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中後期，由於綜合國力明顯處於下風，蜀漢和東吳政權逐漸顯現頹勢。為此，公元263年，司馬昭力排眾議，派遣鍾會、鄧艾、諸葛緒等人三路大軍伐蜀，並由鄧艾率領的偏師出人意料地攻取成都，迫使後主劉禪出降。自恃清高的鐘會對鄧艾不滿，聯合監軍衛瓘汙衊鄧艾謀反，將鄧艾檻送洛陽，自己卻在姜維的慫恿下打算自立於蜀地，卻兵敗身亡，負責善後事宜的監軍衛瓘深知自己參與誣陷鄧艾的陰謀，派人追上並處死身在囚車中的鄧艾，形成“二士爭功”兩敗俱傷的悲慘結局。但是，對鄧艾來說，身後的悲慘遭遇還遠沒結束。事後得知消息的司馬昭在處理鍾會和鄧艾的手段大相徑庭，被認為是罪魁禍首的鐘會家族基本無恙，但公認被冤殺的鄧艾不但罪名得不到昭雪，家族妻兒反而被殺戮流放，甚至到了西晉建國後，晉武帝司馬炎才赦免鄧艾子孫，對鄧艾卻是置若罔聞。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鄧艾在滅蜀之後輕易遭到冤殺？又是為何鍾會和鄧艾的處理差距如此之大？接下來，本文打算結合史料，從司馬氏魏晉嬗代依靠力量的角度，分析鄧艾被冤殺卻長期得不到平反的深層次原因。
司馬昭伐蜀決策背後的政治考量
應該說，司馬昭在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突然宣佈伐蜀，出乎曹魏政權高層人士大多數的意料，這一決定的作出可謂是力排眾議。在此之前，雖然曹魏政權的國力遠高於偏居一隅的蜀漢政權，但是蜀漢政權一向高舉“匡扶漢室”的政治旗號，多次以攻為守，在關中地區與曹魏政權交戰。總的來看，曹魏政權在西線戰場長期處於守勢。因此，司馬昭的這一決定一出，便遭到了許多朝臣的質疑和反對。
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眾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
最終，司馬昭任命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擔任伐蜀大軍主帥，熟悉關中情況的老將鄧艾擔任副手，並任命廷尉衛瓘擔任監軍。表面看來，司馬昭在內部意見尚不統一的情況下，決定出兵，在軍事層面並不是很明智。但是，作為政治家的司馬昭，在對待伐蜀問題上有著更為重要的政治考量，即司馬昭之所以力主發動伐蜀戰爭，並非是有意儘快完成天下一統的霸業，更重要的是想憑藉滅蜀之功，稍微平息一下天下對司馬氏的非議，為司馬氏嬗代掃清障礙。
三國疆域示意圖
自從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實際掌控了曹魏政權，並開啟了魏晉嬗代的進程。隨著司馬懿父子三人輪番上陣先後平定了以王淩、毋丘儉、諸葛誕等人為首的“淮南三叛”，司馬氏掃清了內部最後的對手，司馬氏在曹魏政權內部推進代魏大業已經沒有障礙，朝廷已經有了“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的動議，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司馬氏取代曹氏的計劃即將開始付諸實施。
五月，天子以幷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為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
可是，不曾想魏帝曹髦性格剛烈，竟親率衛士攻打司馬昭，雖然不出意料地兵敗被殺，但是這也使得司馬昭背上了弒君的罵名，但是此舉給企圖代魏的司馬昭帶來了強大的道德輿論壓力。儘管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士族更是對此心照不宣，甚至不乏有意推動此事進程之人，但是，如此不顧表面上的君臣倫理，公然弒君仍然觸及到了士族的傳統倫理底線，甚至引發了司馬氏政治集團內部重要成員司馬孚和陳泰等人的抗議。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都不敢推動代魏的進程，魏晉嬗代陷入了僵局。
《三國演義》中的司馬昭形象
這種政治僵局肯定是司馬昭所不願意看到的，為了打破這一尷尬局面，使得司馬氏更具合法性，司馬昭決定發動滅蜀戰爭，以滅國之功強化司馬氏的合法性。事實上，司馬昭也確實從滅蜀戰爭的勝利中找到了推進代魏進程的理由，當鍾會圍攻姜維、張翼等蜀漢將士於劍閣，滅蜀戰爭初戰告捷之際，司馬昭就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之前多次辭讓的相國、晉公和加九錫之命。在平定蜀漢之後，在次年（公元264年）三月接受了晉王的封號，又很快追封自己的父親司馬懿為晉宣王，兄長司馬師為晉景王，不久就命令親近大臣開始建章立制，為魏晉嬗代抓緊時間做準備。
