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我們傳統的歷史上，所謂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先後總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時期， 每一個短短年代的家天下的皇室政權，每一個匆匆上臺、急急忙忙下臺的帝王人物，實在正如《紅樓夢》所唱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做故鄉”，看來真是可悲可嘆。同時，也可以說這一段的歷史，比起春秋戰國的三四百年間的故事，更為紊亂和黑暗。但我們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那就立場不同，觀點也不一樣。例如照舊史的文化哲學的觀念來講，都說魏晉時代的歷史文化，是誤在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由於這些人們太偏向於注重《易經》《老子》《莊子》的“三玄之學”，以至於“清談誤國”，招致“五胡亂華”，形成了東晉南渡以後的南北朝格局。其實，這樣論斷也未必盡然。我們現在要講這個階段的歷史，卻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需要另加理解。
一、是魏晉以來，文官政治體制的形成。
所謂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們，已經養成輕視家天下的皇室統治，把從漢朝開始的“選舉”精神，漸漸結合成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權，開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學的人事體制，成為後世文官政治“銓敘”人事的先聲 。家天下的皇帝歸皇帝，讀書的士大夫們歸士大夫，完全不理會皇室的權威，自然有他超然於政治權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謂“清談”“三玄之學”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輸入的佛學，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種潮流，一種輕視皇權的反動，反映士大夫們另一種不同意現實政治的風格而已。
這種情況，最初是由曹操父子開其風氣之先，當曹操開始建立曹魏政權的時候，一面注重法治，一面又特別獎賞聰明才智和文學才華的名士，但又不太要求他們的操守。所以到了魏明帝曹叡階段，雖然名儒有如陳實、陳群、王祥、賈逵等人，但是新進少年學者如何晏、王弼，乃至如史稱“竹林七賢”等輩，都是一代俊秀，名重當時，但又多是輕視世事，浮誇自負的青年名士。因此，曹叡要建立另一種人事制度的考核辦法，來替代“選舉”用人。如史稱：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以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譭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
曹叡同意他的建議，就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試法七十二條。然而經過朝廷（政府）會議，遲遲沒有通過，結果也就沒有實行。可是劉劭卻因此著了一部《人物誌》，開啟後世人事管理學的先河。
其實，在這以前，由陳群在曹魏時期所創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當時從兩漢以來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會的儒術精神，不但早已實行於魏晉的時代，也影響後世，使選舉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被名門望族所壟斷，形成兩晉和南朝六代之間的門第、門閥風氣。正如晉初尚書左僕射劉毅所痛惡的“上品無寒門（所謂上流社會，沒有一個是貧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無世族（所謂基層幹部，沒有一個是權勢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實，劉毅這篇有關用人行政的諫疏文章，直到今天，無論是哪種政黨、政見的民主時代，也應當好好仔細研讀，作為民主選舉制度精神之參考。
二、是世家門第的學術官僚，形成知識分子讀書人的士大夫集團。
這種風氣，從魏晉開始，直到南北朝的兩三百年時期，成為社會默認的當然情形，並無一個有力者毅然出來鼎革這個時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時代的阮籍所感嘆的“
時無英雄，徒使豎子成名”。其原因是由於傳佈學術知識的書本，都靠手寫傳抄的私家藏書，並不普及。文化教育也不發達，政府與社會，都沒有設立學校的風氣。尤其是一般社會，喪失了自古以來“文武合一”的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層社會，也只以讀書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標準。因此而使學術知識，只能出於世家權門，形成門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權威集團，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權，牢不可破。當“五胡亂華”開始，西晉皇室沒落，由群臣擁立司馬懿的曾孫司馬睿南渡稱帝（晉元帝），從此定都建康（南京），為東晉的開始。但司馬睿和他的兒子司馬紹（晉明帝），雖然南渡以後先後兩朝稱帝，事實上也等於是一個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時間，都在憂患中死去。