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經濟!切不可讓病毒恐懼釀成更大危機

在高鐵站,問一位回京復工的小夥子,“路上可能感染,為何還急著回來?”小夥笑道:“感染致死的可能性才2%,不開工‘致死率’是100%。我都快窮死了。”筆者前天親歷的這個場景,正發生在數千萬中國人的身上。

春節假期延長了一週。元宵節一過,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們的復工慾望:中小企業、餐廳、酒店、商鋪、電影院、超市的所有職員,還有菜農、想找工作的畢業生、製造業工人、各類商販、蠢蠢欲動的各類旅行揹包客……從最新的返工情況看,“抗疫”工作應像防禽流感、防艾滋病那樣,進入到常態化的醫療工作流程中。過去數週,從疫苗缺位與治癒出院者的情況看,個人免疫力是治癒的關鍵,而經濟增長、社會繁榮、身心舒暢則是提升個人免疫力的基礎保障。

然而,就當下狀況而言,兩類“社會病”正在激烈角力。一類是“病毒恐懼症”。它導致人們不敢出門,“只要還剩一粒米,堅持不出小區裡”;它還致使各級政府“政治任務掛帥”,生怕在人命關天的重任前失職、失責。如果這些還算有情可原的話,那麼,一些基層管理者借“雞毛令箭”在疫情期猛刷存在感,不少網絡視頻中的強令隔絕正常的社會往來的場景,真是讓人啼笑皆非。筆者領銜的疫情對策課題組在《防疫情、促經濟,兩手抓兩手硬的八點政策建議》一文中曾羅列五大“過激”防疫現象,在此不再贅述。

另一類是“生存焦慮症”。怕失業、怕財務“彈盡糧絕”、怕憋出病來,同樣是多數百姓的主要症狀。只有工作、掙錢、社交,才能治癒老百姓的“生存焦慮症”。有調查顯示,當前30%中小企業撐不過一個月,85%中小企業活不了3個月。中小企業解決80%以上的就業啊!多數經濟學家評估,2020年第一季度失業率將上升0.5.%-1%。另有研究證明,失業率每上升1%,自殺率上升0.8%,在當下焦慮氛圍下,恐怕也須關注那些本不應逝去的生命。

一邊是全社會恐懼因病毒而導致的數以百計的死亡病例,另一邊是每一個社會細胞各自封閉,停工、停產、停運、停擺導致的經濟肌體的部分死亡,後者危害性會更廣、更長遠。

不妨設想一下更糟糕的場景!春節期間,每天中國損失約1000億元的財富,2020年第一季度由於封村影響春種而導致糧食欠收或大幅減產;對外,已有超過100個國家限制中國公民入境,進出口將受阻,“國際供應鏈危機”已現端倪。再這樣延續一兩月,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價值鏈、供應鏈上的領銜地位肯定不保,這比中美貿易戰危害重百倍。

经济!经济!切不可让病毒恐惧酿成更大危机

杭州部分商場影院關門謝客。圖片來源:人民網

千萬別再讓“病毒恐懼症”困擾中國人了!中國人應自信地向世界宣佈,數週的“防疫戰”成效很大!中國公共衛生治理能力、社會動員力已令世界肅然起敬!但若繼續以“公共衛生”為所有工作的重心,將過猶不及!一場公共健康事件極可能釀成一場國家甚至世界經濟危機。若那樣,後果不堪設想!

經濟!經濟!經濟!只有經濟增長,恢復生產,才能力挽狂瀾,拯救目前中國厄運。數週前,李文亮醫生就病毒“吹哨”,令世人動容,所有人都假設,當時人們若聽他,可能不會遭致當下慘狀。現在,同樣需要有更多經濟“吹哨”者。

怎麼辦?如何讓窩在家裡的14億“病毒恐懼者”走上街頭、回到工作崗位、回到街頭消費?目前,仍是有藥方的!正如2020年元旦前後,如果武漢市政府重視當時“吹哨”的話,情況不會那麼糟。

筆者認為,短期內應出四招:

第一,輿論報道不妨淡化、泛化目前防疫氛圍的營造。病毒疫苗短期未必研製成功,但多數醫學與社會研究者已有共識,新冠肺炎致死率(不到2%)的危害遠低於SARS(9%),更遠低於2013年全球禽流感(39.3%)、2009年美國H1N1病毒(17.4%),但比一般流感致病率(0.1-0.5%)高,可稱“重度流感疫情”。

