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三年正月，明帝曹睿早逝，最終託孤於司馬懿、曹爽輔政。主少國疑，在這至高權勢面前，二人很快產生裂痕。面對曹爽帝室宗親的身份，咄咄逼人的姿態，司馬懿百般示弱，裝瘋賣傻，甚至託病隱退。曹爽派親信去司馬懿家裡試探，司馬懿以滿分演技，裝作一副苟延殘喘，餘日無多的樣子。於是曹爽以為勝局已定，徹底放鬆警惕。
正始十年正月，曹爽陪魏帝曹芳拜謁明帝之墓高平陵，並愚蠢地將自己身居要職的兄弟親信全部攜出。洛陽城內，一時之間權力出現真空！暗中窺伺的司馬懿敏銳地抓住機會，陡然發難，依靠兒子司馬師暗中糾集的三千死士，控制了洛陽城內囤放兵器的武庫，並下令關閉洛陽各門，號稱奉皇太后的詔書，更替朝官，罷免曹爽兄弟。隨後派朝中重臣前往勸降，指洛水為誓，向曹爽承諾，此舉只為罷免其官職，不會危及性命，甚至連其爵位都可以保留。
久歷富貴，陡遇挫折，優柔寡斷而又心存幻想的曹爽，經過一夜的思前想後，第二天竟束手投降，司馬懿攫取了曹魏最高的權力，史稱“高平陵之變”。其後，司馬懿不顧之前承諾，屠滅曹爽三族，並清洗了曹爽的親信勢力。
“高平陵之變”前後，完美地照應了司馬懿的行事特點：當敵人尚強時，他虛與委蛇，雌伏忍耐；而抓住機會時，便陡然發難，給予致命一擊；得手之後，辣手除根，不留後患。
這一場政變，是司馬懿人生裡的一個折點。如沒有這場政變，那以他先前所建的勳業，以及受曹丕、曹睿兩代託孤的恩寵，則青史之上，當去諸葛亮不遠，勉強可以說是三國時期與諸葛亮“雙璧”般的存在。退一步講，“高平陵之變”還是發生了，如果司馬懿身死之後，能還政於幼主，或者再退好多步，司馬師死後，其弟司馬昭能遵從朝命，駐足許昌，則司馬懿尚不失為霍光矣。
畢竟如果沒有以後發生的一切，司馬懿生前所表露出的，不過是一個託孤大臣，在權力鬥爭過程裡很平常的表現，沒人會苛責司馬懿狼子野心，心狠手辣，只會嘲諷曹爽繡花枕頭，愚蠢無能。“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懿除了稱病不朝，以及魏帝曹芳下令給他建生祠之外，並沒有太多僭越的地方，他又平王凌，辭相國，拒九錫，然後去世。
但是政變之後，處於權力中心的司馬懿，無論他本身作何打算，他自己、他的兒子、以及司馬家族，怕已早不能從這權力的漩渦中全身而退了，只能不斷往前走。
於是“魏祚”有餘，而司馬氏步步為營，處處緊逼，最終篡奪天下。
在“高平陵之變”中，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曹魏政權，自曹操、曹丕、曹睿，已是三世，“皇帝”身份應該具備相當的號召力了。可是當政變發生，司馬懿掌控洛陽，並抬出“太后”以作為向帝權抗衡的砝碼時，在洛陽的舉朝文武，除了曹爽的死黨桓範，都或者堅定地站到司馬懿一邊，或者保持著可怕的沉默。
史書上沒有明載這其中的原因，我們只能站在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出發點來揣測。
史載曹爽雖然闇昧驕奢，可其所用的夏侯玄、何晏等人，卻有志於改革時政，他們引領的“正始改制”，對有所流毒的“九品中正制”頗事修正，同時裁簡地方行政單位，簡化服飾排場等。整體來說，曹爽集團是頗有向上的氣象。但是這一改制內容，有損當時已成氣候的世家大族的利益。
而司馬氏正是士族之一。
東漢後期，因“察舉制”及掌握儒家經典解讀權而出現的士族大家，開始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勢力。漢末，曹操多次發佈“求賢令”，號稱“唯才是舉”，使士族力量有所抑制。可三分天下後，陳群提出“九品中正制”，被曹丕認可推行，士族進一步取得了政治話語權。正始年間，曹爽集團面對這種士族勢力的強盛，開始著手壓制，他們試圖提拔寒族，改正社會風氣，於是滿朝士族出身的文武，默契地團結在同樣是士族的司馬懿周圍。
