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是中晚唐時期重要的詩人代表，無論是從“姚賈”詩派，還是個人詩歌成就、詩歌影響來看，都是中晚唐文學研宄的重要一環。

姚合是中晚唐時期頗具研宄意義的詩人，兩《唐書》、《唐才子傳》及《唐詩紀事》均有言及。姚合一生任職多處，與李逢吉、李德裕、白居易、劉禹錫、張籍、楊汝士、賈島、殷務藩、李頻、方幹、周賀、項斯、馬戴等有交遊。《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代表了他詩歌的最高成就，被後世稱為“姚武功”。“唐末五代時期，面對紛繁多向的詩歌審美旨趣和創作取向，士人們試圖將眾多前輩詩人排比歸類，從而為詩歌之道做出最基本、最簡潔的劃分”，“姚賈”詩派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因相近的詩風而被歸合在了一起。姚賈詩派對晚唐五代及宋代的“永嘉四靈”、“江湖詩派”都有較為深刻的影響。

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將姚合的成就置於賈島，甚至元白之上，這顯然有失偏頗。但姚合除了詩歌創作上具有被時人普遍接受和欣賞的雅正風格和“一代文宗”的文壇地位之外，因其仕途順達、性格豁達、人情練達以及積極獎掖扶持後進等因素，而成為一時間後學景仰和追逐的核心，成為姚賈詩派實際上的領袖”氣雖然身後姚合詩名不如賈島，但在當時的社會凝聚力、對後輩學子的獎掖和影響方面，姚合明顯要高出賈島很多，兩個人的影響可以說各有偏重。

姚合的生平交遊

關於姚合祖系、生卒年的問題，就目前的幾種說法來講，其祖系、生年的認定已大致趨同，但對其卒年的看法卻大相徑庭，這裡不免會因對文獻資料佔有的差異而有所抵梧。結合《姚合墓誌》、姚合詩作、同輩唱和等資料，其祖系、籍貫、生卒年已不難斷定。

由《姚合墓誌》可知，自姚合先祖姚敷起，姚氏居吳興。其詩有云：“吾亦家吳者，無因到弊廬”（《送喻鬼校書歸批陵》。《姚合墓誌》亦云：

始問蓍龜得日，其孤覃哭踴再拜，謂勖曰志事當銘。覃於兄五世之昆弟也，厥銘其可俟他族乎？

姚勖和姚合子姚覃為“五世之昆弟”，據姚勖自撰墓誌雲：

勖本吳興人，始虞帝生姚墟得姓……五代至吳郎中諱敷……又五代至晉勸海太守五城侯，諱禮之，侯孫諱仲和，入後魏為步兵校尉秘書監，封吳興公，遂居陝之硤石。

《姚勖墓誌》記載頗詳，姚氏原居吳興，至姚仲和因官而遷徙，後世居陝州硤石。故，姚合籍貫可稱陝州硤石，祖籍為吳興。

由《姚合墓誌》知姚合生於代宗大曆十二年，即公元年。另據，《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十二雲：“三年著綠衣”，其二十三雲：“年來四十餘”，其二十七雲：“主印三年坐”等。可知，姚合“年來四十餘”時已任職武功一段時間，或為三年，若能推定其任職武功的時間，其大致年紀便可劃定。

元和十四年，田弘正戰敗李師道，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合作《聞魏州賊破》，《假日書事呈院中司徒》有“

《姚合墓誌》載：“會昌二年壬戌夏五月，辭以目視不明，頓攝私第。冬十二月寢疾，旬餘，是月廿有五日乙酉，啟手足於靖恭裡第。享年六十有六。”由此可知，姚合卒於唐武宗會昌二年十二月，即公元842年12月。

