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政府一方面要增強市場活力、刺激企業發展；一方面要保持經濟穩定，避免市場失靈。權力收放之間，政府該如何“插手”市場，保持平衡？
針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問題，財國君近日採訪了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袁鋼明。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 袁鋼明
捆住手腳！企業買扳手也要層層上報
計劃經濟是完全失敗的
改革開放前，咱們實行的主要是高度集權、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起到了高度集權的作用，把所有的大權小權、大事小事都統攬在手上，從上到下，一以貫之，層層下達。不僅是設計者、發令者，而且是組織者、實施者。
經濟就是要充分發揮各個個體的主動性，特別是內在的動力，是自己進行決策，而不是聽命上面。所以新中國剛剛開始建立的時候，以為要發揮過去軍事勝利的優勢，用這種做法來推動經濟發展，這種思維首先就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整個計劃經濟建立在高層高度集權、高度決策上，它來決策但又對下面的情況瞭解得不透、不真實，企業為了迎合政府，為了完成上面的要求，高報任務、成績，造成了虛假造假。上下都錯誤，結果一敗塗地。
企業連建廁所的權力都沒有
當時國有企業所有的東西都受到國家控制，任何一個投資都沒有自主權。連買一個扳手、買一個工具箱都要上級審批，而上級審批一直要上到很高層次上去。一個工廠、一個工段組，要向廠長、車間主任申報，而車間主任又上報到工廠，工廠要上報到廳局級，廳局級各個彙總起來要上報到省市。
特別難的是企業要進行基建，比如說建設廠房的投資計劃，企業沒有權力，都要上報，以至於企業連廁所都沒有權力修建。因為建一個廁所可能要涉及土建工程，土建工程的規模要比買一個工具規模大得多了。所以企業怎麼發展？
缺少市場競爭，企業不求上進
還有銷售，銷售那時候根本不是面向市場銷售，是生產出的東西國家統一收購起來，你要交給上級部門，然後上級部門又把它分配給需要的部門。就連老百姓的一些日用品也是由這個商店所在範圍的區，估計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肥皂、多少洗衣粉、多少衣服、多少電池、多少線來向上級，或者負責的物資總公司來提出規模、數量、品種。
所以生產和需求嚴重地脫離，根本貨不對路。所以那個時候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把它簡單化、歸大類，只算大類，那時候老百姓的日用品，或者我們的吃穿用住行都很簡單單調。人們都是一種單調的衣服，統一的衣服、統一的用品，沒有任何花樣。他不想要花樣，多種花樣的話造成計劃的錯誤和困難，更不要說價格了，價格是絕對的不變。
你要想改進質量、改進品種的時候，成本就要提高，價格還不準提高，那誰願意改？這個時候就造成了人們只會往下選擇，儘可能惰性，儘可能不求上進，還能夠完成上級的指令。所以經濟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指標很穩定、很美麗，但是實際上整個生活非常單調，生產非常低沉，沒有活力，而且非常的僵硬。
放權？擴權？政府與企業的“爭奪戰”
放權讓利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步
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步，放權讓利。 從政府角度來說，政府要把自己對國有企業的各種各樣的權力，經營權、分配權、生產權能多放就多放，由政府控制的權力放給企業。還包括讓利，你既然要給它權力，不能光是讓它完成任務，不給它一點回報和收益。要把政府全部收走的利潤收入給企業留一點，叫做利潤留成。
這時候改革進入了承包制。承包制就是國家、政府跟企業簽訂這一年的生產任務完成和收益實現的合同契約，計劃規定的比如5%的留成；如果你超額完成了，就可以得到更多超額完成相應的利潤分成，給它一定的激勵。
這種承包制在80年代上半期，形成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個經濟高增長，從原來過去長期的低迷、低沉變成了高速增長，首次實現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新氣象。
承包制政府放權，導致政企分配不均
但是承包制也產生了問題，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配出現了不合理的現象。因為鼓勵在增長的部分，增長的越多就給企業讓利幾率越高，就形成了對增長的刺激很高，變成了企業增長的部分會無限擴大，結果企業拿了增長的最主要部分，國家財力感到非常的困難。
雖然從收入看政府得到的比原來多一點，但是在宏觀上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由於企業的收入很高，企業對職工發的獎金也就多，而企業發的獎金多、工資多的話就會出現收入和消費的過快增長，結果就造成在宏觀上所出現的收入膨脹，消費超前，甚至是通貨膨脹。