進帝爵為王，增封並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衝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晉書·文帝紀》
從上述史料來看，司馬昭發動伐蜀戰爭不過是為了國內政治目的服務，其政治考量遠大於軍事考量。
鄧艾出兵伐蜀出奇制勝，卻招致殺身之禍
按照伐蜀主帥鍾會的謀劃，魏軍十八萬大軍將兵分三路：鍾會本人率主力十二萬，從駱谷、斜谷的大路進攻漢中；鄧艾與雍州刺史諸葛緒各率三萬人馬從隴西方向牽制姜維的軍隊，其中，鄧艾負責攻取甘松、沓中阻擾姜維的行動，諸葛緒則負責佔領橋頭切斷姜維退往漢中的歸路，試圖通過前後夾擊，將姜維所率軍隊隔離在漢中以外，使得鍾會率領的主力可以迅速佔領漢中，直接攻取成都。
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徵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晉書·文帝紀》
曹魏伐蜀之戰
《三國演義》中的鄧艾形象
但是，由於諸葛緒行動遲緩，未能在橋頭阻截到姜維，姜維順利地率軍退往劍閣，憑藉天險優勢，與鍾會大軍形成對峙。在這種情況下，諸葛緒率軍來到劍閣與鍾會會師，但是，老將鄧艾並沒有依照計劃行事。他自行上報司馬昭去沒有告知鍾會，決定從陰平小徑，翻越崇山峻嶺，繞開劍閣天險，直取成都。鄧艾此舉確實出其不意，當他的軍隊付出慘重代價，來到蜀漢腹地時，蜀漢政權一片恐慌，諸葛亮之子諸葛瞻在江油迎擊鄧艾，被鄧艾擊敗，鄧艾很快兵臨成都城下，後主劉禪接受了大臣譙周的建議出城投降，鄧艾以偏師一舉滅亡蜀漢，立下滅國大功。司馬昭因此封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但是，鄧艾的軍事行動事先沒有得到鍾會的同意，這就使得身為主帥的鐘會十分不滿，再加上鄧艾在獲勝後難免有點狂傲，引發了鍾會、衛瓘、師纂等人的不滿，他們利用了司馬昭對鄧艾的猜忌之心，聯名向司馬昭上奏鄧艾有悖逆的可能，於是司馬昭下令逮捕鄧艾，將其父子檻車徵還洛陽。
“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
而此時的鐘會並無家室所累，只有養子在身邊，再加上降將姜維有意攛掇鍾會自立於巴蜀，於是，鍾會在成都舉起反旗，後來被監軍衛瓘、胡烈等人平定。此時的衛瓘因為曾與鍾會共同上書誣陷鄧艾，不願意看到鄧艾安全抵達洛陽，於是派部將胡烈星夜追上檻車殺死鄧艾父子。
翻越陰平小徑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鍾會和鄧艾的是非曲直應當是一目瞭然，鍾會不但誣陷鄧艾，還起兵打算自立，是這場政治鬧劇的罪魁禍首，而鄧艾則是含冤而死。但是，司馬昭對待二人的處置卻是讓人大跌眼鏡。按理說這種謀逆大罪，應當夷三族。但司馬昭只是處死了鍾會的兩位養子，鍾氏家族其他人員都得到了赦免。對待鄧艾的問題時，不但不與昭雪，反而下令將鄧艾其餘兒子全部處死，將妻子和孫輩流放西域偏遠地區。“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
鄧艾身後一波三折的平反之路
鄧艾被公認是被冤殺，雖然陸續得到了一些政治補償，卻也始終沒有得到平反，即使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政治補償，其過程也是一波三折。
在完成代魏大業後，司馬炎為爭取人心，在泰始元年頒佈詔書赦免了一大批曾反對過司馬氏的人物後裔。對於鄧艾來說，得到的赦免不過是允許給鄧艾立後，“令祭祀不絕”，仍然認為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
到了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終於有人站出來為鄧艾說話，鄧艾的下屬，曾擔任鎮西司馬的議郎段灼上書要求為鄧艾平反。表文中這樣提到：
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七十老公，反欲何求。
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屍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
但是，司馬炎並沒有接受段灼的合理意見，鄧艾仍然得不到平反。
直到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曾經擔任蜀漢政權尚書令的樊建，曾經與鄧艾有接觸，樊建當時擔任給事中，再次藉機勸諫晉武帝司馬炎：