如《姚合墓誌》所述，姚合卒於會昌二年十二月（公元年），查姚合詩集，知其詩作中只有敬宗、文宗輓詞而無武宗輓詞，推想可知姚合當卒於武宗會昌年間，與墓誌所載相符。

姚合的仕途

有唐一代進士及第後必守選，守選期為三年，守選的方式有家居或任職幕府。幕府所任職位多由節度使自行任命，如巡官、推官、掌書記等。“中晚唐時，這些在幕府任職的及第進士，或會被節度使奏為‘試校書郎’、‘試協律郎’等。但此時他們的真正身份卻是前進士，直到守選期滿參加冬集，並於次年春參加吏部檢選，之後方可授予正式官職”。由《姚合墓誌》知：姚合先後任魏博節度巡官、節度參謀、觀察支使、武功主簿、萬年尉、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戶部員外郎、金州剌史、刑部郎中、杭州刺史、戶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陝虢觀察使、秘書監等職。

姚合詩歌的創作歷程

姚合一生歷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他詩歌的內容一方面緊扣時代的脈搏，另一方面又與自己的人生際遇密切相關。姚合的詩是追隨著自己的人生信念在歌唱，但他的人生信念又時受時局的影響，故而他詩歌的思想內容顯現出：既有階段性的變化，又有整體性的歸屬。姚合詩歌的創作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的進取和後期的吏隱

• 一、前期的進取

有整體性史料記載的姚合活動始於元和年間。元和初，唐憲宗勵精圖治，以裴度為相，接連對藩鎮用兵，先後收回了西川、夏綏、鎮海等藩鎮的特權，出現了一時的興盛局面。“唐代文學思想的發展變化，與政局有關。但是它與政局的關係，主要是通過士人的心理狀態表現出來的。政局影響士人的心理狀態，士人的心理狀態直接影響文學思想的發展變化”。政治的興平帶來了文學的興盛，“詩到元和體變新”，元白“新樂府運動”和韓柳古文運動”更是敦促著廣大的士子投身文學創作。同時，這一系列的政治、文學現象又刺激著他們積極地參與政治、熱衷科舉。

己過而立之年的姚合，在這種社會氛圍的影響下產生了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此時，姚合的精神狀態是充奮、向上的。他沉心科舉、熱衷功名，以致“三年住西京”（《寄陝府內兄郭冏端公》）也“百敗望一成”（《寄楊茂卿校書》，即便是進士及第任職魏博節度幕以後，仍然是汲求上進“願陳一人力”（《寄狄拾遺時魏州從事》。

青年姚合對功名很為嚮往，即便多年以後，在對後輩士子的酬贈中，也隱有此意。他在《送喻鬼校書歸批陵》中雲：“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在《送任畹及第歸蜀中覲親》中雲：“闕下聲明出，鄉中意氣遊”，又在《送李秀才赴舉》中雲：“登科舊鄉里，當為改嘉名”，均顯露出科名在身的榮耀。不僅如此，他還在《送韓湘赴江西從事》中表達了對“年少登科客”的欽羨，似有對自己不能及早登第的一絲惋惜。他將這種執著歸因於“

有唐一代有著普遍的行卷之風。“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姚合為了能儘早及第，從到京至及第共度過了三年的時間。這段時間裡他行卷、拜訪，但並不是很如人意。他在《送王求》一詩中寫得很為詳細：

士有經世籌，自無法身策。求食道路間，勞困甚徒役。我身與子同，曰被飢寒迫。側望卿相門，難入堅如石。為農昧耕括，作商迷貿易。空把書卷行，投人買罪責。六月南風多，苦旱土色赤。坐家心尚焦，況乃遠作客。羸馬出郭門，餞飲曉連夕。願君似醉腸，莫謾生憂戚。

詩歌以描述士子空有經世之謀而無活身之策入手，看似述寫士子實則在寫詩人自己。在京的日子是極其艱難的，身形困頓、飢寒無依，公卿相府，拜投無門，即便是行卷於人，也是徒勞無益。六月酷暑，對客居京師的不第舉子來說就更是“憂戚”遍生。在行卷無門、衣食相擾的情況下，詩人並沒有迎來功名上的通達，相反，卻迎來了落第的痛擊：