輿論當然應向奮戰在一線的醫務人員致敬,但也可聚焦在那些春節期間保障果蔬魚鮮供應的運輸工、值班者、收銀員、務工者等。每位保障社會正常運作的民眾,都應是國家與人民的“英難”。國家相關部門當然須長期化、透明化地發佈新冠肺炎的信息,任何有興趣者均可在官方網站查詢。但像人民日報、央視、新華社等國家媒體重器則不必每日重點播報。輿論報道重點轉向正常的國計民生,降低對疫情的關注度,“病毒恐懼症”隨之會逐漸消逝。降低輿論恐慌氛圍,轉移14億民眾每日關注點,是當前恢復經濟的第一招。

第二,疫情通報不妨精細化,以縣為單位、以“死亡者”為基準重新勾畫全國疫情圖。以“省”為單位通報疫情,當然會看到全國一片紅,全民無盡恐慌。事實上,疫情通報很重要,但精細化疫情通報更重要!

经济!经济!切不可让病毒恐惧酿成更大危机

全國近1000個縣未出現感染病例,像浙江這樣前三位確診數量大省也未出現死亡案例。 “廣東、浙江有上千人感染”是一種真實的通報方式,“95%以上的死亡案例發生在湖北”也是一種真實的通報方式。“半瓶是空的”與“已有半瓶水”,就同樣場景的不同描述,卻產生不同的社會心理。全國“抗疫”奮戰數週,是時候讓社會心理學家、輿情分析師參與到更“聰慧”、更“精細”的疫情通報中,緩解無謂的社會情緒內耗。

第三,官員帶頭,在疫情低的區域、保證消毒條件下不再口罩示人,深入人群展示信心。未來,在未發生疫情的地區或場所,不應人為規定要求必須帶口罩、進入公共場合動輒被量體溫的規定也應廢除。除湖北外,其他地區的官員不必非得在鏡頭面前戴口罩。

在中國,黨與政府仍是多數百姓眼裡的權威。黨與政府的“抗疫”信心不只是在口頭,而是通過行動來表示。多數地區的黨委與政府可通過報道重要會議、會面、調研、交談等工作場景的輕鬆氛圍,重燃民眾對“社交安全”的信心,更重燃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

輿論中所謂“推遲兩會”建議是操之過急的。相反,數週後的全國“兩會”,在保障人民大會堂、住所消毒的前提下,應讓數千位“兩會”代表委員以自信且嚴謹、活躍且認真的狀態履行人民代表的義務,對湖北、對全國、對全世界釋放中國政治精英層的信心與坦然。

第四,精準減稅降費,為“疫區”、城鎮中小企業者過去數週的“犧牲成本”讓利。各級政府的稅務、財政、工商、質檢等部門統籌協調,通過“稅點返還”等政策激勵方式,鼓勵商業戶主為租戶減免1-2個月的租金。對國家財政而言,則可通過發行“公共衛生債”、央企轉移支付等方式,填補該輪減稅降費的虧空。“特殊時期一家人”,政府做表率,理性智慧地財務騰挪,將會帶來更大的全民福利與社會信心。

當然,湖北仍是重災區,必須繼續“抗疫”。其他多數地區可設立若干個特殊醫療應急站點,一旦出現新病例,隨時送至、免費救治隔離。生命是第一位的,但為了低概率的傳染率與死亡率而隔絕整個社會的流動性,是相當不值當的。

實踐證明,在小概率事件發生前,人們傾向於低估它發生的概率;但該事件被頻繁曝光時,人們又傾向於高估它的影響。這幾乎是歷次金融市場動盪的寫照。

金融學要求我們建立正確的風險觀。《黑天鵝》一書作者塔勒布曾說,“相對於研製成功新藥物,我們大多數情況下是找到已知藥物的新用途。”當務之急是,在現有藥物中找到有效應對該病毒的“特效藥”,就不要擔心新冠病毒這個小概率事件繼續綁架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這就相當於在投資中找到了對沖工具,投資人便可安心持倉。

向病毒感染死亡者默哀!向奮戰前線的所有工作者致敬!更要向重燃社會活力與經濟熱度的每一位國民呼籲:經濟、經濟、經濟!沒有經濟,情況更糟糕!有了恢復生產、復甦經濟,一切才可能越變越好!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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