這種宏觀的失衡出現的時候，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調控能力，比如說政府能不能拿出財力來支持短缺的產業，給予支持；或者是對社會上一些收入比較低的人，當農產品或者消費品價格都上漲了，他們的收入提高不了，對他們提供必要補貼的時候，如果政府也沒有這個財力，在宏觀上或者社會上可能就會發生動盪。
所以收入分配中，政府也應該要佔有必要的比例。
利改稅政府擴權，企業活力下降
承包制有好處，但是也不行，也需要改革。到了80年代後半期就朝著利改稅的方向發展，由承包制的上繳利潤，或者是利潤留成、擴權讓利的刺激，變成穩定的、制度性的稅收，向國家統一交稅。
改成稅收以後這個問題解決了，因為分配就變成了國家能夠穩定地控制住國家所能獲得的必要的部分利潤和收益，但是這又造成了企業的刺激力下降。
所以在利改稅以後，進入90年代，很多的國有企業又變成了嚴重虧損，大面積的虧損。
哪些領域可以放心交給市場？
市場放開，公共基礎設施遭冷落
市場放開以後，讓企業自己根據市場的盈利高低、市場的機會、發展的空間，來選擇生產產品和投資的方向。這樣企業為了自己的收益增大，當然要選擇價高利大、見效快的產業。
這時候就產生了公共基礎設施和加工業的嚴重失調。在80年代到90年代就出現了嚴重的基礎設施短缺。比如說公路、橋樑堵塞過不去，公路設施很差，坑窪不平，顛簸，因為投資週期很長。鐵路也不夠，到處都是擁擠，更不要說飛機了，當然還包括能源、交通、電力都嚴重不足。
市場的失靈只有通過政府的一些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緩解，後來政府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手段，最後達到了緩解和慢慢平衡的程度。
原來國家公路建設完全是政府的建設，完全是政府投資，投資都是虧損的，最後我們採取了收費公路，公路收費成了收益最穩定、收益很高的一個行業和建築項目。所以很多人、很多資金就願意湧入公路建設，以至於公路發展得非常快。
大多數領域可以交給市場自由競爭
中國日常小商品的生產，甚至達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中國沒有一個產業能像小商品生產這樣領先世界，就連美國這樣最發達國家的超市，他們的日用商品商店全都是中國的小商品。為什麼？中國小商品生產全面放開，全面的市場活躍，所有人都能進入，而且這個行業完全是市場調控，沒有壟斷。
小商品生產價格低，沒有高額利潤，都是利潤很薄，薄利多銷，靈活經營。大企業它的規模大，公攤成本又很高，就適應不了小商品充分競爭的這種市場環境。所以這個行業裡頭沒有大企業，沒有大企業就形成不了壟斷。小企業充分競爭，大家快進快出，靈活進出，以微薄的利潤進行最高效率的競爭。這種高度市場化、高度自由化、競爭化，在中國的小商品生產中體現得最為充分。
再往前推，我認為也有成功的，就是現在最新發展的互聯網。互聯網是完全新興的，政府對它採取了非常寬容、開明的態度。這和以前別的地方不一樣，政府之所以這樣開明，是因為互聯網不像後來一些產業需要很大的投資，大量的物質投資，還有可能會造成產能過剩。互聯網是一種技術的擴散性使用，這種應用可以刺激和拉動互聯網研發技術的開發和使用。
嚴重浪費，產業反而迎來新機遇？
產能過剩不代表市場失靈
很多人以為市場不好，就是因為市場它這個信號一發出來以後，大家都是自由進入，就會在一段時間裡，有的時候會在很長時間裡出現供給過多、投資過多，產能過多過剩的情況。剛開始的時候，合理的時候沒發現，等到過剩的時候，才發現，又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和閒置。
但是這個嚴重的過剩是不是就是錯的？是市場失靈的部分？很難說，這是有爭論的，還要根據更長時期的歷史來檢驗。比如我們曾經出現過很嚴重的家電行業的過剩、重複競爭，這時候批評者很多，從損失看起來它是錯的，但是後來從長時間來看又是合理的，現在咱們國家發展最快的，恰好是曾經競爭或者是重複建設最厲害的這些行業。現在國際上中國是家電生產第一大國，超過了日本。
而恰好是受到控制比較多的、政府害怕你產能過剩的一些產業，它都是衰弱的、落後的產業。比如說汽車，汽車也出現過汽車熱的高潮，但是政府對汽車的控制特別嚴，對建設整車廠或者進入汽車廠有嚴格的目錄限制，誰可以製造汽車，誰不可以去製造汽車。而且設立重點廠，或者是應該控制的廠，對汽車實行了嚴格的有保有壓，結果汽車一直就處在沒有充分發展的程度。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對於衡量或者辨別什麼是市場失靈，還不是那麼簡單，可能還要從一個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到現在為止，到底這個產業政策有效還是無效，要還是不要，或者產業政策利有多大，弊有多大？我們要不要繼續執行？還爭論不清。
競爭才是發展的唯一出路
如果從更長遠的、更廣闊的角度看，應該說競爭才是唯一的發展出路。哪怕受到一些競爭的波折和損失，但是這是競爭發展必要的代價。從廣闊的角度上，只有有浪費、有代價、有重複、有過剩，局部的過剩，不是大面積的、非常深重的經濟危機，有一定的這樣的代價和付出，才有這個產業的發展。因為它有了競爭、有了生死。如果你搞的都是供需剛好平衡、剛好對等，那在這個行業裡頭的企業沒有誰有競爭壓力，沒有死亡的威脅，它不會去發展。
危機將至！政府何時“出手”？
經濟全面高漲時政府要“警惕”