慈恩塔上名，昨日敗垂成。

賃舍應無直，居山包釣聲。

半年猶小隱，數日得閒行。

映竹窺猿劇，尋雲探鶴情。

愛花高酒戶，煮藥汙荼鐺。

莫便多時住，煙霄路在城。

這首《送狄兼謨下第歸故山》雖為寄贈友人，但此情此景也均為自身經歷，所以詩人知道什麼樣的話語才是最好的慰安。賃舍、居山都是詩人當年的應對之法，《親仁里居》雲：“三年賃舍親仁裡，寂寞何曾似在城”。“

姚合的內心是強大的。他及第後雲“三年住西京”。正常而言，在京三年應是經歷了三次科考。面對前兩次的落第，詩人痛苦非常，形體身心都遭受了極大的打擊。此時他“耳目甚短狹，背面若暈盲。安得學白日，遠見君儀形”（《寄楊茂卿校書》，但他依然堅信：“明年取前字，杯酒賽春輝”（《寄張係》），這並不僅是姚合對朋友的寄語，也是他對自己投身功名的驅使。如此的語句只不過借酬寄朋友表達了出來。同樣的還有《寄孫路秀才》，詩云：“老人能步蹇，才子奈貧何。曾見春官語，年來虛甲科”。“明年取前字”、“年來虛甲科”是每個落第舉子的內心所想，他們都“百敗望一成”。姚合此類詩句道出了廣大士子的心聲，也體現了他執意進取的精神狀態。元和十一年，詩人終謀一第。《寄陝府內兄郭冏端公》有云：

蹇錢無大計，蔣嗜進士名。為文性不高，三年住西京。

相府執文柄，念其心專精。薄藝不退辱，特列為門生。

事出自非意，喜常少於驚。春榜四散飛，數曰遍八紘。

眼始見花發，耳得聞鳥鳴。免同去年春，兀兀章與盲。

姚合經過三年的“住西京”，無論是文學水平還是人情往來都有了很大的改觀，這為他的榜上有名做了很好的鋪墊。“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泥途，鄭解榜及第”。姚合及第受李逢吉照拂頗多，詩中所云“相府執文柄”即指李逢吉知貢舉事。“眼始見花發，耳得聞鳥鳴”是一誇張說法，是較《寄楊茂卿校書》中“耳目甚短狹，背面若聲盲”所言。落第後他眼花耳聲，及第後一切轉好。不單如此，人逢喜事自然別有意趣。詩人在《及第後夜中書事》中雲：“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愛花持燭看，憶酒犯街沽”，及第後因過度歡喜而唯恐是一場清夢，因喜而狂毫無儒士風度，持燭看花、犯街沽酒都是異於平時的表現，也側襯出詩人對功名的渴望與熱衷

及第之後詩人的整個狀態都得到很好的調整，對自身的價值與使命也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憶昔未出身，索寞無精神。逢人話天命，自賤如埃塵。

君今才出身，颯爽鞍馬春。逢人話天命，自重如千劫。

信涉名利道，舉動皆喪真。君今自世情，何況天下人。

這首《感時》是姚合及第前後的真實對照，由“自賤如埃塵”到“自重如千鈞”，其中改變的因由就是“新登甲乙科”（《寄李頻》。及第的喜悅還未褪盡，姚合就迎來了新的選擇。如前述，有唐一代進士及第必守選三年，三年守選結束方可參加冬集，並於次年春參加吏部途選，這之後才會正式授予官職。守選的形式一般有家居或到幕府任職，這對姚合來說似乎並不難抉擇。元和十三年春，探親、遊歷結束的姚合來到田弘正幕府，任節度巡官。身在魏博的姚合依然是雄心不減，這在他的《從軍行》中有云：

