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龍圖”究竟是什麼官？由此淺談宋朝複雜的官制與冗官問題
包拯在嘉佑元年，曾任“右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這些職銜看起來有些複雜，但每一個都是宋朝職官制度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右司郎中是本官，用來定品級；龍圖閣直學士是貼職，彰顯清要地位；權知開封府才是包拯的具體職務，稱之為差遣。
北宋開封
什麼是官、職、差遣
北宋的職官制度比較獨特，也比較複雜。三省六部制度下的官職名稱，如我們比較熟悉的尚書、侍郎、郎中等，都作為北宋職官制度中的“官”。
“官”通常只用來評定品階和待遇，是官員真正的品級，並不具備具體職能。皇帝會根據實際情況授予官員實際職務，一般多帶有“判、權、知、直、監、提舉、提點”等字樣。
官、職、差遣的作用
如包拯曾權知開封府，這就是它的實際職務，也就是差遣。通常情況下，差遣都是臨時職務，所以才會用“權、知”等前綴加以解釋。而包拯其人的本官則僅僅為正六品的右司郎中。
殿學士
那麼問題就產生了，“官、職、差遣”這三個體系是如何產生的呢？明明三省六部制更加簡單明瞭，可為什麼還要演化出這樣一套複雜繁冗的職官制度？
這就不得不從唐朝的“墨敕斜封”以及“安史之亂說起”。
這種制度的背景由來
官、職分離，是北宋職官制度的典型特徵，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多此一舉，但於當時而言，則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殊制度。
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天子詔書須出自中書門下，才具備法律效力。如果沒有走這一道程序，皇帝的詔書也只能被稱為“中旨”，意思即為“中使”由宮廷內直接所傳達之旨意。一般而言，“中使”又多為宦官，為時人所鄙，所以這些不走正規程序發佈的詔書以及任命的職官，也被人非議，統統稱為“墨敕斜封”。
這些墨敕斜封，就是北宋職官制度中“差遣”的前身。
當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唐朝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泥潭，本就混亂的官制則更加混亂。朝廷為了籠絡囂張跋扈的藩鎮節度使，就開始破罐子破摔，徹底放飛自我，為這些擁兵自重的武人們加封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這種宰相官職以為榮寵。
唐朝官吏出行
久而久之，但凡節度使，不論大小，加宰相銜就成了慣例，宰相也開始爛大街。因此，時人又據此尊稱節度使們為“使相”
歷經一百餘年，這套在三省六部制崩壞的基礎之上，日漸完備的制度，反而成了宋朝皇帝抓緊皇權的一種手段。
不過，凡事有一利就必然有一弊。這套看起來複雜而又很完備的制度雖然為皇帝看緊了權力，但也由此衍生出糾纏北宋一生的“冗官”問題。
“冗官”作為三冗之首，從此就像牛皮癬一樣，惹得北宋朝廷苦不堪言。
北宋職官制度衍生出的冗官問題
按照三省六部制的框架，官職屬於一個蘿蔔一個坑。而建立在官、職分離基礎之上的北宋職官制度則大為不同，可以一官多職。官職有定數，使職差遣則沒有定數，完全可以因事而設，所以在差遣上就可以命名為“判某某事”、
“提點某地某事”等。
包拯畫像
如“知縣”這個差遣，就是某一縣的臨時長官。這裡還拿包拯舉例，他在仁宗天聖五年，被授予大理寺評事，並出知建昌縣。嚴格來說，知縣是包拯的臨時職務，而正九品的
大理寺評事才是他的本官。這種制度下，朝廷可以繞開三省六部原有的制度，任意設立差遣，有時甚至還會因人設職，久而久之就會導致嚴重的冗官問題。
早在北宋開寶年間，宋太祖就不止一次的下詔，裁汰冗員，要求地方“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但這隻在一段時間內遏制了冗官的發展，直至太宗、真宗朝，冗官問題再度復萌。
宋太祖年間，朝廷官員不過三五千人，僅僅到了太宗朝，官員就已經激增至八九千人，而仁宗朝，數目更是翻倍，達到了一萬七千三百餘人。
宋仁宗時期，以“冗官”為代表的三冗問題就此集中爆發，仁宗用范仲淹主持“慶曆新政”，目的就是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但難度遠遠超乎想象，龐大的官吏集團就連皇帝也不可以隨意下刀裁汰。
范仲淹像
官吏集團作為既得利益者，對待任何觸及職官制度的改革，都本能的選擇反對和排斥，這也直接導致了慶曆新政以高調姿態登場，卻最終狼狽的草草收尾。
直到神宗時期，冗官問題還是得不到根本意義上的解決，王安石又試圖以“熙寧變法”來開源節流，間接解決冗官帶來的財政問題，但也因為種種複雜的原因不了了之，甚至還開啟了困擾宋末數十年的“黨爭”大魔咒。
直至徽宗朝，不過短短几十年，冗官幾乎再度翻倍，達到了空前的兩萬八千餘人。當此之時，國庫收入已經難以支付冗官的俸祿之用。
元豐改制，畫虎不成
宋神宗有鑑於王安石改革變法的寸步難行，終於下定決心，從制度入手，徹底解決職官制度的弊端。從元豐元年開始，這場制度改革拉開序幕，史稱“元豐改制”。
王安石像
元豐改制的核心內容就是恢復唐朝的“三省制”。
北宋在“元豐改制”以前，中樞體制大致上是中書門下、樞密院以及三司分別掌握行政、軍事，財政三大權力的格局。
改制的理想狀態是將這三個權力機構的職能分歸三省六部，尤其詔書的出令機制，全部按照唐制，由三省分工合作。
但是，宋神宗的改革並不徹底，三省雖然分置，可尚書左僕射兼任門下侍郎，用來行使侍中職權；尚書右僕射兼任門下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
尚書省的長官分別掌握門下省與中書省的職權，實質上還是此前中書門下那一套運轉方式。改制的作用只是在運轉過程中增添了某些環節，這些新舊機制交疊在一起，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執政效率。
改制也並非毫無作用，財權和官員任免權力，就大部分迴歸六部，負責財權的三司拆解組合為全新的戶部；掌管官員升遷的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則合為吏部，分置四司。
其中最積極的一點，就是定員編制，簡化官員品級，九品正從十八階的制度從此以後一直延續到清王朝滅亡。
可惜的是，“元豐改制”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解決“一官多職”的問題，只是似像非像的照抄了唐朝三省制，對中樞的運轉機制做了一些增添和刪改。雖然改進了一些問題，節省了部分開支，可也出現了新問題，導致某些施政環節效率更加低下。
所以，宋神宗改革官制，只是改了唐朝三省制的形，並沒有觸及宋朝職官制度的內核。大量的差遣仍舊充斥各路諸縣，冗官問題的源頭也還是沒有堵住，眾多入仕途徑一如從前般濫與多，大量的官吏依舊蜂擁進入朝堂，成為寄生於朝廷軀體之上的冗官。
北宋的改革似乎總是虎頭蛇尾，初衷雖然不錯，但結果總是得非所願。無論慶曆新政、熙寧變法抑或元豐改制，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沒有或者不敢觸及職官制度的核心，只在外圍修修補補。不解決官、職分離與一官多職的問題，困擾北宋的冗官就永遠得不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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