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如何界定，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与此相联系，放任主义即经济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即国家干涉主义为此争论了数百年。而关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问题的争论，则是在当今时代条件和中国语境下的继续。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二者既有边界又有结合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涉及到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政府或计划，建立什么样的市场和政府，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从而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结合部，由此才能真正把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关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涉及到高效能运行机制和高质量发展这一条主线，涉及到如何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这二者如何实现有效结合，实际上是关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难题所衍生出来的另一个有效结合问题。两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既有边界又有结合部，不能割裂。这里讲的“结合部”意味着，政府必须以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市场趋势、强化市场力量为基本前提，政府的“有为”应该通过市场的有效机制来体现，有效市场必须以顺应政府有为的目标为基本要求。
一个发展趋势和共识是，政府在所谓“后金融危机”与“后全球化”时代大有作为。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二战后的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大规模的“政府力量”脱颖而出。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和预算国家理论应运而生，之后衍化为全球性“政府治理革命”运动。电子政府、一站式政府、电视政府、移动政府、虚拟政府、信息政府、智慧政府等方兴未艾，并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另外一个动向是，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现已呈现融合的趋势。“计划与市场一直被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看作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物。然而，完全有理由宣称，任何现代社会都以两者的混合为基础。”第三种道路理论、混合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由此应运而生。西方上述两大流派尽管在理论主张上对立，其对内政策导向实际上却又趋于融合，即统一于对资本主义的维护。而对外政策导向实际上却又宣传旨在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原市场教旨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国内引人注目的大争论，就是林毅夫、张维迎围绕如何回归亚当·斯密，斯密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是否适用、政府干预能不能更有效、科研与创新需不需要政府支持，以及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等问题，展开的长达十余年的学术争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之一，就是政府掌握着太多的资源，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最终的结果是政府和市场两端做得都不够好，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所使然。一个推出“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张维迎），另一个则倡议“研究中国问题应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方法”（林毅夫）。
张维迎是市场派的带头人。他推崇思想市场、自由市场经济与企业家精神，强调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因此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呼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到亚当·斯密的市场理念，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因为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林毅夫把这场争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回归到亚当·斯密”与“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作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他与张维迎的差异在于：后者是回到斯密；他本人却是要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经济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方法。换言之，按照经济学的抽象分析方法尤其是马克思所概括的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只有深入研究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本质，做出来的理论才可能更接近现实。斯密著作是时代的产物，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而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问题。（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 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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