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國學”開始升溫，被稱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也被人反覆提起，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死因。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沉，其死因成為“中國文化史世紀之謎”。幹春松先生2000年4月12日在《中華讀書報》發表了《王國維：自殺的理由》一文，梳理了幾種說法，包括殉清說、殉文化信念說、羅振玉逼迫說、性格悲劇說，並認為主要原因是其矛盾又憂鬱的性格。但從本文所收集的材料上分析，他的死與羅振玉脫不了干係。王國維是書商羅振玉豢養的學者，羅振玉沒有逼死他的動機，最大的可能是王國維以死反抗羅振玉的控制。
下面是《王國維，自殺的理由》的片段：
王國維和羅振玉之間的關係，實在非同一般。王國維青年時，就不滿於科舉貼括之學，以至於在參加科舉考試時“不終場而歸”。嚮往新學，卻因“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1898年，王國維來到上海，在《時務報》任書記校讎工作，併為館主汪康年司筆札。業餘時間去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學習。羅振玉慧眼識才，在各方面提攜獎進，甚至資助他去日本留學。從此王國維便處處跟隨羅振玉，羅辦雜誌，王國維便替他做編輯和翻譯，羅奉調到北京，任職學部，王國維也隨之赴京，在羅身邊任職。辛亥革命後，羅攜家眷去日本，王國維也舉家搬到日本，後羅振玉定居天津，羅又給王國維弄了個“南書房行走”。羅“奉旨入值南齋”，王國維又幫他整理皇宮內府的文物書籍，王國維的興趣和研究重心從哲學、文學轉向甲骨文、邊疆史地、敦煌學，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與羅掌握大量的新發現，而他又幫助羅整理考證有關，這一點可從他《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得到證據。對於這種帶有依附色彩的關係，王國維一方面有一種報恩思想，同時也感到屈辱，覺得是“為生活故而治他人事”。儘管羅、王兩家後來有了姻親關係，王國維內心之不平衡依舊存在，羅、王之間關係的破裂顯然也有這種心理背景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持因逼迫而致王自殺說的理由主要有兩個。其一是逼債，據郭沫若說：“據說他並不是忠於前朝，而是別有死因的……據他的死，實際上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與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殺的路。”（《魯迅與王國維》，《歷史人物》）此外，溥儀提供了另一個傳說，說的是清帝內務府大臣紹英託王國維代售一批字畫。羅振玉得知後，從王國維手中把字畫要了去，說可以替他賣，但賣後羅把所得的一千多元扣留，作為王應還羅的債務。致使王國維無法面對紹英的催促，因而自盡。（《我的前半生》202頁）其二是羅在王喪子後，把新寡的女兒從王家接回，致使王國維感到很丟面子，與王國維交往近三十年的殷南說：“在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我所知道的王國維先生》，《國學學報·王靜安先生專號》）不過這幾條理由有很重的推測因素，因而無法將之作為確證。且羅振玉因出仕偽滿、盜賣國寶，一直口碑很壞，史達在他所撰《王靜安先生致死真因》一文中說：“羅振玉本是個假借學問而虛名來騙人的大滑頭，他專以販運中國古籍出洋及造作假古董弄錢為業。……這樣的人，品節如何也就可揣而知，不幸王先生正在他做蘇州師範學堂監督時去擔任教課，於是被他拉攏著做他學問上的工具。”（《文學週報》五卷一至四期合訂本）甚至認為王國維作了“遺老”也完全歸罪於羅振玉，如顧頡剛說“羅氏喜歡矯情飾智，欺世盜名。有意借了遺老一塊牌子來圖自己的名利，他在這個環境之中，也就難以自脫，成了一個‘遺而不老’的遺老了。等到成了遺老，騎虎難下，為維持自己的面子起見，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悼王靜安先生》，《國學學報·王靜安先生專號》）。