後來東晉王朝，雖然再經九個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時間，但政權仍然操縱在王、謝等勢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導，後如謝安、謝玄等王、謝權門，都是“世家望族”出身的子弟。他們坐以論道，談玄說妙，大多是文（學）哲（學）不分的高手。即使如謝安、謝玄叔侄一樣，總算領導指揮了一次在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打了勝仗，但在指揮打仗的場面中，仍然還不離名士風流的風格，模仿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綸冠羽扇，瀟灑自如。猶如西晉初期，與東吳的陸抗互相敵守長江兩岸的羊祜（叔子）一樣，“輕裘緩帶”，依然不失其雍容悠雅的風姿。這種士大夫們的作風，在政府或上層社會之間，只要讀劉義慶所輯的《世說新語》一書，就可大概瞭解當時的一般情形了。
簡單地講，由東晉開始，士大夫們的文人學術官僚集團的風氣，一直沿襲到“南朝六代”（宋、齊、梁、陳、隋），儼然如牢不可破的堡壘，縱然是當時一代當國的帝王，也對此無能為力，只好向這種現實低頭將就。這是確實值得注意的歷史經驗上的一面“風月寶鑑”。現在且讓我們舉一個歷史的故事來做說明。例如，在南朝蕭道成篡位稱為齊帝的時候，他的中書舍人（等於皇室辦公室的主任）紀僧真，“得幸於齊主（蕭道成）”，“容表有士風”（外表很像一個有學識的讀書人）。
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榮階至此（我從行伍出身，官做到這個階層），無復所須（別的也沒有什麼要求了），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希望皇上給我一個士大夫的榮譽）。”齊主（蕭道成）曰：“此由江斅、謝瀹（這兩人是當時的名士而兼名臣），可自詣之（你自己去找他們商量吧）。”僧真詣斅，登榻坐定（剛剛坐到客座的椅子上）。斅顧左右曰：“移吾床遠客（江斅就對旁邊侍候的人說：把我的椅子移開遠一點，不要靠近這個貴客）。”僧真氣喪而退（弄得他很沒有面子，只好回來）。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我現在才明白，士大夫這個頭銜，就算是當今皇帝天子下命令，也是辦不到的）。”
你只要讀了歷史上這個故事，再來對照一下我剛提過的《世說新語》，便可知道魏晉南北朝之間的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傲慢和自負的酸味，有多麼的可畏和可悲啊！這種情形，直到唐朝才開始改變。所以唐代詩人劉禹錫，對南朝六代的首都南京，便有針對這種歷史情形的《懷古》之作了！如：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以及：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三、舊史所稱魏晉南北朝之間一百餘年的“五胡亂華”局面，幾乎與西晉、東晉的朝代相終始。
這個歷史上的舊問題，是中國由秦漢以來，直到隋唐之際，大約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容納接受“西陲”和“北疆”各個民族歸服內地，融入“華夏”民族的陣營以後，
因歷代的帝王朝廷（政府），並沒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因而引發種族文明的衝突，形成“中華文化”的“內外之爭”、“南北之爭”，促使在隋唐以後中華民族大結合的大事。只是大家研讀歷史，容易簡略輕忽過去，沒有特別注意這是歷來中國邊疆政治的重要問題，和華北與西域多種少數民族的生存矛盾問題。因此，歷史慣例上只以固有的華夷之辨，和“胡漢”之爭的習慣，就[插圖]侗地稱為“五胡亂華”了。如果要徹底瞭解這個問題，必須先要從秦漢歷史上的匈奴傳記等開始，深切瞭解從中國的“北疆”，東起朝鮮，毗連俄羅斯的南境，直到內外蒙古、西伯利亞，再南迴到古稱“西域”、“西北邊疆”的新疆、青藏等廣闊邊境的許多少數民族，和我們遠古軒轅皇帝前後代的血緣關係，以及歷來對待“治邊”政策的是非。這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歷史文化的大問題。即使現在和將來，仍需要切實注意正視這類的大問題。只是我言之慎重，恐怕你們會當作我在狂言亂語，或認為是危言聳聽，所以便只提到為止。
所謂“五胡亂華”之始，必須先要知道，早在西漢宣帝時代（公元前50年之間），匈奴呼韓邪單于已來歸降，漸通內地。到了東漢光武帝時代（公元50年之間），匈奴南單于以及鮮卑族的歸降內附，致使匈奴北單于又來懇乞“和親”。漢光武帝的政策（戰略），是以匈奴為屏藩來捍禦匈奴，可以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代理防禦、代理戰爭的上策，並使匈奴各族，願意投降的移民內附，居住在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等八郡（在內蒙、山西、陝西、河北境內），賜以糧食、牛羊、絲綢布匹等生存種殖物品，而且還派兵保護。到漢章帝時代（公元87年間），鮮卑人出擊北匈奴大勝。因此“北庭”有五十八部，二十萬人，勝兵八千，都來降服，加入雲中、五原、朔方、北地等處居留。接著又在漢和帝時代（公元89年間），以及漢桓帝時代（公元158年間），乃至在漢獻帝時代（公元216年間），有陸續來降、移民內附的，為數不少。
在這個時候，曹操初起，為追除袁紹的兒子——投奔烏桓的袁熙、袁尚，他就並擊烏桓而破之，斬其首領蹋頓（據史稱，是遼西烏桓的另一支）。跟著，他又把由漢光武時代開始入居西河郡（山西、陝西、甘肅一帶）的匈奴等族分為五部，加以監護。
這不能不說是曹操對匈奴等族移民內地的管理政策上，已較有先見之明。只是當時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觀念，以致造成後來各民族之間的文明衝突，實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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