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網特稿《寄生蟲》獲奧斯卡4項大獎的新聞，如平地驚雷般，讓人們的目光再度聚焦韓國電影。不少人一臉困惑，“這幾年韓國電影是什麼情況？”“怎麼突然就獲奧斯卡了？”
這種質疑，不無緣由。畢竟，一則“限韓令”的傳聞見網後，韓國電影從內地銀幕上消失了好幾年。但看不到，不等於不存在。這期間，韓國電影進步神速。以《極限逃生》為代表的災難片開始發力，《哭聲》《娑婆河》等恐怖片嘗試與宗教理念結合，《鐵雨》《特工》再度開創南北題材新拍法。
《寄生蟲》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一次質變，背後是整個韓國電影圈的匍匐前進。表達自由，讓韓國電影人敢想、敢寫、敢拍。一系列佳作，因此誕生。今天，我們將列舉傳聞中的“限韓令”後，韓國電影在3個類型上的突破。順便由衷說一句：“是時候正視韓國電影的進步了。”
宗教化的“新恐怖片”
韓國恐怖片最初的著力點跟日本很像—靈異。從販賣尖叫的“女高怪談”系列，到安兵基推出都市傳說系列《兇咒》《鬼鈴》《筆仙》《公寓》《突然有一天》。忽閃忽亮的燈泡、黑髮白臉的女鬼、怎麼也解不開的詛咒，一度成為韓恐的常態。
就連有“韓國最美韓恐片”之稱的《薔花，紅蓮》，也沒有擺脫“精神狀態”“女鬼”“邪惡後媽”的桎梏。這段時間，韓恐主要在“冤魂復仇”和“民間傳說”領域，深耕細作。
2008-2010的兩部《考死》，開始玩起了密室逃脫，讓人眼前一亮。不過很快曇花一現，後來居上的《恐怖故事》《白色：詛咒的旋律》《寄生靈》...又開始嚼老梗。
直到2016年《哭聲》的出現，韓國恐怖片改頭換面，讓世界震驚。一個看似鬧鬼的故事，背後糅雜了玄幻色彩、人魔較量、宗教符號，甚至有人還解讀出政治隱喻。
其內容的複雜程度，完全顛覆了對韓國恐怖片的認知。羅泓軫更是讓一個最尋常的韓式庭院，變得鬼氣十足，讓人不敢靠近。影片拿下了當年韓國青龍電影獎最佳導演、最佳男配角、最佳配樂、最佳剪輯4項大獎。
再一次，讓我大呼“邪門”的，是2019年的《娑婆訶》。有人稱它是韓版《雙瞳》。《雙瞳》之所以被許多人稱神，是因為它在2002年，就用道教的陰陽五行講善與惡的失控、講得道修仙。內容早已超越“沉冤得雪”“輪迴復仇”的簡易範疇。
《娑婆河》也是用宗教理念講失控，講相生相剋。一個牧師調查受賄案件的故事，揪出了邪教信仰的扭曲與殘忍，模糊了善與惡、罪與罰的界限，對信仰的終極意義發出疑問。
片中的邪教，既有佛教的意味，又夾雜了偏差化的基督教理念，像極了新天地教。難怪最近深受疫情困擾的新天地教，曾抗議影片影射了他們（新天地教本身就是邪教）。
片中充斥著各種經文隱喻和宗教符號，不少情節的處理像學術解讀，觀感略顯晦澀。至於驚悚程度，那場姐姐重生的段落，頗有當年“雙瞳”現真身時的震撼！茹毛飲血的恐懼瞬間轉化為神秘的警世預言，兩者碰撞出的化學反應，產生了凌駕於感官之上的高級驚悚感。
《娑婆河》與《雙瞳》之間，相隔17年。遺憾的是，這期間，華語電影再無《雙瞳》這般極具創新意義的恐怖片。無論是近幾年的《紅衣小女孩》系列，還是眾星雲集的《李碧華鬼魅系列》、麥浚龍的《殭屍》、邱禮濤的《失眠》，本質上依然在續寫民間鬼怪傳說，換湯不換藥。
《與神同行》系列
