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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鍊金術》 作者/編者:索羅斯

第六章貸款的集團體制

更新時間:2018-10-04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管理當局進行了積極而富於想像力的干預,國際債務危機勢必令銀行體系陷入崩潰,從而給世界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上一次可能與此類似的崩潰爆發於30 年代。鑑於以往的教訓,國際間成立了一個授權機構以防止歷史的重演。因此,聽任形勢惡化而熟視無睹是難以想像。別具一格的干預方式將世界經濟引入了史無前例的新局面。

這個機構賦予中央銀行作為最後的貸款人的權力與義務。然而債務問題實在過於複雜,僅僅向銀行提供週轉資金是遠遠不夠的。由於所涉及的款項大大超出了銀行的自有資本,如果坐視債務國破產而無動於衷,整個銀行系統早已資不抵債,無法維持了。因此,各中央銀行突破了自己的傳統角色,聯手出面擔保債務國渡過難關。

英國人是這種新模式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 年,英格蘭銀行(England Bank )就曾決定出面擔保那些並非它責任範圍之內的所謂邊緣銀行(fringe banks ),以免清算銀行的清償能力受到懷疑,因為邊緣銀行曾從後者那裡獲取了大量借款。不過,在國際範圍內採取這種擔保負債者的做法,還是始於1982 年的債務危機。

中央銀行缺乏足夠的權威來執行這一行動策略,只有有關債權國政府才有可能做出權宜的安排,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一攬子的挽救計劃出臺了,它將各個有關的國家召集到了一起。照例,商業銀行增加了它們的承諾份額,國際貨幣機構投放了新的現金份額,債務國家則接受了為提高其國際收支平衡能力而設計的緊縮方案。在絕大多數場合中,商業銀行還不得不提供額外的現金,以便債務國可以維持足夠的週轉能力來支付利息。挽救一攬子計劃是國際合作領域中的巨大成功。參加者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許多國家的政府與中央銀行,以及為數眾多的商業銀行。例如,在處理墨西哥債務問題時,牽涉到的商業銀行多達500 家。我認為,將這些參加者冠以“集團”的稱號是合適的。

整個過程在極短的時間內經歷了幾次反覆。有關具體進程的描述無疑將會是引人入勝的,然而在這裡我們卻不得不將討論的範圍侷限於最終結果的考察。

危機之後所確立的體制,在許多方面同1982 年以前的體制正好相反。後者是競爭型的:銀行為追逐利潤而自願提供貸款,並且相互間競爭激烈;前者卻是合作型的:銀行被迫進行貸款,以求保存它們已經投入的資產,而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同其他銀行密切合作。舊體制在積極的方向上體現出反身性:銀行的貸款意願與貸款能力同時加強了債務國的償還意願與償還能力,反之也是如此。在目前的形勢下,反身性表現為反方向的作用:銀行無力也不願貸款的傾向同債務國無力也不願償還的傾向之間相互碰撞,將事態逐漸擴大。如果參與者們不能進行積極的合作以防止崩潰的爆發,那麼這一體制必然就此壽終正寢。貸款方所採取的措施是增加新的信貸,以使債務國有能力歸還既存債務;而借款方則要接受一種嚴厲的緊縮方案,以使新增貸款的數目減少到最小。具體的界限將由貸款雙方在微妙的談判過程中確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並組織了這些談判,儘管債務國大都不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協議的監督中發揮長期的作用。

這個體系是極不穩定的,因為它要求貸款雙方克服各自的狹隘利益以維護該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在債務人一方,犧牲表現為消極的資金轉移(資本外流),而在銀行一方,則是追加新貸款。這種犧牲是不對稱的,因為債務人要為新增加的貸款支付利息,而貸款方則享受擁有這些利息的權利。請注意,貸款的集團體制乃是基於以下的原則,即保存債務的完整性——正是這一原則將集團聚合起來。不幸的是,它未能解決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債務國必須做出讓步才有可能償還債務,而每一次的讓步都加重了未來的償債負擔。由於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銀行開始提取呆賬準備金,然而再也找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將這些負擔轉嫁給債務國了,除非破壞那個原則。

