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開始有西式服裝行業；是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東交民巷一帶劃為使館區。隨之大批外僑、外國軍隊、外商湧入北京。
為適應他們生活的需要，當時上海、廣州、武漢有些曾經為外僑修補西裝中學到的加工西式服裝手藝的裁縫（當時稱“江浙幫裁縫”又稱“紅幫裁縫”），開始進入北京、天津、大連、海參崴、哈爾濱等北方各大城市，有的在外商開設的服裝店做工，有少數手藝較好的便在靠近東交民巷、北京飯店、東單牌樓蘇州衚衕和王府井霞公府，開設了西服加工的小作坊，承做外僑男女西裝的修補、裁剪等加工活。
進入民國以後，留學生逐漸增多，人們的觀念開始更新，特別是“五四運動”向封建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發動猛烈進攻後，在提倡新道德、新文學的口號下，青年男女穿著西服、中山服的逐漸增多，於是西式服裝商店應運而生。
那些“紅幫裁縫”們，先後在王府井大街設店的有：新記西服行、鑫昌祥西服店、陳振昌西服店、陳森泰西服店、源太興西服店、東方洋服行和東光西服行，東安市場內有榮發祥、華聖、華寶、文信成，米市大街、東單一帶有華茂女子服裝店、應元泰西服店、徐順昌西服店和發昌祥西服店，基本上形成了東城王府井地區的西式服裝行業的基礎。
上述各服裝店，自開業迄今，70餘年來生意經久不衰，而且越來越興旺。其主要原因是它們在全優質量為生命線的主導經營思想下，各店根據本身條件，不斷開拓新品種、新款式，創造出不但式樣與它店不同的獨特風格，而且在經營方式、作風上也是獨樹一幟的，因而受到不同層次的中外顧客的歡迎。
僅就在不同時期有代表性的服裝店，以及它們對服裝行業的發展起到積極影響的情況（1920年-1956年）分別介紹如下，供研究北京服裝業發展的同志們參考。
新記西服行
新記西服行經理李秉德，民國初年李秉德和他父親（是一位有較高裁剪技術的裁縫），從上海遷來北京，在霞公府街開設一個裁縫鋪，為外僑加工定做西式服裝。
由於李秉德能講英語，便於和外國顧客打交道，同時他父親又掌握一套較高的手藝，因而頗受外僑信賴，生意自然興旺。
20年代，為擴展營業，便移至王府井大街南頭（現在北京飯店的東北角）的一棟三層樓房的鋪面房，佔地面積160平方米。
一、二兩層為營業用房，三層為宿舍，工廠設在地下室。一層營業室，陳列各種商品，佈置得既美觀又整潔，二樓除陳列部分高檔呢絨面料外，設有顧客休息廳，地毯、沙發非常講究，並設有試衣室兩大間，專為接待高層次外僑和國內豪門富戶的闊老、闊少、小姐、太太們。店內服務人員，無事不準上樓。
由於經營面料均為英、美、意、法等資本主義國家所產的高檔呢絨，因此，當時經常來這裡的顧客，多為各外國使館人員、傳教士、教授和協和醫院、德國醫院的醫生，也有部分富商和闊少。成為王府井大街上服裝業的首戶。
該店自民國初年開業至解放後1956年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在半個多世紀的過程中，先後經歷了李氏三代人經營。
第一代自然是李秉德和他的老父親。1923年李秉德因病回上海就醫，由乃兄李秉生接替。
李秉生原是北京電報局的職員，高中文化程度，也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雖然他對業務不熟悉，但肯於虛心學習，並且善於團結各位老師傅和店員，因此，很快掌握一套業務知識。
同時他訂閱了不少與服裝經營有關的外國雜誌，從中吸取可用的經營方式、方法，在店內建立了業務、生產方面的規章制度，如：店員上崗必須衣履整潔；顧客來去，必須有禮貌的迎送；店中有顧客在，店員一律不準坐著。
每年召收徒工2-3名，先行試工，在店堂內學習業務半年。凡具有初中文化程度、頭腦聰穎、口齒伶俐、品貌端莊者，留作店員。各方面稍差者，分配車間學習縫紉。
工資待遇優於當時同行業各店，年終對員工進行考勤、考績，評出優、差給予不同獎勵。生產車間除徒工外，老師傅一律實行計件工資。
對徒工中表現突出者，出師後提拔為車間組長，負責安排生產和驗收。為保證質量，在驗收方面有一套嚴格的把關制度。
驗收人員必須查驗面料是否做到推、歸、拔、燙等工序，衣服裡、襯必須下水，機縫不能斷線，手縫針碼細密。
在查驗各項工序中，必須認真細緻，不準有絲毫疏忽。有一次一位外國牧師，訂做三件麻布單西服上衣，由於交活日期只有三天，驗收組長同意承做師傅提出面料不下水的意見。
在交貨時經理發現，經再三追查，驗收組長和承做師傅承認因交貨日期緊迫，面、付料均未下水，雖然當時顧客穿著滿意，並要當時取走，但經理一再向顧客道歉，說明今後會影響質量規格，不讓顧客取走，請求顧客寬限兩天，重做三件。