上文說的是題材突破，在市場表現上韓國恐怖片也有代表作。從宗教中提煉世界觀、大玩陰陽概念的《與神同行》系列票房大爆發，2017年和2018年兩集的票房都突破千萬人次，韓國電影史上首次。而且影片在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地區均取得創歷史的成績，甚至《與神同行2》的亞洲首映式都是在臺北舉行，足以說明這個系列在港臺地區的影響力。
《與神同行》系列後韓國電影逐步成為港臺地區僅次於好萊塢的外語電影，甚至他們的影響力也在向原本港片的市場東南亞拓展。《與神同行》系列中陰間、判官的設定幾乎都能在中國文化中找到對應，故事展現出的對忠奸、善惡的評價標準也帶有儒家文化的深深烙印。這也是該系列能在香港、臺灣大賣的重要原因之一。
類型片的概念是好萊塢最擅長，模式全球通行，內涵卻必須結合本國文化特色。韓國商業電影多年來一直在積極學習好萊塢的類型片模式，並在這條路上走到了我們前頭，《與神同行》系列堪稱典型成功案例。
此外，驅魔題材的《黑祭司們》《陰曹使者》《變身》，都讓韓國傳統的恐怖/奇幻類型重煥生機。目前，由河正宇主演的《衣櫥》，正在韓國熱映，也是一部融合宗教理念的恐怖片。韓國門戶網站NAVER的觀眾評分高達8.4。
打破常規的災難片
2019年，一匹暑期黑馬《極限逃生》，讓我們看到了韓國在災難片領域的努力。它不僅收穫了900萬觀影人次，票房更是擊敗了《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令人驚喜的是，它延續了災難片的“爽”，卻不僅僅只有爽。頗具創新的劇本和腦洞大開的動作場面，使人拍手叫絕。
作為一部災難片，《極限逃生》有著奇觀性的災難場面。開頭就是毒氣瀰漫了整個都市。人們只有跑的比毒氣更快、更高才能得救。影片的巧妙之處，在於故事發生在一個晚上，讓主人公與時間賽跑的同時，將災難在視聽層面造成的緊張感，轉化為心理層面的刺激。
《極限逃生》的亮點，還在於類型的突破——災難+喜劇。以往韓國的災難片，都少不了悲劇色彩。這確實也是災難片的套路，在大悲中洞悉人性深淵。但《極限逃生》偏不這麼做。男女主角被困在高樓裡，活活上演了一出“天台跑酷”+“徒手攀巖”，簡直腦洞大開！
此外，《極限逃生》依然保留了韓影一貫的“批判色彩”。逃生之餘，不忘調侃一番“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被困在摩天大樓的人，總是搶先被發現、獲救。而困在普通小樓裡的人物，只能開著閃光燈，揮舞手機等待救援。
韓國電視臺為了拿到主人公逃生的獨家資料，不惜用無人機進行現場直播。影片也藉此諷刺了，電視臺為收視率吃人血饅頭。正是批判色彩，讓影片的故事不侷限於動作場面，而是引發思考。
回看韓國這些年的災難片，如《漢江怪物》《流感》《摩天大樓》《海雲臺》《隧道》《恐怖直播》等，都把災難源頭歸之為社會弊端。比如豆腐渣工程，汙染、階層固化等。它們在撕開韓國社會陰暗面的同時，也展現了一個小人物如何艱難自救的過程。而且這個設定沒有地域侷限性，極易產生共情。
在災難面前，人性的光輝和陰暗，都擺在檯面上。如果災難片只是一味的渲染悲情、過度關注驚險場面，或者傾向謳歌部分群體，則毫無意義。2019年，我們也上映了一些災難片，像《天·火》。看完只想套用一句郭語：“我覺得你在無中生有、暗度陳倉、憑空捏造、憑空想象......”