貸款集團體制的確立沒有經過認真的規劃,甚至沒有正式宣佈過,它從一開始就是過渡性的,並且註定將被某種另外的形式所替代。關於它本身,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就是,它的最終結局究竟會是什麼樣的。遺憾的是,這是一個無法獲得滿意解答的問題。一方面,反身性過程不存在某種預定的結局:結局決定於過程。另一方面,預言本身也會影響到結局。在這個例子裡,集團的凝聚力主要來自於完成自身使命的期望,任何有關這種期望的陳述立刻就會成為它所指稱的對象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令討論保持客觀性。然而,問題是迫切的。我所採用的方法能否有助於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答案?這樣一種形式的答案又是否會有助於發展一種反身性的理論呢?

在此期間我撰寫了兩篇論文——分別發表於1983 年7 月和1984 年3 月——我試圖應用反身性的理論來分析國際債務問題,但並不公開聲明。下面就是我當時的說明(做了微小的改動)①:

對重債務國而言,自願貸款體系的崩潰迫使他們進行激烈的經濟再調整,這一調整將經歷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進口銳減;第二階段,出口增長。在頭兩個階段中,國內經濟進入衰退;第三階段,國內經濟復甦,進出口回升;第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與出口的增長超過了償本付息的水平,從而結束了調整。

第一階段是自發進行的。當信貸資金的來源被切斷後,貿易赤字因進口的削減而自動消除。生活水平下降,生產過程被迫中斷,整個國家陷入蕭條。“集團”所需提供的信貸數額取決於債務國形成貿易盈餘以抵償債務的能力與速度。

在第二階段,真正的調整開始了。貨幣貶值,恢復到真實水平,因國內需求萎縮而閒置的生產資源重新轉向出口渠道。貿易平衡能力得到加強,這同時也意味著債務償付能力的增加。

到了這一步之後,償債意願與貸款意願開始成為關鍵性的因素。債務國必須增加其出口以支持國內經濟的復甦,這就意味著消極資金轉移(資本外流)的規模降低了。只要能夠克服這一障礙,前面就是第三階段了。國內經濟的復甦令消極資金轉移(資本外流)的過程更為順暢。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如果該國出口的增加能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那麼它的信用價值也就相應地提高了。當這一局面形成以後,調整過程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就貸款方的處境而言,“集團”將在資金長期短缺的環境下運行。按其同“集團”關係的緊密程度來劃分,商業銀行構成了兩大類:生死系之者與袍沾袖溼者。第一類構成了“集團”的核心,作為參與者,他們是可靠的,但他們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第二類則是邊緣性的成員,他們需要更多的遊說才會加入,一旦危機的緊迫感消失了,他們就會想方設法退出,而將提供新貸款的責任留給那些核心成員去承擔。當然,這種劃分是彈性的。美國、英國和日本的大銀行將始終是核心成員,美國的地方銀行和許多歐洲大陸的銀行則在一開始就是邊緣性的。還有許多銀行的處境界於此二者之間,目前它們還吉凶未卜,但是在將來,經過一段時間,他們也許能夠建立起充分的滿足最低限度要求的儲備金。

“The International Debt Problem,Diagnosis and Prognosis”,July 1983;George Soros,“The International Debt Problem Revisited”,March 1984(New York:Morgan Stanley).

由於存在著潛在和實際的成員收縮現象,可以肯定集團的資金總是處於不敷使用的緊張狀態。僅靠自已的力量是無法滿足要求的,必須由國際貸款機構額外注入現金,可是這些機構本身也存在著資金緊張的困難。其結果是,集團一定會竭力追求最大限度的消極資金轉移(資本外流),從而在由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過渡中製造難以克服的障礙。我的結論是,貸款的“集團體制”是在緊急狀態下產生的,並且只有在緊急狀態中才可能生存下去,而它的結構也恰好足以保持這種緊張狀態並得以繼續生存下去。