“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為‘所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
樊建提出，鄧艾所遭受的冤屈世所公認，如果明知如此還是置之不理，司馬氏開國推崇的開明治國理念就難免受到質疑。晉武帝終於感覺過意不去，答應考慮給鄧艾一個交代。但是，從司馬炎最終發佈的詔書內容看，雖然承認鄧艾多有功勳，但是仍然認為其有大罪，知只是因為其沒有反抗束手就擒，因此特別憐憫鄧艾子孫為奴隸的悲慘遭遇，免除他們流放西域的刑罰，並任命鄧艾的嫡孫鄧朗為郎中。總的來看，雖然這份詔書使得鄧艾子孫的境遇有所改觀，但是，司馬氏仍然沒有給鄧艾平反，甚至直到西晉滅亡，這一問題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以其嫡孫朗為郎中。”
鄧艾不得平反的深層次原因分析
功勳卓著的鄧艾有滅蜀漢之功，卻慘遭冤殺得不到徹底平反，其原因是多方面，這其中既有鄧艾本人滅蜀之後居功自傲因素，也有司馬昭對其的猜忌因素，也有鍾會、衛瓘等同僚忌憚其戰功因素，更有司馬氏集團內部以鍾會、衛瓘為首的司馬氏集團內部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員之間的矛盾因素。
一是鄧艾滅蜀後確有居功自傲行為。司馬昭曾經說過：”徵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處斬）“，雖然很大成分有為自己不給鄧艾平反開脫的嫌疑，但也全非亂說。滅蜀之後，立下大功的鄧艾確實有點飄飄然，曾經很自得地對被俘獲的蜀漢士大夫們說，你們這樣士大夫能活下來，幸虧遇到我。要是像當年遇到吳漢（指東漢初年吳漢討伐公孫述時，在成都大肆屠殺的事）那樣，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又認為姜維固然是一代豪傑，可惜與自己對抗，所以敗下陣來。
《三國志》載：“（鄧）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此外，鄧艾滅蜀後，還不經請示，擅自分封后主劉禪以下文臣武將。參照東漢時期“雲臺二十八將”之首的鄧禹，以天子的名義，鄧艾擅自分封劉禪為驃騎將軍，蜀漢的太子為奉車都尉，劉禪的其他兒子也都為駙馬都尉，並對蜀漢群臣進行了封賞。
“輒依鄧禹故事，承製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大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
這些行為雖經師纂勸諫，仍一意孤行，這也使得師纂最後加入了鍾會等人誣陷的行列中。
二是鍾會等人對其戰功的忌憚因素。伐蜀之際的鐘會正值不惑之年，正是建功立業的大好年紀，再加上鍾會自幼與司馬昭兄弟交好，此時伐蜀又是極少數極力支持的朝中大臣，因此得以擔任伐蜀大軍主帥，這潑天的滅國之功本應屬於鍾會，不曾想鄧艾偷襲陰平小徑的計劃事先沒有告知自己，大大損害了鍾會的自尊心，鄧艾又率先攻取成都，這滅國之功儼然被搶走了，自己回去估計要被士族同僚們嘲笑，鍾會因此很是怨恨鄧艾。再加上鍾會在劍閣接受姜維投降後到達成都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鄧艾沒有徵詢鍾會和衛瓘等人的意見，擅自對許多重大事宜做主，使得鍾會、衛瓘等人與鄧艾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也促使他們聯合起來誣陷鄧艾謀逆。
三是司馬昭的猜忌因素。眾所周知，鄧艾是堅決反對司馬昭出兵伐蜀的反戰派。為此，司馬昭不得不派出主簿師纂擔任鄧艾的司馬，用以加強對鄧艾的控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司馬昭並不是很信任鄧艾。
徵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晉書·文帝紀》
在滅蜀之後，司馬昭很快察覺到了鄧艾的擅權行為，還特別透過監軍衛瓘勸諫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但是，鄧艾並沒有感覺到司馬昭對其的不信任。甚至還上書要求趁機滅吳。為了滅吳他還上書司馬昭要封劉禪為扶風王，以安定人心，給東吳君臣做好歸降的表率。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徵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徒，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在司馬昭表示暫不同意伐吳的情況下，但鄧艾卻再度進言，以《春秋》《孫子兵法》為典，言稱：“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其言辭使得司馬昭很是擔心鄧艾的忠誠。在此情況下，鍾會等人聲稱鄧艾謀逆的上書不過是壓倒鄧艾被抓的最後一根稻草。儘管鄧艾死前曾言：“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但是被君王起了猜忌之心，其下場不會很好。
