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疫情檢驗一切，也在拷問一切
上觀新聞 2020-02-05查看全文
作為資深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雖然身在新加坡，但近期始終密切關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今天，他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專訪，從他的研究視角來分析這場疫情帶來的思考。
人物檔案
鄭永年
1962年生，浙江餘姚人，中國問題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社會對政府的信任比什麼都重要。有效結合專家的學識和特殊任務團隊的權力，對遏制疫情、穩定社會能帶來超乎預期的效果
高淵：為什麼在非典疫情過去17年之後，還會爆發傳播範圍更廣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鄭永年：這裡有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客觀上，病毒發展有其自身的根源，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和病毒鬥爭的歷史。主觀上，也有人本身的因素。2003年的非典疫情之後，中國的公共衛生體制有了實質性進步，這也是這些年人們對防疫體制抱有信心的原因。不過，人的行為卻沒有多少改變。
比如吃野味。人們普遍認為，非典是吃野味造成的，而這次新冠病毒也可能源於吃野味。為什麼不能改變這種習慣？有不少聲音呼籲立法禁止吃野味，還有一些人認為捕捉野味的大多是沒有文化的“鄉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消費野味的更多是被視為有文化的“城裡人”。
再如面對疫情，人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不僅沒有，反而變本加厲。疫情擴散之初，很多人仍然無動於衷，照常行走於大街小巷，走親訪友，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至於是否會感染病毒，則以“運氣”來解釋。魯迅先生所描述的，上世紀初人們所具有的那種麻木不仁的狀態依然存在。一句話，人們總是把責任推給別人，缺乏真正的自我反思。
高淵：跟上次疫情相似，此次疫情的早期預警也有所遲緩，這是什麼原因？
鄭永年：這裡的關鍵因素是專業人員的角色定位。在疫情領域，主要指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的權力。專業或者廣義上的知識權力屬於“非授權”的權力，儘管專業人員並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但他們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
這裡有幾個問題要明確。第一是制度必須保障專業人員只是從專業出發進行判斷，而不是出於任何其它目的；第二，制度也必須保障他們在決策與執行過程中具有實質性的權力。
專業權力如果沒有足夠的制度空間，那麼行使起來會非常困難。但同時，也要看到知識權力的性質是多元的，因為知識本身是開放的。專家不可能只有一種意見，大家會從不同的角度發表意見。但只要專家們從專業和職業道德出發來發表意見，這種多元性不僅不會造成矛盾，反而會形成一種知識間的互相制衡，從而減少甚至避免決策上的錯誤。
高淵：面對疫情的爆發，除了專業人員的努力，還有什麼關鍵因素？
鄭永年：在疫情非常時期，一線官員的任用極為關鍵。制度是人使用的，是人活動的舞臺，因此官員的素質和類型非常重要。同樣一個制度平臺，不同的人使用會產生全然不同的效果。今天人們懷念非典時期一些活躍在制度平臺上的一線官員，並不是因為當時的平臺比今天的好，而是因為那些官員的擔當與作為。
這就需要在疫情期間組建既具有專業知識水平又能夠有所作為的任務團隊，並且能夠得到充分的授權。團隊的重要性不僅僅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給予社會信心，相信困難終究會過去。在疫情時期，社會對政府的信任比什麼都重要。如果能夠有效結合專家的學識和特殊任務團隊的權力，那麼無論對遏制疫情還是穩定社會必然會帶來超乎預期的效果。
一個個抱有科學、理性和進步觀的現代人，是這個社會的基礎
高淵：此次疫情中，84歲的鐘南山院士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媒體爭相採訪鍾院士，甚至出現了不少假冒他之名的講話，對此你怎麼看？
鄭永年：在危機時刻，人們總是期望英雄的出現。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抵抗疫情也需要英雄。但如果把希望只寄託在英雄身上，而社會表現出集體的無知和無能，那是可悲的。當下，需要社會上的每個人負起責任來。
當每個人對社會有擔當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就可以減少內耗、增進團結，再大的困難也可以克服。梁啟超先生曾說過，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我要說，人也要像個人的樣子。像個人樣子的人是現代人，抱有科學、理性和進步觀。這樣一個個現代人，是這個社會的基礎。
高淵：有人說，疫情是魔鬼，恐懼是魔鬼的影子，你怎麼看此次疫情中的民眾集體心理？
鄭永年：疫情檢驗一切，也在拷問一切。現在有些人一邊為中國人在海外受歧視而抱不平，一邊卻視武漢同胞甚至湖北同胞為“大敵”。儘管媒體呼籲人們防禦的是病毒而非同胞，但在恐懼面前，沒有多少人可以把這兩者科學地區分開來。
疫情擴散以來，不少人在搶購物資，從口罩、蔬菜、酒精，到護目鏡、手套、雙黃連口服液，這本身是反智的。而且，現在由於移動傳播速度更快，容易造成謠言滿天飛，自媒體憑自己豐富的想象“報道”疫情的發展，“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疫情更成為一些商家推銷商品或哄抬緊缺物資價格的機會，各種行為表現得淋漓盡致。
高淵：最近，有一些地方出臺了相當嚴格的措施，比如限制居民出家門，或者中斷與外界的交通聯繫等，對此你怎麼評價？
鄭永年：在很多社會，一旦遇到大規模疫情，都會出現嚴峻的社會治理課題。儘管人們盼望理性，但理性在疫情發生時往往變得非常難得。這個時候，政府部門必然會採取一些特殊或者額外的舉措。
如果政府部門不採取特殊舉措，驚恐的人們也有可能會自發地採取這些舉措，甚至採取更為極端的措施。這些非尋常或極端的舉措是否有效已經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有總比沒有好，至少滿足一種心理的需要。
如果說一旦出現疫情，這種特殊舉措不可避免，那麼在日常和一般的制度設計中就應該考慮到特殊情形的出現，那樣就可以減少甚至避免極端舉措的使用。人類的制度實踐已經使得一種科學的制度設計成為可能。
一大問題是科學沒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有每一個社會成員學會了科學地生活，中國才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高淵：你最近指出，中國的一大問題是科學沒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為何中國人對科學家始終很仰慕，對國際上諾貝爾獎得主們甚至有點膜拜？
鄭永年：從國家層面看，中國一直是重視科學的。很多人都認為，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就是因為後者的科學與技術更先進，而中國要成為強國，自然也要學習和發展科學技術。事實上，“科技強國”一直是近代以來幾乎所有中國精英的共識，這種共識也促成了當代中國的崛起。
但與此同時，科學並沒有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說科學仍然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進步，但人們的行為沒有進步，沒有進行科學理性的思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更為荒唐也更為嚴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為人們傳播謠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
高淵：這次疫情過去後，你希望能給中國社會留下怎樣的遺產？
鄭永年：應該看到，中國政府的體制動員能力確實舉世無雙，再次使人刮目相看，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正面反應和肯定。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可以斷定，這次疫情後人們會主動改變自己的行為。很多時候，人是沒有記憶能力的。今天發生的事，也曾經在非典期間出現過。但非典一過，人們竟然很快把那場疫情忘記了。如果人們有足夠的記憶，疫情就不至於鬧得那麼兇了。
如果要促成科學進入中國人的生活，需要全民科學啟蒙，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啟蒙運動。中國無疑已是科學技術大國，但這並不足以使中國成為科技強國，因為科學並沒有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個社會成員學會了科學地生活，中國才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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