昨來發兵師，各各赴戰場。

顧我同老弱，不得隨戎行。

丈夫生世間，職分貴所當。

從軍不出門，豈異病在床。

全詩均為自責之言。這種對自己的怨憤反襯出他依然堅持建功立業的夢想，於是在《寄狄拾遺時魏州從事》中他寫到：

主人樹助名，欲滅天下賊。

愚雖乏智謀，願陳一人力。

人生須氣健，飢凍縛不得。

睡當一席寬，覺乃千里窄。

該詩寫於元和十四年冬末或十五年初，時姚合回京參加冬集，未正式授官，故仍稱魏州從事。詩中充斥著昂揚的向上之氣，其中“愚雖乏智謀，願陳一人力”寫的慷慨激昂，給人視死如歸之感。

總之，這一時期姚合處於人生的“開創”時期，他在不斷的進取中響喊。雖然這一時期的詩歌沒有太高的藝術成就，但詩人的整體狀態是激昂、向上的。這時期詩歌的思想內容並沒有因詩人不得意的處境而低迷、消沉，詩裡詩外籠罩著詩人強烈的成功慾望，似乎在重訴著“三年住西京”的往事和“百敗望一成”的雄心。

• 二、後期的吏隱

憲宗之後，元和中興的帷幕已完全落下，裴度被驅，宦官專權，各地藩鎮多有不臣之心。長慶元年七月：十日，幽州軍亂；二十八日，成德軍亂，田弘正被殺；幽州軍亂，立朱克融為留後。敬宗的不思進取，致使朝政進一步腐化，導致最終被試。試敬宗立悟王，殺悟王立江王，朝廷大權盡落闡宦之手，一幕幕宮廷鬧劇在中唐的天空中愈演愈烈。文宗的勤勉雖給風雨飄搖中的大唐帶來了一絲曙光，但大和九年的“甘露事變”繞滅了士子心頭的最後一點光亮

姚合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走向政壇的。元和十五年，參加完吏部連選的姚合終於釋褐授官武功主簿，但此時的政治空氣已全無元和之象。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右補闕楊汝士任考官，李宗閔（中書舍人）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及裴度之子裴撰等同時登第，引起朝野不滿，錢徽等多人因此被艇。錢徽貢舉事件給廣大士子求進之心以猛烈打擊，隨之即來的憲宗暴舞，藩鎮兵叛，更使得朝局混亂、民心難用。高壓的政治氛圍和上層的腐敗給汲求上進的士子帶來了希望的幻滅。

此時的姚合已在武功主簿任上，他對風塵末吏的角色扮演已漸覺自適。同時，他對黑暗政局採取旁觀的態度，亦為他明哲保身的一種處世之道。姚合從一種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武功縣中作》其三雲：“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在他看來遁世隱逸似乎才是最為合適的正途。《武功縣中作》其五雲：“長羨劉伶輩，高眠出世間”，《武功縣中作》其十雲：“齋心調筆硯，唯寫五千言”，《寄鬱上人》又云：“不向禪門去，他門無了因

首先，吏隱時期姚合汲汲於閒適恬淡的精神追求。“

身外無徭役，開門百事閒。

倚松聽咬鶴，策杖望秋山。

萍任連池綠，苔從匝地斑。

料無車馬客，何必掃柴關。

詩歌先以直白的方式書寫時日的悠閒，再以“聽淚鶴”、“望秋山”擴展這種閒散的氛圍，接以“萍”、“苔”入景，以“柴關不掃”示無人打擾的清淨閒適。這種閒適不是無奈的自嘲，而是出自本性的自喜：