政府什麼時候干預市場，我認為關鍵是看這種過剩是不是很多行業同時過剩，不是一個行業，不是家電或者鋼鐵或者汽車，是全部的經濟整體上進入了全面高漲，需求一旺投資就過剩，投資過剩，最後突然就賣不出去了，結果造成了一種投資上的崩潰。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干預。
政府通過貨幣總量調控市場
政府在判斷具體的某個行業產能過剩不過剩，沒有多少力量、預見性和準確性，要通過宏觀上的總量，特別是貨幣總量控制。
因為如果貨幣收得很緊，你再價高利大，價格也得掉下去，某個行業就受到了控制。如果整個貨幣很寬鬆，你想控制鋼鐵、控制汽車，永遠控制不下去。因為貨幣很寬鬆，大家都有錢都去買，就會形成投資過剩。所以在總量得不到控制的情況下，政府不可能對某一個行業進行控制。
政府通過財政政策保障民生
還有一點就是政府的財政政策，政府的財政政策不是去支持投資，政府的財政主要體現在公共福利、公共需求上。比如說國家可能有的時候出現了消費需求不足，整個經濟下滑，它的關鍵是居民可能存在醫療、就業、上學等等各種後顧之憂，所以他有了收入也都存下來不去消費。這時候政府如果加強了社會保障，居民有了穩定的後盾支持，他就會拿出收入去進行消費，這樣就能形成消費對經濟整個的拉動支持。
當然政府財政還能起到一些作用是減少貧富差距。比如說財政局對貧困地區要給予支持，對於貧困人群要給予支持；而對於高收入的人要對他進行收入分配政策的調節，比如說累進所得稅等等。現在所有的房產稅、遺產稅都應該徵收，中國這方面落後了，會形成未來的公共支出或者是公共福利，或者是收入，特別是財產分配不合理，甚至是懸殊的巨大的隱患，災難性的隱患。
我們現在最大的隱患實際上是房地產，因為它使用了信貸，信貸是未來很多年才還的，把你整個的收入或者是財富分配到很多年裡面，集中在一年突然爆發的話那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說中國現在要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包括在金融領域和房地產。改革開放40年，中國做對了什麼？
中國式改革——“摸著石頭過河”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只有中國成功。蘇聯最後失敗了，還有很多國家的轉型過程都失敗了，震盪太大，或者經濟的下跌太猛，發生了很多嚴重的問題。
中國的成功就在於漸進性的改革，或者鄧小平說的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你不可能做出一個非常長遠的、非常富有遠見的、考慮周全的規劃。中國最早的時候，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沒有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還想建立一個雙軌的，或者市場和計劃並存的、相結合的機制。直到1993年，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差不多15年了，才確立了市場經濟的目標。就算確立了市場經濟的目標以後，到底是什麼樣的市場經濟，也還在摸索。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在摸索過程中。
這樣就避免了走錯路，一下子踩到深坑裡頭去，或者是受到巨大的震盪波動，巨大的失敗。最重要的是避免了蘇聯的那種休克式的療法。休克式的做法就是他想徹底把計劃經濟制度或者是價格管制，或者是國有制的企業，一下子全面消除，全部換成市場經濟，在一夜之間變動。
讓人們都喜歡改革
第二個，我們的改革是增益性的改革，每一個改革措施都是給企業和群眾能夠帶來利益的，一改革就能使得企業，或者是地方的財政收入得到增加，就業得到增加等等。從改革能夠帶來效益的地方做起，就可以使得人們都喜歡改革，都支持改革，而且呼喚改革。所以先改先試的地方都能獲得很好的效益，形成示範效應。朝前改，中國改革不是往後退，誰都認為改革帶來好處，帶來收益，帶來發展，這個是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改革進入深水區，政府不能一味施加壓力
中國改革的過程中，改到後面深水區，會帶來一些改革的困難，和前期改革一改就能帶來收益不一樣。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時候，收入分配上要加強一些約束，要保證國家的收入，刺激力就會減弱，這時候改革積極性就下降，甚至活力下降，效益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要採取一些靈活措施，比如說對企業沒法解決的一些問題，政府要採取提供公共產品等合理有效的解決辦法。
比如說在90年代中後期發生國有企業嚴重超額貸款，負債還不清，造成嚴重虧損的情況，是當時為了推進加強約束、加強企業壓力的改革造成的困難。這個時候就採取了債轉股，減輕國有企業過重的負債負擔，也解決了可能會發生金融危機的問題。
所以說在需要、必要而且合理的情況下加強約束的同時，還要提供一定的緩解困難的資助甚至是補貼的做法也是合理的，剛柔並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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