死磕南北關係的動作片
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韓國電影對南北關係的探討，從未停止。起初，這種類型的電影說教意味濃厚，目的性極強。《生死諜變》的出現，改寫了這種方式。
影片以南北分裂為背景，書寫了一段南北韓間諜之間的愛恨情仇。片中，朝鮮間諜李芳熙被刻畫成一位出色殺手。因為錯愛“不同信仰”的人，最終丟了性命。它用類型片元素，取代了陳舊的說教套路。此後，關於南北差異的元素，頻繁出現在各種動作片、諜戰片中。
改變也在悄然發生。《共同警備區》《太極旗飄揚》《歡迎來到東莫村》........讓我們又看到了另外一層南北關係的解讀。用小人物的命運，帶出南北關係半個世紀的變遷，並讓人深思民族分裂背後的原因。
此後，南北關係在韓國的諜戰片中，產生了兩個分支。一類是喜劇化的間諜片，有濃厚的趣味性。比如《鐵雨》，直接架空歷史。《鐵雨》講述了在朝鮮政變，半島核危機一觸即發的虛構背景下，從朝鮮護送重要人物前往韓國的朝鮮軍人嚴鐵雨和韓國青瓦臺外交保安官郭哲宇阻止危機爆發的故事。
作為一部南北題材電影，《鐵雨》展現了超強的想像力和原創能力。乍一看故事與《義兄弟》《共助》等“南北”影片題材相似，但實際上該片涉及了南北對峙，朝核問題，以及美國、日本和中國三個強國之間的角力，對於強國之間尖銳的攻防戰以及內部盤根錯節的政治鬥爭都表現的極具魄力。
有韓國觀眾稱，“這是《生死諜變》之後最具有挑釁性的南北題材電影”、“分裂國家基於現實的奇幻故事”、“影片講述了發生在4天之內的故事，看的過程就好像抱著核彈在奔跑，毫無喘息的機會“。
片中有不少南北差異的段子，令人捧腹。比如郭哲宇問嚴鐵雨，是不是吃田鼠。嚴鐵雨上一秒還聲嘶力竭的辯解：“我們天天吃肉！”下一秒就一口氣呲溜了三碗手擀麵，連湯都不剩！
另一類，是嚴肅間諜片，比如2018年上映的《特工》。影片當年上映12天累計觀影人次突破400萬，這一速度與同類南北題材電影《鐵雨》（18天）、《共助》（13天）相比都要快。曾入圍第71屆戛納電影節午夜展映單元。
以往看到的南北關係電影，都是北朝鮮特工滲透在南韓，竊取情報的故事。而《特工》正好相反，它以南韓間諜的視角為切入點。
黃晸玟飾演了代號“黑金星”的韓國間諜，他受命於韓國國家安全企劃部室長。為了收集朝鮮核武器情報，他隱藏真實身份，以共同推進南北共同事業為名接近朝鮮高層李明雲。表面上兩人相互信任，但實際上卻針鋒相對相互牽制，他們亦敵亦友的關係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故事走向。
李明雲與“黑金星”的人物關係，在以往南北題材的電影中很是少見。他們雖有各自的執念，但依然彼此尊重。隨著劇情深入，矛盾點凸顯。當同胞的信仰變質，自己是要成為一顆陰謀論棋子，還是為了理想英勇奮戰？
《特工》講的是一個南北韓間諜，互相理解、相互承認的故事。有時候，他們甚至脫離了這層關係，被真正當做一個人來看待。它延伸了另外一層思考“看起來是敵人，反而是同志；看起來像同志，反而是敵人。”在這種歷史題材的處理上，再一次彰顯了韓國電影的創造力，不拘泥於條條框框。
《寄生蟲》拿獎後，我們第一時間撰寫了文章，詳細講述了它獲獎的幾大原因（影片質量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在肯定《寄生蟲》質量的同時，我們也身感有責任將韓國電影的現狀，書寫出來，直視韓國電影的努力與進步。
本期內容中提到的影片，不管你看得上，還是看不上。不能否認，它們都是敢想、敢拍的電影。它們都是自由表達的電影、忠於自己的電影。
在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編著的《韓國電影史：從開化期到開花期》中，有這麼一句話：“對於創作者來說，表達自由相比其他政策支持更為有效，韓國電影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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