顧客同意後離去，經理親自下車間，督促將面料、付料下水燙幹、熨平，連夜趕製，次日下午經理親自送貨到顧客住處。
過了一段時間，那位顧客從美國寄來一封表揚信，表揚了這種認真負責的好店風。
經理通過這件事，教育了全體職工，並按規章扣發了組長一年獎金，把扣的獎金髮給重新趕製的工人。
信守信譽，新記把交貨定期視同店譽，一向重視交貨期限。有一次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在這裡做了兩套西服，規定某日下午3點來店試祥。
到規定日期那天，經理提前一小時在店堂等候，直到2時45分仍不見顧客前來。職工們對經理說：“人家住在西郊，哪能準時來到！”
經理回答說：“做生意必須嚴守信譽，只准顧客到時不來，我們不許不按時等候。”
說話間司徒雷登推門進來，抬頭一看壁上掛的鍾，時針正指3點，說明對方也非常遵守信譽，通過這件事，教育了職工，把信用看做是人格的表現。
1923年至1937年，李秉生經營新記達14年之久，這段時間是新記西服行鼎盛時期。
“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後，新記被人誣告不用日本生產的呢絨面料，李秉生遭到日本憲兵隊的無辜迫害，經友人營救後攜眷返回上海，將新記交由其妹夫陳世華代為經營，業務趨於守勢。
1941年反法西斯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受到沉重打擊，北平經濟凋敝，人民生活極端痛苦，新記不幸又遭盜竊，損失慘重，被迫停業，由大師兄閻增貴負責看守，直至北平解放。
1950年李秉生長子李世傑（輔仁大學學生）重新開業，改店名為新豐西服行。
在經營管理方面，除沿襲舊制繼續經營外，為爭做蘇聯及東歐各國客人生意，聘請蘇聯人石金為翻譯，同時招聘了一批大連、哈爾濱的老師傅進店，從事裁剪、加工，並從上海購進一批進口呢絨面料，新記又從第三代李世傑經營下復興。
1956年隨著全行業公私合營後併入東華服裝店。該店的店風、店貌和待客環境，都是行業學習的榜樣。
華茂女子服裝店
華茂女子服裝店經理印華亭（字常榮）滿族人，13歲在東單蘇州衚衕內一家上海人開設的週記女子服裝作坊學徒。
他聰穎伶俐，學藝認真，從師學到一手好活，能裁能做，出師後自己開了個女子服裝作坊。
帶著幾個徒工專為東昇祥綢布店承做門市加工活，由於他做工精細，樣式新穎，得到眾多大戶人家的太太、小姐們的欣賞，於是生意十分興旺，收入較豐。
幾年後他用手中積攢的資金，於20年代在米市大街開設了華茂女子服裝行，專門承做各式應時女服。
他為了企業的不斷髮展，利用自己在技術工藝方面造詣很深的特長，對裁剪更加認真，並不斷從規格樣式方面應時創新，顧客不斷增多，名聲遠揚，於是由承做加工擴大到自產自銷各種成品，把企業經營面擴大成為有名的女子服裝專業店。
他從多年經營中，深深體會到，要想把企業辦得有聲有色，贏得廣大顧客的信賴，必須在經營管理、技術工藝和生產等方面，配備有精明強幹、技術高超、認真負責的人去領導，否則企業不會有發展前途的。
同時他感到自己文化較低，須繼續學習，於是他啟用他胞弟印子餘負責經營管理，由表弟王振卿掌管技術，聘請技術高超的康玉墀師傅提任車間主任，掌握裁剪製做。
並把這三位組成一個領導核心，負責全店業務、銷售、生產、技術的全面工作。
凡店中重要事宜，三人共同協商處理。他本人集中精力，專門從事經濟信息的採集和國內外新潮款式的收集研究。
他除用大量錢訂購中外服裝新式樣本、雜誌外，還經常到芮克電影院（即後來的紅星電影院，現已拆除）去看外國新片，從中尋找國外新式服裝樣式，發現後他連看多場，反覆研究，回來後便伏案繪製圖樣，進一步琢磨如何剪裁、選料、製做，用心良苦。
和他同時經常出入芮克電影院的，還有應元泰服裝店的經理應元勳，倆人經常在芮克相會，一個是收集女服樣式、一個是收集男裝式樣，倆人見面會心一笑。可見當時服裝行業的經理人，為鑽研新式服裝式樣，所花費的精力之大。
華茂在研究、試製一個新品種時，首先由核心組和試製組共同商議式樣、規格、選料、配色，大家意見取得一致後，先做出3-5件產品，掛在店內衣架上，廣泛徵求顧客意見後，決定生產數量。因此，生產出的新式服裝，供不應求。
華茂為擴大營業範圍，在天津設立分號，在上海設有采購站，規定三處店站，每三天交換經濟信息一次。
因此，經濟信息比較及時。由於華茂在各方面較同行業各店經營先進，名揚中外，深受同行業各店的仰慕，紛紛向他們學習三個第一（質量第一、式樣第一、信譽第一），有的還聘請華茂出來的師傅，到店裡指導工作。
解放後，華茂為了爭做蘇聯友人生意，把店遷至王府井大街，專門經營女大衣和裘皮女大衣。
