的土地和8.5％的戶籍人口，與上述蘇中、蘇北七市共66.2％的土地和62.1％的戶籍人口相比，分別有大約10倍和9倍的優勢。
第二，領域分佈。在200人中，政治家32人，軍事家4人，思想家8人，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家55人，文學藝術家88人。當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都是相對的，有些人可以歸為不同的類別，比如說淮陰的韓信，既是軍事家又是政治家，南通的張謇，既是教育家又是實業家。
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漢帝國締造者為蘇北人，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王朝明帝國締造者也為蘇北人。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蘇北先後出了11位開國者，至於大臣則是更多，僅淮安人一地歷代官屬尚書以上者就有11人。蘇北人有得天下之雄心，治天下之略才，可謂人中之龍。周恩來的一句“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則道出了當代蘇北人的情懷。
通過勾勒領域分佈情況，再把各個領域的名人置入相應的地區，我們便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
蘇北出大政治家，譬如劉邦；蘇南不出大政治家，多為輔臣謀士型政治家，如陸遜、范仲淹、翁同龢等。
蘇北出軍事家，蘇南少軍事家，正經八百能歸入蘇南的只有陸抗，三國時期的東吳名將。
江蘇有眾多思想家，大多在蘇南。但蘇南少頂級思想家，沒有開宗立派的像孔孟、程朱這樣影響深遠的大思想家，多為學者型思想家，如明清時代的王艮、顧炎武、阮元等等。
江蘇有眾多的頂級文學家、藝術家、學者、科學家，但大多在蘇南。像文學家馮夢龍、曹雪芹；書畫家顧愷之、張旭、黃公望、倪雲林，董其昌、沈周、文徵明、唐伯虎，王石谷等“清六家”、龔賢等金陵八家，徐悲鴻、劉海粟、吳冠中等；語言學家段玉裁、趙元任，文史學家錢大昕、錢鍾書、錢穆；歷史學家趙翼，天文學家徐光啟，地理學家徐霞客，社會學家費孝通，橋樑學家茅以升，數學家華羅庚，物理學家錢偉長、周培源……這些人統統都是蘇南人。
三、江蘇名人密集的原因探討
通過上述概括梳理，我們對江蘇名人的總體特徵和分佈有了一個大致印象，由此自然會產生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江蘇名人這麼多？換句話說，為什麼江蘇這麼出人才？
1.經濟文化中心。從民族發展歷史來看，中原地帶由於改朝換代不斷爆發戰爭，造成屍橫遍野十室九空。戰爭就意味著男性青壯年的大量喪命，在傳統農耕時代他們是最重要的生產力；戰爭就意味著城垣、房舍、財產的極大破壞。而江南除了在先秦時期，後來的幾千年戰爭相對較少，戰爭持續的時間相對較短，戰爭的規模、慘烈程度相對較低。在這個意義上，江蘇的生產力和生產資料的破壞較小，所以江蘇的經濟始終在發展。與此同時，由於中原的戰亂，從魏晉六朝時代開始，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開始南移，中原的世家、士族、名流紛紛避禍江東來到江蘇，他們的資金、文化和人才都融入了江蘇。而江蘇作為長江下游地區，氣候溫潤，土地肥沃，宜於農耕，宜於人居。從唐宋時代開始，江蘇就成為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經濟的發達有力促進了文化的發展，人才自然層出不窮。
2.政治中心。在傳統農耕社會，政治中心通常也就是經濟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有著強大的人才集聚效應和消費刺激效應。這種原因可以解釋六朝和明清以來的南京為什麼名人眾多。
3.交通樞紐。由於地處京杭大運河樞紐，揚州在隋唐時代成為國際性大商埠，在明清時代成為漕運、鹽運、河務中心。交通樞紐的位置帶來了經濟的活躍、市場的繁榮，而興旺的經濟則帶來了人才的大量聚集，清代“揚州八怪”就是在揚州鹽商的贊助支持下得以形成發展的。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蘇南尤其是蘇錫常名人這麼多？
一個地區的發展，與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條件密切相關。一個百業興旺、市場繁榮的社會，物產不會貧乏，人才必定密集，教育科技文化也自然欣欣向榮。所以從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成熟程度，大致可以知道它所具備的各種精神的和物質的基礎，蘇南便是如此。
江蘇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其最具標誌性的核心地帶就是環太湖地區的蘇錫常。這裡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土肥沃，交通便利，有“魚米之鄉”、“絲綢之鄉”之稱。所以從隋唐開始就成為全國的糧倉，韓愈便有“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據十九”的說法。這其中，蘇州更是獨佔鰲頭，唐代蘇州就有“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的名聲，白居易有“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之說，陸游也稱“蘇常熟，天下足”。 民間從宋代流傳至今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口碑，揭示了蘇州“風物雄麗為東南冠”的重要地位。宋代以後，棉、蠶絲、鹽、茶葉等在蘇南經濟中佔有了相當高的比重，明代便有了“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眾”的說法。經濟的發達為人才的湧現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經濟的發達，造就了蘇南教育的興盛並形成了博學崇文的價值取向，為人才的出現提供了強大的保障。當然，經濟與人才成長之間的關係有多種影響因素，有內生性的，也有外源性的。在內生性因素中，也有教育、家族、鄉土等不同因素，但毫無疑問，教育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自宋代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蘇州創辦州學始，蘇南大興辦學之風，無錫的東林書院、蘇州的紫陽書院、正誼書院、南京的尊經書院等均名聞遐邇，至於家學、私塾更遍佈城鄉。於是蘇南文風鼎盛，有“江左文人藪”之美譽。終北宋之世，蘇州一地即出進士159人。據統計，宋代全國書院共有713家，其中南方有682家，佔總數的95.7％。南宋以後歷代全國有狀元305人，南方為204人，佔79％，其中江蘇狀元73人，佔1/4。蘇南的崇文之風，從當時的科舉盛況中可見一斑。據美籍學者何秉棣研究，明代科甲鼎盛的13府中，蘇南佔3府：蘇州、常州、松江，其中蘇州府位列第三；清代科甲鼎盛的9府中，蘇南佔2府：蘇州、常州，其中蘇州府位列第二。明清兩代全國203個狀元中，蘇南（含原松江地區）就出了60名，而其中蘇錫常三地即有45名，佔總數的22%。
