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晨，年齡21，家是哈爾濱……”
民警打斷的我話問道：“不是北京人？為什麼來北京？來多久了？現在住在哪裡？”
我支支吾吾的說道：“我家裡窮，供不起我和妹妹同時上大學，我把上大學的機會讓給了妹妹，我來北京打工，剛到北京一週的時間，現在還沒住的地方，睡公園、睡網吧。”
審訊我的民警看了看身邊正在接水泡茶的另外一個民警，有點無語的說道：“又是一個社會不穩定因素。”
接水泡茶的那個民警無奈的笑了笑，回到桌邊問道：“你為什麼來北京而不去其他城市？你想在北京找什麼樣的工作？”
“北京比較大，就業機會比較多吧，我想去酒吧唱歌，但是找了很多天都沒有酒吧要我，我就只能在公園裡面唱歌。”
“老實交代吧，偷過幾次東西了？”
“我沒偷……”
身邊的樂器行銷售員氣勢洶洶的插嘴說道：“人贓俱獲了你還抵賴？”
雞窩開口道：“吉他是我偷的，不是楊晨……”
“是我。”我搶著說道：“是我偷的吉他，今天我在天橋下唱歌，吉他和音箱都被城管給砸了，他們還打了我一頓……”說著，我把體恤扯開，露出肩上被打淤青的地方給他們看，“沒有吉他我你就沒有了收入的來源，我和雞窩說了之後，他幫我去偷吉他，都是我的錯，要抓就抓我，和他沒關係的。”
兩個民警盯著我看，在他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絲憐憫，我不想讓別人可憐我，我總覺得要活出點自己的尊嚴，然而此時此刻我卻沒這個能力。
雞窩就在我身邊，把手伸了過來，握著我的手攥成了拳頭的樣子，轉過頭看著我說道：“楊晨，你別這樣，咱有啥說啥。”說完之後，雞窩對民警說道：“楊晨說謊了，把吉他拿走的是我，我來說。我們是去買吉他的，她要我們９８０塊錢，當時我們倆身上全部的錢加一起也才湊了７００多塊錢，晚上還要留出２０塊錢吃飯，因為我們一整天都沒吃過任何東西了，吉他是我拿走的沒錯，我承認。在拿走吉他之前我買了一個信封，裡面塞了６８０塊錢進去，還留了欠條，保證把剩下的３００塊錢明天送過來，我拿走吉他的時候，那個信封被我塞到了琴行的地毯下面，我拿到吉他給楊晨的時候，他還問我吉他是不是我偷的，我向他保證明天帶著他去琴行取發票或者是收據，他並不知道這把吉他是我怎麼拿出來的，我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是我們真的沒辦法，沒有吉他，他就不能站在公園唱歌，這是他唯一的收入來源。”說到這，雞窩對身邊的樂器行銷售誠懇的說都：“請您原諒我們，我沒有撒謊，你們可以在樂器行的地毯下面找到我留的錢和欠條。”
樂器行的銷售聽了雞窩的話都有點驚呆了，她凝視我和雞窩，半天都沒回過神。
民警把筆錄本和起來，對銷售員說道：“姑娘，我有個不情之請，如果他們倆說的是真的，你能不能原諒他們這一次，兩個年輕人也的確挺不容易的，北京這個城市……有時候真的太折磨人了，對了，我還沒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白琳娜，我只是樂器行打工的銷售，一會兒我們店長到了，如果他們沒撒謊，我願意幫他們和店長求個情。”
剛剛倒茶水的民警起身，走到飲水機邊給我和雞窩還有白琳娜接了三杯水，放在我們面前對雞窩說道：“如果你真的留下了680塊錢和一個欠條，那這個性質又不同了，拋開民警這個身份，我倒是理解你的所作所為，願意為你們調解，但是你也要記住，即便是這樣，也不是合法的。”
雞窩點頭說道：“我懂，我是沒有任何辦法了，楊晨他很不容易，剛來北京錢包就被人偷了，那把木吉他是他全部的財產，卻被城管砸了，為了賺每天的生活費，即便是下雨天，他都要去賣唱賺錢，我們認識沒多久，我覺得能幫就幫一下吧，畢竟我也是來北京打工謀生的，知道這其中的不易，堅持的每一天都是一種煎熬。”
另外一個民警對白琳娜說道：“你打個電話給你們店的人問問，能不能找到他留下的那個信封和欠條？”
白琳娜想起來打電話問一下，讓店裡的人去找一找雞窩留在地毯下面的信封，那封信還沒找到，樂器行的店長來了，他是帶著監控視頻過來的。在視頻監控裡，看得到雞窩當時有一個蹲下去的動作，因為監控角度的問題，卻看不到雞窩蹲下去到底在幹什麼，視頻記錄了我和雞窩從到店到帶著吉他離開之後的全部過程。
這也算是我們“偷盜”的鐵證了吧！白琳娜把事情相信經過和店長說了一遍，店長是個40歲左右的男子，冷眼看著我雞窩，從兜裡掏出一盒中華煙發給兩個民警，當著民警的面他也沒發作，但是臉上寫滿了“不高興”，就在這時，白琳娜的手機響了，接到了一個讓我和雞窩徹底不淡定的消息——地毯下沒有雞窩留的那個信封！
當時雞窩就驚了，大聲反駁道：“怎麼可能找不到？我親自放下去的，你讓他們再找找，我沒撒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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