印華亭被選為服裝同業公會主委和北京市工商聯合會常委。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後，他提任北京市服裝公司副經理。
發昌祥西服店
發昌祥西服店經理鄭順和，是位技術頗高的縫紉工人出身的師傅。20年代，從上海來京，在東單蘇州衚衕開個連家小鋪。
由於他工藝精湛，得到幾戶富戶顧客的讚許，同時他生活儉樸，逐漸積攢些錢，在東單長安街上租到一幢二層樓的鋪面房，成為一家典型的前店後廠的西服店。
他店資金不大，不能與王府井各大店相競爭，但他在技術工藝上，是可與各大店相競爭，甚至超過某些店。
尤其製做中老年顧客服裝有獨到之處，他吸收英美派上層人士的紳士式樣，結合國內各不同身份、體型進行裁製。
做出來的服裝，款式既美觀、又瀟灑大方，獨具特色，頗受當時銀行界、戲劇界的歡迎。
如程硯秋、尚小云、馬連良和銀行界的名流，都到該店做西服，且受同行業的稱道和尊敬。
同時鄭順和為人忠厚老實，同行業都願和他交往並向他學習裁剪技術。由於發昌祥生產的西服大衣款式大方、做工精細，50年代東交民巷外商福記洋行經理石克門，把該行西服加工業務，交由發昌祥承包。
直至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併入東華服裝店。鄭順和到該店負責技術，他培養出一批技術高的縫紉工，如彭家鑫在合營後，被北京市商業局評為先進技工，還有董慶元等均成為服裝業骨幹，對服裝業技術的傳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應元泰西服店
應元泰西服店開設在米市大街。與華茂隔街相對，是個具有生產能力的大型連家店，經理應元勳是上海來京的技術較高的師傅，他性格剛強、精明幹練、頭腦清楚，對業務、技術既肯於鑽研又富有創新精神。
該店經營方式與發昌祥相似。該店也是因為店址較差，資金較少，不能與王府井各大店競爭。
為了在王府井地區打出一條新的出路，立於王府井服裝行業之林而不敗，他在新款式上花費很大精力。
他是芮克電影院的常客，對美英影片中的男主角的新式服裝特別注意，遇有新的發現，他能連續看十幾場，把服裝樣式以至袖口大小、釘幾個鈕釦等細微的地方，都要看得清楚明白，回來照樣畫下製出樣板。
如果顧客能提供他一本美國的新式西服樣本，他肯於為這位顧客做一套西服免收加工費，可見他對追求新式西裝的苦心。
功夫不負苦心人，他終於創出一條新路，獨樹一幟，被譽為“流行新潮摩登派”，受到當時金融界、戲劇界青年們的歡迎，如李萬春、李少春、葉盛蘭、葉盛章等都是這個店的常客。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有些空軍將領的西服，也出自該店。凡顧客到該店做西服，在款式上必須聽應元勳的設計，如顧客提出不同意見，他便請顧客到其他店去做。
當時王府井同業中為裁製摩登派西服，都向應元泰學習。50年代應元勳因病無人繼承店中營業，即告停業，但他對於鑽研新潮摩登派的刻苦創新精神，在同行業中產生極大影響。
徐順昌西服店
徐順昌西服店開設在東單二條。經理徐慈仁精明幹練、手藝高強。20年代在業務競爭中，獨闢蹊徑，他在製做中山裝和日偽時期的協和服方面下功夫，創出一條新路。
他根據不同顧客的不同體型和不同要求，研究出一整套裁剪製做方法。如胖人脖子短，要裁得領口低、反領窄，大肚皮則用收、搡、歸、拔方法，對雞胸、駝背等特殊體型，他都能在裁剪製做中設法彌補缺陷，使顧客穿著合體舒適，而且美觀大方。
式樣和規格，並非千篇一律，對領子大、小、高、低，子口歸直，五個釦子的距離，上衣的口袋大小等項都根據每個顧客的體型，裁製出不同尺寸規格的中山服，並且要求做工精細，不能有分毫差失。
日偽時期他製做的協和服，按日本式樣裁製，後背寬、褲子上腰要高，便於吊揹帶和扎皮腰帶兩用，他還善於根據顧客身份、要求，適當的掌握尺寸，達到顧客穿著滿意，尤其對當時日本人穿的馬褲，在裁製上有獨到之處，日本人腿短，他能夠調整上下衣的比例，使人看不出日本人腿短的缺點。
他在裁製中山服和協和服方面有獨到之處，被顧客譽為製做中山服的專家。他做直門服裝的技藝，在王府井服裝行業中產生深遠影響。
1950年徐順昌遷至王府井大街，除增加部分外僑西服制做業務外，仍以製做中山服為主要經營項目。公私合營後併入東華服裝店，徐慈仁任技術副經理。
上述各店，由於他們各具經營特色，產品質量、式樣規格均優，並且培養出大批服裝製做、裁剪人材，為王府井服裝行業的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和積極的推動作用。
閱讀更多 北京脈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