羅振玉的為人，說好聽點是個書商，說不好聽就是個不良的文化掮客，上文對羅振玉的不良品質交代得很清楚。不能否認他也是個文人，也有人稱其為“國學大師”。因其對甲骨文和敦煌文書的客觀貢獻，後人對他的評價比當代人要高，正如干文所言，“且羅振玉因出仕偽滿、盜賣國寶，一直口碑很壞。”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對自己的這位老臣很不滿意，指羅振玉沽名釣譽，人品不佳，甚至憑藉自己的名氣拿假古董當真古董去販賣。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與王國維有關。
王國維與羅振玉“帶有依附色彩的關係”、“被他拉攏著做他學問上的工具”，是書商與豢養學者的關係。有一種好聽的說法是：“羅振玉成為王國維生活的扶助者，事業的提攜者和學術研究的領路人，同樣也是王國維一生中為數不多的知己。”羅振玉要讓自己手中的東西更加值錢，就需要有學者的研究做鋪墊，王國維就是這樣的學者。就象演藝界的經紀人把小演員炒成明星，老鴇把小女孩養成名妓，自然要把他（她）當作搖錢樹，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明星、明妓們想要擺脫依附關係，往往要付出慘烈的代價。幹春松先生的文章中，這個結論可謂只隔一層窗戶紙，但他沒有捅破，在列舉了有關欠債還錢的無端猜想後，以一句“不過這幾條理由有很重的推測因素，因而無法將之作為確證。”而輕輕帶過。其實已有的幾種說法均無法確證，幹先生傾向的“性格悲劇說”，有更重的推測因素。性格悲劇是所有自殺行為的普遍因素，不是王國維的自殺動機。當然，羅振玉絕不想讓王國維去死，王國維的價值，非那幾片錢財可比，“羅振玉逼迫說”不夠準確，應改為“反抗羅振玉控制說”。
王國維死後，人們從他的衣物中發現他留給其兒子王貞明的遺書，上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蒿葬於清華園塋地。……書籍可託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王國維死前曾與陳寅恪長談，兩人的關係很是密切。
陳寅恪為王國維所撰碑文中強調：“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陳寅恪對“殉文化信念說”的廣泛被認可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其他人均無自由與獨立的問題，只有王國維思想不自由、精神不獨立，所為何來？
王國維名氣逐漸增大之後，自由獨立的慾望得以增長。自從任清華國學院的導師之後，他已經從對羅振玉的依附中解脫出來，得到自由和獨立了。但北伐軍將要攻入北平，梁啟超準備到日本避難了。沒有了清華國學院這個港灣的庇護，革命的浪潮將把王國維這個“遺老”推回到羅振玉的圈子裡，因而重新失去自由，這就是其遺書所謂之“再辱”。郭沫若和溥儀所猜測的逼債，太小看羅振玉了。實際上王國維兒子即羅振玉的女婿死後，王國維為兒媳羅孝純的將來考慮，把海關所給的撫卹金全部寄給羅孝純，然而羅家卻出乎意料地拒絕接受撫卹金。王國維幾次把匯票寄去，幾次又被退了回來，最後羅振玉竟寫了一封絕交的書信寄來。在這份絕交信中，羅振玉以崇尚博愛的墨子來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無私援助王國維，從來沒有怨言，而卻把王國維比作主張“重己”的先秦哲學家楊朱，認為王國維很自私，知恩不報。
羅振玉要的不是那點金錢，而是王國維的自由，要讓他繼續為自己服務。王國維既擺脫了豢養的地位，認為羅振玉的恩情已經報答完了，若再有所要求，只能以死相報，這就是其遺書所說的“只欠一死”，就是陳寅恪所謂“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羅振玉沒想到王國維的反抗如此激烈，後悔不及，事後採取了各種措施進行補救。首先是進一步炒紅王國維，製造假遺折騙取溥儀賜諡“忠愨”，在天津再次為王國維舉行追悼大會。然後編輯出版王國維的遺著，最後賺他一筆。《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在王國維去世半年後，就開始刊刻問世，速度令人驚訝。羅振玉的操作，真可謂老道。
陳寅恪、梁啟超等同事應當知道王羅二人關係的實質，但為了“國學導師”的面子不忍說破，只能泛泛地說“文化信念衝突”。學者的精神獨立是一種文化，封建式的人身依附也是一種文化。有意思的是，陳寅恪的墓碑上，也被人刻上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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