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

如果英国工业革命提早了三百年，那英国的坚船利炮正好打到了嘉靖皇帝的朝堂上，强迫其通商开岸，设领事，驻军队，划租界。那会不会有这样的言论“大明误我中华三百年？”

很明显不会嘛！汉人怎么误中华？对大明的态度最多就是“有感情地”挽额叹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仅此了。但绝不会是本题这样的态度——将历史车轮碾压过的痛苦，宣泄到统治阶层的一个异族人身份上。如果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认知，依旧是以这样思维在解释，那才是真正应了鲁迅先生的名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抬杠

少荃都想到了有人会反驳，而且理由很扎实“大明是汉人的骨气，不赔款，不割地的作风历代坚守不破，如果真要英国人打来，那迎接他们的必是神机营的火铳。”

确实，少荃也坚信会是这样的结果。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其根本是由坚决的禁海政策造成的。此时英国人要来通商，明显是撞大明朝的枪口，战争是一定不可避免的。

那么问题来了：

死战不和谈的大明，同一触即签约的晚清比较，哪种方式才是真正的“误我中华”呢？

大明的风格

纵观大明一朝的所有君王，在危难逼近时作风表现上的确“硬朗”——御驾亲征、死不投降、坚守都城。代表性的有永乐皇帝朱棣，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以及明思宗朱由检。尤其是朱由检，在清军南下入侵，大顺军（李自成）北上进犯的双重压力下，愣是没有南迁陪都金陵，最终导致了大明政权的崩毁（不南迁的原因，少荃不在此探讨）。

明朝对外的态度，基本上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逐渐成型且奠定的。

首先是通商海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明成祖朱棣主持操办的，但动机上更多的是宣扬国威，让万邦来朝，其次搜寻朱允炆的下落，最后才是同海外通商贸易。因此，在物力输出和财富收入上完全不成比例，完全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利国之策，最终被迫喊停。而造成的后果，则是历代皇帝对“片板不得下海”的祖训更加深信不疑——“海外通商，误国之谋。”

其次是面对危局的做法——面对北祸，朱棣雄才御驾亲征，朱瞻基英武御驾亲征，朱祁镇，不自量力御驾亲征，结果兵败土木堡被俘，京城陷入危机。面对瓦剌大军兵临城下，朝中出现了坚守和南迁两种声音。结果提议南迁的官员被打成了“奸臣派”，之后再无人敢提“迁都”一词，朝局氛围谈虎色变，一直蔓延到明朝末年。

大明朝持有这样的政治思维与态度，那面对英军会做和结果？

真正的悲剧

正如上面所说，大明朝势必和英国发动一场战争，在“不投降”政策下必然旷日持久。但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依旧是英法军舰从海上直扑京师，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绝对是悲剧的！因为不论皇帝是嘉靖还是万历，他们都不具有晚清时的朝局氛围，天子能在政治上更理性，决策上更圆滑，百官能够不重名节保皇室等。因此，面对英法的坚船利炮，清朝的咸丰皇帝能麻溜地跑热河去，把恭亲王推上去主持大局。但大明朝则没有这样的机会，王朝势必将如同北京保卫战一样，让当朝天子坐堂，死抗到底。

当高维度的文明打击低维度文明时，结果可想而知。全世界也没出现过封建统治打赢工业革命的“奇迹”，然而却有殖民统治将更低维度文明打入“濒临灭绝”的实例（参照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做法）。

战争的泥潭不会让追求财富的帝国文明轻易收手，而明朝统治系统的短浅战略思维更不会将战争拖入持久战。一旦大明中央朝廷被击垮，结果就会按照印度被殖民的结果发展下去。所以，面对蛮夷钢枪猛炮的入侵，由汉人执掌的大明王朝即使誓死抵抗，也难以从更高明的政治角度去剖析发现问题的根本，解决战争问题的实质。

说实话，晚清的外交手段与政治思维确实高明

当初，英法联军兵临城下，身为天子的咸丰能逃到热河去，这在老百姓看来是奇耻大辱呀，但对现实问题确实得以解决。一来蛮夷不直面天子，天子的权威并未被直接侵犯；二来交待一个“挡箭人”同洋人协商谈判，解决问题；三来是“最政治的手段”，一但协约引起天下万民和百官的积愤，挡箭人迅速可以转化为替罪羊平息事态。要知道，天子统治的不是洋人，是普天百姓，只要安抚住百姓对统治地位不动摇即可。

英法打入北京城时，远在安徽的李鸿章就和曾国藩说到：“英法夷人远道而来，目的只是为利，以利给予则无大碍……。”

晚清自始至终对帝国主义的进犯从来都是示好中以求相持，相持中谋求自强。

满清政府的示弱，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非常理性的。成熟的统治系统是十分清晰“鸡蛋撞石头”和“留的青山在”之间的界限的。

晚清的示弱，其做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晚清的合法统治性一直并未被动摇，它一直是同各帝国主义进行外交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鲜有帝国扶植傀儡政府来稀释大清的合法性。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央政府的合法唯一，则让同帝国签署的所有条约都有实际作用，同时相互联系起来的利益关系则也在各个帝国的关系中产生了制衡的作用，确保了自己不被推翻，确保了清廷一直对这片土地具有统治权。

而这样的政治思维，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到明思宗朱由检覆灭，整个近300年中都未有丁点展露。可想而知结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