好景時牽目，茅齋興有餘。

遠山經雨後，庭樹得秋初。

道伯憐栽藥，高人笑養魚。

優遊隨本性，甘被棄傭疏。

這是《閒居遣懷》組詩的第四首，詩之所述一切均天然隨性。草屋寬敞、美景盈目，雨過之後的庭院似有幾分初秋的清新，栽藥的栽藥、餵魚的餵魚，頗有“欲辨已忘言”的意味。

在政治高壓之下，姚合採用了卓爾不群的行為方式。他這種行為方式受白居易影響較大，“表現在處世態度與生活情趣都推崇並仿效白居易”，並且“其詩歌也存在白居易式的中隱味道”氣這種似白居易中隱式的吏隱，使他既遠離官場紛爭又不為世俗羈洋，既有為官的物質享受又有隱的精神樂趣。部分詩作表現出閒適恬淡的生活意趣，且有佛骨道心的根骨與因緣禪機的悟性之流露。同時，與僧道交遊及佛道詞彙的運用，既昇華了他的精神世界，亦很好地記敘了他亦官亦隱的人生狀態。

姚合詩歌的藝術特色

姚合詩歌在中晚唐詩壇上代表了一定的詩歌風向。聞一多《唐詩雜論》雲：“在古老的禪房或一個小縣的廨署裡，賈島、姚合領著一群青年人做詩，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為著癖好，做一種陰黯情調的五言律詩（陰黯由於癖好，五律為著出路

• 一、清新奇僻

唐宋以降，不少學者將姚合詩歌特色歸為“清新奇僻”之列。清代胡壽芝在《東目館所見》中雲：“姚武功五律，脫灑似不作意，而含蓄不盡，七律亦新脆可喜”氣新翠”二字似得姚詩之真意，但並未言盡。元代方回《贏奎律髓》有論賈島、姚合詩，其雲：“姚合）比賈島斤兩輕，一不逮；對偶切，二不逮；意思淺，三不逮。卻有一可取，曰：清新”。“

姚合詩多有“清”字之直現。姚合詩歌共有處直現“清”字，如其《寄馬戴》中雲：新詩此處得，清峭比應稀”，再如《寄國子楊巨源祭酒》中雲：“清高疑對竹，閒雅勝聞琴”，又如《喜覽裴中丞詩卷》中雲：“新詩盈道路，清韻似敲金”等。姚合詩對“清思”、“清美”等詞彙也多有借重，如“詩成誰敢和，清思若懷霜”《和李舍人秋日臥疾言懷》，“吟詩清美招閒客，對酒逍遙臥直廬”（《和令狐六員外直夜即事寄上相公》）。“清”字在詩作中的直現，是姚合對“清”之詩風素喜的明證，但並不止於此。

姚合詩多營造“清”之意境。“‘清’在其形成和確立的過程中分別被注入和賦予了各個時代的美學精神，具有由長期的歷史積澱而形成的基本內涵，就其正價部分而言，是詩歌語言的明晰省淨，詩人氣質的超脫塵俗，立意與藝術表現的新穎，此外還有意境和情趣的悽例和古雅等”姚合之“清”亦有其獨特的審美和意境追求，如《陝下厲玄侍御宅五題垂釣亭》所描繪：

由釣起茅亭，柴靡復竹祖。

波清見絲影，坐久識魚情。

白鳥依窗宿，青蒲傍徹生。

欲同漁父舍，須自減逢迎。

詩中“茅亭”、“柴扉”、“清波”、“絲影”、“白鳥”、“青蒲”等意象構成一個清晰明麗的畫面，再有“魚情”和“漁父”的融入，使得整個意境新穎且生動，有超塵脫俗之感。

姚合詩常有“苔”、“蘚”、“石”等字，如“閒窗連竹色，幽砲上苔文”（《題刑部馬員外修行裡南街新居》，“入門塵外思，苔徑藥苗間”《題郭侍郎親仁裡幽居》），“茅堂階豈高，數寸是苔蘚”（《題金州西園九首莓苔》，“路邊何所有，嘉嘉青淥石”（《杏溪十首溪路》，“曉尋不知休，白石岸亦哨”（《杏溪十首蓮塘》）。另有“洞”、“影”、“蟲”等詞彙，如“幽洞自生藥，新篁迸入池”（《題鄭騎馬林亭》），“

