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政府作用的邊界如何界定，這是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主題。與此相聯繫，放任主義即經濟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即國家干涉主義為此爭論了數百年。而關於“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問題的爭論，則是在當今時代條件和中國語境下的繼續。
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二者既有邊界又有結合部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涉及到什麼是市場，什麼是政府或計劃，建立什麼樣的市場和政府，以及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從而確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結合部，由此才能真正把握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辯證關係。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的核心問題，涉及到高效能運行機制和高質量發展這一條主線，涉及到如何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這也是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這二者如何實現有效結合，實際上是關於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這一根本性難題所衍生出來的另一個有效結合問題。兩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兩者既有邊界又有結合部，不能割裂。這裡講的“結合部”意味著，政府必須以尊重市場規律、順應市場趨勢、強化市場力量為基本前提，政府的“有為”應該通過市場的有效機制來體現，有效市場必須以順應政府有為的目標為基本要求。
一個發展趨勢和共識是，政府在所謂“後金融危機”與“後全球化”時代大有作為。上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時期、二戰後的世界經濟蕭條時期，以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復甦期，大規模的“政府力量”脫穎而出。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型政府角色和預算國家理論應運而生，之後衍化為全球性“政府治理革命”運動。電子政府、一站式政府、電視政府、移動政府、虛擬政府、信息政府、智慧政府等方興未艾，並有不同程度的進展。
另外一個動向是，西方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這兩大思潮現已呈現融合的趨勢。“計劃與市場一直被教條的社會主義者和教條的反社會主義者看作是兩個不可調和的對立物。然而，完全有理由宣稱，任何現代社會都以兩者的混合為基礎。”第三種道路理論、混合經濟體制、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等由此應運而生。西方上述兩大流派儘管在理論主張上對立，其對內政策導向實際上卻又趨於融合，即統一於對資本主義的維護。而對外政策導向實際上卻又宣傳旨在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的原市場教旨主義和“華盛頓共識”。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國內引人注目的大爭論，就是林毅夫、張維迎圍繞如何迴歸亞當·斯密，斯密關於政府作用的理論是否適用、政府幹預能不能更有效、科研與創新需不需要政府支持，以及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爭等問題，展開的長達十餘年的學術爭論。在他們看來，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之一，就是政府掌握著太多的資源，卻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最終的結果是政府和市場兩端做得都不夠好，這也是中國特殊國情所使然。一個推出“迴歸亞當·斯密，告別凱恩斯”（張維迎），另一個則倡議“研究中國問題應迴歸到亞當·斯密的方法”（林毅夫）。
張維迎是市場派的帶頭人。他推崇思想市場、自由市場經濟與企業家精神，強調國有企業缺乏創新的動力，因此要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呼籲回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回到亞當·斯密的市場理念，放棄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中國經濟不能再任由凱恩斯主義忽悠了，因為政府無論怎麼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林毅夫把這場爭論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對於“迴歸到亞當·斯密”與“迴歸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作了嚴格的區分。在他看來，他與張維迎的差異在於：後者是回到斯密；他本人卻是要回到斯密所倡導的，對經濟現象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方法。換言之，按照經濟學的抽象分析方法尤其是馬克思所概括的斯密的“內在觀察法”，只有深入研究我們的社會經濟問題的本質，做出來的理論才可能更接近現實。斯密著作是時代的產物，是思考和研究當時當地社會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結果，而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出現的問題。（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瞭解更多” 獲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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