四是司馬氏集團內部以鍾會、衛瓘為首的司馬氏集團內部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員之間的矛盾因素，這才是鄧艾不得平反的本質原因。司馬昭出身河內司馬氏家族，是士族高門，構成司馬氏集團的核心，大都是與司馬氏交好的曹魏功臣後裔，他們在社會階層、文化取向等方面與出身低微的鄧艾有明顯的差異和隔閡。鄧艾不但出身卑微，因為口吃，不能擔任主管文書的官吏。後來改任看護稻田和牧場的小官。同郡一個官吏的父親可憐他家貧，送給他很多財物，鄧艾沒有表示謝意。他每次看到山川大澤，總是籌劃可以設置軍營的地方，當時的人都笑話他。後來任典農綱紀、上計吏。拜訪太尉司馬懿。司馬宣王認為他與眾不同，徵召他任太尉府掾，又升任尚書郎。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詣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闢之為掾，遷尚書郎。——《三國志·鄧艾傳》
最終，鄧艾憑藉屯田和在關中前線的功績，成為曹魏政權的名將，但是始終在司馬氏集團處於邊緣地位。單純地看待鄧艾和鍾會之間的衝突，可能覺得是偶然事件，但是，在魏晉嬗代的過程乃至晉朝立國之後很長時間，這種士族與寒族之間因政治利益引發的衝突不在少數。公元280年，晉武帝派王渾為主帥，王濬為輔助南下滅吳。同鄧艾一樣，從巴蜀地區順流而下的王濬沒有按照原先的作戰計劃，在秣陵停留，接受王渾的節制，而是看到戰機成熟，順利而下直取建業，迫使吳主孫皓投降，立下了滅吳大功。這也同樣引起了主帥王渾和濬之間的衝突。王渾乃是太原王氏出身，其家族與司馬氏關係密切。與鍾會一樣，王渾上表彈劾王濬，雙方你來我往，互相攻擊，幸好司馬炎處置妥當，沒有釀成了類似於鍾會和鄧艾之間的“二士爭功”的悲劇。但是，朝堂上士族佔據優勢的朝臣卻不甘示弱，完全站在王渾的立場上，試圖置王濬於死地。究其原因，佔據司馬氏集團核心地位的士族官僚，為了確保自身的政治利益，大肆打壓像鄧艾、王濬這樣出身一般依靠功勳起家的官員。
這一系列事件背後，隱藏著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即士族與寒族之間的矛盾，司馬氏集團內部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員之間的矛盾。這些功臣子弟都出身士族，長期以來與司馬氏家族關係密切，有著共同的文化取向和政治利益，因而成為司馬氏集團的核心成員，也是支持司馬氏完成代魏的主要力量。
回到鄧艾不得平反的問題上，可能有部分士族出身的官員出於義憤會流露出對鄧艾的同情，如杜預曾公開批評衛瓘處死鄧艾不是名士所為，“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但也僅此而已，他們不會主動站出來為鄧艾鳴冤。司馬氏為了爭取士族們的支持，寧願去赦免率先挑起淮南叛亂的原太尉王淩，只因其出身太原王氏，又屈尊主動與諸葛誕的兒子求和，看重也是琅琊諸葛氏的力量。而對於鄧艾、王濬乃至同樣挑起淮南叛亂的毋丘儉這樣的寒族官員，他們只能遭受司馬氏的打壓，這也是鄧艾不得平反的悲劇的最重要癥結所在。
結語
三國後期司馬氏頗為倚重的名將鄧艾，雖然出身低微，但是憑藉自身聰明才幹，屢立功勳，成為魏國在關隴抗蜀前線的柱石。在魏國滅蜀之戰中，鄧艾兵行險棋，率領偏師走陰平小徑，繞開劍閣天險攻取成都，立下滅國大功。但是，卻因鍾會構陷謀反，冤死於檻車之中，鄧艾的身後悲劇還不止於此，他死後諸子被戮，妻孫被流放西域，即使有識之士多次呼籲，終究不得平反。鄧艾不得平反的根源看似在於自身滅蜀後居功自傲引發鍾會嫉妒構陷，進而激發了司馬氏的猜忌之心，實則在於牢固掌握司馬氏集團核心地位的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員之間的矛盾，這些功臣子弟不願看到像鄧艾這樣的外來力量影響和阻礙政治地位，因而選擇極力打壓他們，為了維護司馬氏統治集團的穩定性，司馬氏歷代君王均不願恢復鄧艾的名譽。
參考資料：《三國志·魏書》、《晉書·文帝紀》、《資治通鑑·魏紀》、《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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