歷史風雲變幻，一個事件可以從多個角度揣摩，但“高平陵之變”中，士族力量與曹魏皇族之間的對立與反擊，所謂空穴來風，不能說純屬“陰謀論”。“高平陵之變”後，以司馬氏為中心的士族，開始掌握了朝堂之上的全部權力，司馬氏為了控制權力，也不得不與各士族更進一步妥協，所以有晉一代，奠基之初，便已不正。司馬炎登極後，不得不大肆分封同姓王侯，晚年又開始扶植外戚勢力，意圖形成宗室、外戚與士族三種力量的平衡，可因為他所託非人，而他兒媳婦賈后也出人意料，一通操作，這原本岌岌可危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亂由此生。
“高平陵之變”，曹爽被滅三族，何晏等人也身首異處，曹魏宗室力量受到沉重打擊，淮南王凌叛亂後，司馬懿逼死曹彪，並將曹魏宗室遷至鄴城圈禁，於是廟堂之高，再無曹家勢力。而江湖之遠，司馬懿父子兩代，對於思想領域的掌控變本加厲，一些同情曹魏宗室的士族受到沉重打壓，“莫談國事”成為了當時士人的處事準則。因此何晏雖身死，可他所引領的“玄學”之風，卻逐漸成為魏晉時期哲學思想領域的主流，最終身居高位的儒家士族，都以“談玄”為尚，他們尸位素餐，空談誤國，而一些積極務實的人，都成為被輕視嘲笑的對象。整個社會尚虛崇奢的風氣，便由韁而去，難以匡正了。
當西晉末年的三公重臣、玄學領袖王衍，恬不知恥地說自己從小無心政事，西晉敗亡與己無干，而被石勒派人推倒牆壁壓死的時候；當東晉開國皇帝元帝司馬睿面對起兵反叛的士族代表王敦，氣急敗壞而又無可奈何地說，自己本來能力就不足，願意把帝王讓給王家的時候；當晉明帝為祖先的所作所為而羞愧掩面的時候，他們是否會想起那場讓士族鴞張，司馬氏翻身的“高平陵之變”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一遍司馬懿的人生履歷。他22歲時受到曹操的徵辟，但沒有應徵；29歲因荀彧的舉薦出仕，進入曹操的丞相幕府；40歲時，曹操進位魏王，司馬懿成為了魏王太子曹丕的屬官，並取得曹丕信任，位列“四友”之一；41歲，曹操死，曹丕成為新一任魏王與漢丞相，司馬懿成為丞相府長史，同年曹丕稱帝，司馬懿擔任尚書，進入新建的曹魏朝廷的決策層，曹丕在位期間，司馬懿一直扮演“蕭何”的角色，留守後方，並在曹丕去世前，全面負責對吳軍事；47歲，曹丕去世，遺命司馬懿在內的四名大臣輔政；48歲，司馬懿主管荊、豫兩州軍事；52歲，曹真去世，司馬懿全面負責對蜀軍事；59歲，司馬懿受曹睿派遣，平定遼東；60歲，曹睿去世，司馬懿再度成為託孤大臣；70歲，發動“高平陵之變”；73歲，平定淮南王凌叛亂，並於同年去世。
我們無法揣測司馬懿是否素懷野心。曹魏政權自曹操時起，都是由諸曹、夏侯等遠支宗室掌握軍權督軍在外，而外姓士族列班各部任職中央。而司馬懿在曹丕時期，作為心腹重臣，班在人前；曹睿時期，又歷任軍職，掌控方面。當曹睿去世，稚子繼位，司馬懿龐大的身影確實籠罩著整個曹魏政權。但因為曹魏政權歷來傳統，他尚不足以撼動這個政權的根基，可誰料到曹爽草包一個，玩火自焚呢？“高平陵之變”後，作為曹爽智囊的桓範，對曹爽一針見血地評價：“曹子丹佳人也，生汝兄弟，犢耳！”可謂痛心疾首，可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但我們於“高平陵之變”前後，看不出荷兩世重恩的司馬懿，有多少憂國憂民的表現，因此可作這樣的評價：司馬懿發動這場政變，更多的是因為久處權力中心而滋生的貪權戀勢，而並不是因為與曹爽政見不一，想要改弦易轍，廓清宇內！
對於人性，我們不能有過多的苛責。畢竟曲高者和寡，卓然者不群，像諸葛亮這樣，面對至高權利，進退有據，潔身卓犖的，千載上下，所在寥寥，不過伊尹、周公耳；而像司馬懿這樣，乘時而作，因勢而為的，則並不鮮見，楊堅也好，趙匡胤也好，誰不如此呢？可是司馬氏所開創的晉朝，卻在奠基之初，就暮氣沉沉，對於已經糜爛的時政，他們不思匡救，反而因濁而濁，最終士族勢力尾大不掉，皇室內部又自相屠戮，甚至招引外族，導致神州陸沉，數百年間兵燹不息，生靈塗炭。
千載而下，寧不痛哉！寧不惜哉！寧不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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