• 二、平淡閒雅

《唐才子傳》姚合本傳中雲：“（姚合）與賈島同時，號‘姚、賈’，自成一法。島難吟，有清例之風；合易作，皆平擔之氣”雖然歷來“姚賈”並稱，都無外於他們友善、詩風相近，且都以“苦吟”出名。竊以為不同於賈島之“苦吟”，姚合之吟是為“清吟”。這種“清吟”的特徵也促使其“平淡閒雅”詩風的產生。苦吟”一詞，原為普通的詩歌用語，常見於唐代詩人作品中。

賈島一生仕途不暢，生活困頓，詩句多荒涼悽苦之語。其詩以寫景、送別、懷舊之作為主，又常以鑄字煉句取勝，刻意求工，故有“苦吟”之名。姚合雖曾兩次落第，但也於四十歲榮登科第，在“三十老明經，四十少進士”的唐代，也委實不易。其詩作中雖有“官況蕭條”的景象，但總體還為順達，武功主簿、萬年尉、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戶部員外郎、金州刺史……其後更是做到了給事中、秘書監等顯赫之位。暢達的仕途、圓通的社會和人際關係都使他的內心世界不同於賈島，雖官武功主簿和萬年尉間也曾有過短暫的困頓，其詩也有“

姚合之“吟”多非苦吟。其曾多在詩作中直述“閒吟”的情景，如“霜月靜幽居，閒吟夢覺初”（《秋夜寄默然上人》），“嗜吟殷偏逸，閒吟卿亦貧”（《和太僕田卿酬殷亮藩侍御見寄》，“欲出心還懶，閒吟繞寢床”（《喜喻鬼至》，“雨裡難逢客，閒吟不復眠”《喜賈島雨中訪宿》等等。由此觀之，姚合之“吟”多為瀟灑、閒適的“閒吟”之態。相較於賈島的“吟”，姚合之“吟”多了一份悠閒，如“太守吟詩人自理，小齋閒臥白蘋風”（《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蘚庭公事暇，應只獨吟行”（《送洛陽張員外》），“

姚合的影響

在中唐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姚合詩歌既是自身經歷和情感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中唐政局的動盪不安，使得士子們不得不將詩歌重心轉向鄉野林間，這是亂世自保的一種策略，也是詩歌呈現的一種出路。

姚合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前期的鬱郁不得和“官況蕭條”使他心生“隱”意，但修齊治平的夙念又使他難以徹底與官場決裂，不得已的亦官亦隱卻在成就他官路通達的同時也成就了他的詩歌。姚合對中晚唐士人的典型意義是他在動盪的世道所做出的選擇，及這種選擇對他詩歌產生的影響。他的詩歌不同於“姚賈”詩派其它詩人的一心苦吟，他戀“吟”成癖，但因其是在閒適的生活中和心態下的喜好，故其“吟”是一種“清吟”、“閒吟”，其詩歌特色也呈現出“清新奇僻”、“平淡閒雅”的特點。這既是對時局的一種反抗，也是對中晚唐詩風的一種超越。其詩歌中的“京”“城”“朝”“闕”意象、“松”“竹”“鶴”“金”意象、“書”“酒”“琴”“筵”意象分別是其與朝廷府臣、僧道隱士、詩友文人交遊的明證，是其“清新奇僻”、“平淡閒雅”詩風的最好表達，也是其能引領中晚唐詩壇的一大因素。

姚合的影響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代都是頗為深遠的。不同於賈島，姚合身邊圍繞著一大群的年輕詩人：李頻、馬戴、方幹、顧非熊、劉得仁、朱慶餘、周賀等。這些人的追隨代表著晚唐五代時期對姚合的推崇，他們既欽羨於姚合的位高尊顯，也追隨其簡易、平淡之詩風。宋初九僧之詩風，頗有“武功氣味”，“四靈”則效姚合善“吟”而追求平淡閒雅之詩句。宋以後也多有人學習姚合，其作詩風格更常為世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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