總的來說,這一分析的框架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儘管現在看來,我的確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我曾經堅持認為債務國家將容忍消極資金的轉移(資本外流)。原因有二:(1)保持在資本市場中的信譽,以確保進入市場的通道暢通;(2)避免財產被沒收。我忽視了後來被證明是最重要的因素:(3)保持出口能力。國內市場一片狼藉,出口市場的喪失將成為致命的威脅。阿根廷在克服貿易禁運方面的處境相對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它的大部分產品都是可用於替代償債的商品。不過,即便是阿根廷,在它的出口項目中也有某些侷限於特定市場的產品,如鞋類和鋼材。更為重要的是,新當選的阿根廷政府不希望被西方世界孤立起來,他們下決心要避免“經濟上的福克蘭群島( falklands)”①。因此,喪失清償能力的威脅從未嚴重到我曾預料的程度。

在分析中,我並不很重視前兩個動機。關於在資本市場上自由進出的權利,我堅持認為1982年以前的貸款體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人們已經認識到,它的基礎是一套錯誤的觀念。消極的傾向已經取代積極傾向佔了上風,而要克服這一消極的偏向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形勢的發展證實了這一分析。銀行對欠發達國家的貸款遠遠少於預計的數額。至於沒收財產,我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空洞的威脅。自那以來,這一看法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實。② 由於忽視了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潛在動機,我得出這樣的結論:“保證債務國對其所欠債務履約的惟一途徑,在於創造數額接近於償債義務的新信貸。”

這一結論是錯誤的,在1984年裡,只有不到一半的利息是以新增貸款的形式償付的,並且新增貸款中的很大部分來自商業銀行之外的渠道。其結果是,銀行的現金緊張遠未達到我所預想的嚴重地步,核心成員與邊緣成員之間的關係也從未惡化到分裂的程度。事實上,甚至連核心成員也開始有能力建立呆賬準備金並改善其資本額比率。

我犯下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低估了債務國家出口增長的能力。世界經濟體系證明比我設想的要牢固得多,箇中原委將在下一章中進行討論。巴西的表現尤為突出,它所創造的貿易盈餘大大出乎我的預料。1984年的官方目標是90億美元,實際執行結果超過120億美元。出口的強勁帶動了國內經濟的緩慢復甦,從而使巴西得以邁進經濟調整的第三階段。

① 即馬爾維納斯群島。——譯註

② Anatole Kaletsky,The Costs of Defaul(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85).

由於上面所說的兩重錯誤,我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帶上了過多的悲觀色彩。1984年2月,我做出斷言:“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第三階段不太可能取得很大的成就,而在現行體制下達成第四階段目標的可能也越來越小了。”然而到了1985年,幾個主要的債務國都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最黑暗的時期看來已經過去了。接下去就是1986年,石油價格陡降,墨西哥那裡又出了大問題。它的起因也許可以歸之於外部,可是最近巴西的發展又出現了不祥之兆。克魯扎多計劃(Cruzado Plan)實施後,經濟驟然過熱,國際貿易收支平衡嚴重惡化。政府在以壓倒優勢重新當選之後,立刻開始了對經濟的嚴厲控制。儘管如此,從中畢竟可以看出,國內政治的考慮要優於償還國際債務的義務。看來,1987年的巴西債務談判將會陷入危機。

債權國的立場已經有了很大的鬆動,在1987年的世界銀行漢城會議上,美國財政部長J·貝克(James Baker)的講話表明,他們已經意識到推動債務國國內經濟增長的必要性。隨後,布萊德雷計劃(Bradley Plan)立場鮮明地倡議:將正在積聚的債務中的部分利息與本金予以豁免。事實上,債務國的貿易盈餘已經引起了美國的不安。銀行的壞賬準備金也比前幾年有了改善,因此1987年也許會施行一些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而與此並行的,則是債務的部分豁免。只要人們能夠牢記過去五年的經驗與教訓,這一變化應該不會過分激烈,以免搞垮這一體制本身。

儘管在細節上有些缺陷,我的分析框架在其主要原則方面仍不失其有效性。它並不是指導成功調整的藍圖,只能說是一個能夠避免失敗的模型。我們已經知道,集團體制純粹是在崩潰的威脅之下確立和維持的。我們還將看到,這也是自1982年以來許多其他調整方案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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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給商業銀行做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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