這種崇學之風一直延續到今天。截至2012年4月，江蘇省共有本科以上高校46所，蘇南佔35所，佔76%，其中蘇錫常9所，佔20%；專科高校82所，蘇南佔53所，佔65%，其中蘇錫常31所，佔38%。從這組數據中，不難看出蘇錫常在教育方面的優勢。教育的優勢通常直接體現為人才優勢。據2000年數據，全國兩院院士籍貫以地區統計，前十名中，蘇州排第二，無錫排第四，常州排第七。
正是這種經久不衰的崇學之風，使蘇南從宋元以來人才輩出，獨領風騷，在各個領域均有大量的傑出人才。且不說人們熟悉的二十世紀，即在古代亦成洋洋大觀。在文學領域，有明代高啟等“吳中四傑”、唐寅等“吳中四才子”、沈璟等“吳江派”、馮夢龍“三言”，清代錢謙益、吳偉業等“江左三大家”、陳維崧等“陽羨派”、張惠言等“常州詞派”、李玉等“蘇州派”，以及四佔其三的清末四大“譴責小說”等等。
文學固然如此，放眼其它領域，也是如此。譬如學術領域，有明代顧憲成、高攀龍“東林學派”，清代惠棟樸學“吳派”、莊存與“常州學派”等。毫不誇張地說，在相關領域，蘇南佔據了半壁江山，離開蘇南，中國的文學史、學術史、美術史、工藝美術史等均難以著筆。
第三個問題：為什麼江蘇名人中有那麼多的文學家、藝術家、人文學家、科學家等專門家？
這是一個比較大也比較複雜的問題，這裡我們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一個顯性的原因還是在於經濟的發達和教育的發達。這些專門家的成長都需要經過長期的系統的文化學習和專門知識訓練，經濟和教育的發達能夠支撐他們的學習活動。一個隱性的原因則需要到他們生存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中去尋找。
毫無疑問，歷代朝廷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是儒家文化，蘇南的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和規範。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追求，東林黨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表白，都體現了蘇南文化中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和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只是，蘇南文人的政治訴求卻總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範，因為蘇南歷史上曾經有許多跟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小朝廷，蘇南還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這些力量如果有效地整合起來將會嚴重威脅到中央政權的存亡。所以中央政權一方面對蘇南課以重稅，既滿足了朝廷對蘇南糧倉的需求，也制約蘇南在經濟上不至過於坐大；另一方面，對蘇南文人嚴加管束控制，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其迫害對象大多是江蘇文人。譬如最有代表性的“一柱樓詩案”。“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江蘇的一個閒散文人因為幾句表達自己人生不如意的牢騷詩，結果釀成轟動一時、牽扯眾多的大冤案。且不說由此帶來的嚴厲的書籍查封，僅此案自身，受處分的官員從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江寧藩司、揚州知府、東臺知縣到具體辦事人員，至於當事人和當事人的男性家屬以及友人、學生，統統殺頭，即使已經亡故也得掘墳碎屍、梟首示眾。龔自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詩句，表達的正是這種沉痛而又憤懣的感受。
第三個問題的反題就是，為什麼在江蘇，比起專門家的輝煌，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相對偏少，成就偏小？即使有也常常是輔臣謀士型的，是學者型的，而不是開山立宗型的？
這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那一面強了，這一面就不容易強。除了先秦的吳越和劉邦的漢朝，江蘇只有眾多偏安的小朝廷，自然難出成就霸業的大政治家；江蘇的戰亂不多，也就難出攻城略地、開疆拓土的大軍事家。不過令人奇怪的是，江蘇自古以來尤其是明清以來有眾多的思想家，但為什麼頂級思想家不多，影響大的只有顧炎武等少數。觀察這些思想家，發現他們大都同時是學養深厚、術有專攻的大學者，這大約還得回到“文字獄”去尋找答案。也許，“文字獄”所帶來的濃重陰影，限制了他們心靈的活力和思想的原創性吧。
江蘇由於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重要的歷史地位，從江蘇以外獲得了大量的人才資源。對他們的歷史功績，江蘇理應為他們濃墨重彩大書一筆。譬如推行變法的北宋江西人王安石，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的明初雲南人鄭和，矢志抗清英勇就義的明末河南人史可法，創作不朽傑作《儒林外史》的清代安徽人吳敬梓，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創辦曉莊學校的現代安徽人陶行知等等。他們在江蘇這塊土地上生活工作，把自己的才華奉獻給了江蘇，最後甚至死在江蘇葬在江蘇，他們的勳業和影響與江蘇緊密相連。基於他們為江蘇為民族作出的貢獻，江蘇人民早已把他們視為江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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