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牛疫，是一種急性傳染病，發病迅速，傳染速度快，範圍廣，死亡率高，不僅給牛群的集約化飼養造成危害，而且對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等造成極大的影響。

古代文獻記載中的牛疫，不僅包括傳染性極強且死亡率極高的急性牛疫(俗稱牛瘟)，而且也包括傳染性很強的牛疥癬病、牛黃熱病等。牛疫的出現，給普通農民老百姓帶來嚴重的危害，引起糧食減產與社會動盪不安，古代各政府不得不對其高度重視，並採取相應措施加以防治。

一、牛於古人的意義：農耕之本、生民所立

牛在我國古代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各個封建王朝都對私自宰殺牛有明確的處罰規定：輕則坐牢流放，重則殺頭。這主要源於農業中重要的生產力——牛耕。“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在古代，老百姓們主要靠農耕生活，而牛就是主要勞動力，沒有牛根本無法犁地種田，從而造成社會的嚴重後果。因而，牛的致命天敵——牛疫，也就成了百姓與朝廷的心頭大患。

二、牛疫的流行與危害

1、漢唐時期牛疫的流行及特點

東漢時期約發生了6次嚴重的牛疫。漢明帝永平十一年， 郡、國發生牛疫。先是“大旱”，隨即“牛疫死”，至建初元年二月牛疫還在流行。漢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洛陽“牛大疫”。

兩晉時爆發了兩次嚴重牛疫。南北朝時期發生了四次嚴重的牛疫。尤其是北魏道武帝天興五年十月，代地的牛疫傳染病不僅造成大批耕牛的死亡，而且也造成大量野生麋鹿的死亡。引起社會恐慌。《資治通鑑》中記載：“魏春夏大早，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餒死者多。”

唐代發生了8次嚴重的牛疫。唐高宗時，夏州發生牛疫，造成“無以營農”“民廢田作”的慘象。武則天長安四年，“河南牛疫”；神龍二年，“牛大疫”；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河北“牛大疫”。貞元七年，“關輔牛疫死，十亡五六”等等。

五代時期發生了1次嚴重的牛疫。後周太祖廣順三年，衛州共城縣發生“牛疫”，造成“年課無幾，官牛疫死，因廢營田”的慘狀。

綜上所述，漢唐時期見於記載的牛疫共發生了21次。在地區分佈上，牛疫大多分佈在黃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地區，南方地區僅2次，反映了北方地區經濟和人口的發展遠勝於南方，所以漢唐時期牛疫引起的災害是北方重於南方。

2、宋代牛疫流行與特點

宋太宗淳化五年，因受淳化三年以來持續的大幹旱影響，京東路宋州和淮南路亳州發生牛疫，“死者過半”，並迅速蔓延到鄰近的京西路陳州和穎州帶。由於長期的乾旱有可能造成耕牛等大型動物飼料的短缺,從而影響到耕牛的健康問題，引起牛疫的發生和流行。

宋真宗大中樣符二年春夏,“京師早,河南府及陝西路、潭、邢州旱。八月,“河北牛疫,大批耕牛死亡。接著,牛疫又蔓延到整個河北路、京東路和京西路，造成該地區耕牛嚴重短缺。

宋高宗紹興九年秋冬之間，荊湖北路發生了宋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牲畜疫病。在這場可怕的疫病中，牛馬皆疫，耕牛的死亡率達80%-90% ，損失極為慘重。其他動物如麋鹿、野豬、虎，狼等的死亡，更是不計其數。其後在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九月，宋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也都有發生牛疫。

在時間分佈上，牛疫的發生和流行沒有明顯的季節性，四季皆有發生，但以春夏秋最為集中，對農作物種植造成一定的影響，加大了政府救治的難度。在地城分佈上，全國諸路皆有發生。

3、牛疫的危害

首先，牛疫流行引起的高死亡率，直接造成耕牛短缺，影響到農業生產的正常播種。

其次，牛疫的發生與流行，不僅造成墾田減少，牛價、谷價上漲，而且造成流民增加，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發生的牛夜，造成“顯田多減”。元和元年郡國牛疫，造成“穀食連少”。五代後周太祖廣順三年發生的牛疫，造成耕牛極度短缺，迫使周太祖下詔罷共城縣稻田務。

第三，牛疫與各種自然災害相伴生，如大早，大寒，大熱、大雪、水災、地震等直接引發了牛疫的流行，

三、古代牛疫發生病因

1、牛疫形成的普遍原因

漢唐時期已認識到：病牛為本病的直接傳染源。“一牛染病，則附近之牛，必相繼倒斃”，對當時的黃牛、水牛、犛牛等具有強烈感染性。傳播途徑是易感牛群接觸了感染動物(病牛或死牛)的分泌物(如鼻涕、眼液等)、排洩物(尿液、糞便等)和經過汙染的水源、食物而傳染。牛疫的死亡率較高，四時氣候變化異常是其致病的主要原因。

關於牛疫形成的原因，宋代的陳勇在《農書》中對北宋以來牲畜疫病發生的病因給予了系統的總結，他認為：“四時有溫涼寒暑之異,必順時調適之可也。於春之初,必盡去牢欄中積滯賬糞。亦不必春也，但旬日一除，免穢氣蒸鬱，以成疫癘；且浸漬蹄甲，易以生病。又當祓除不祥，以淨爽其處乃善”。在陳勢看來，“四時溫涼寒暑之異”是牛、馬等大型牲畜動物疫病形成的根本原因，他建議對耕牛飼養要“順時”，定期打掃衛生。

這說明牛疫的流行取決於以下條件:一是氣候的反常變化，如非時寒暑，溼霧掉氣，酷熱，久旱等；二是環境衛生不良，如由於疫癘病死的動物屍體未能及時掩埋，或其排洩物術要善處理，便為疫病傳播創造了條件；

2、宋代牛疫嚴重的原因

再者，宋代牛疫較漢唐時期嚴重，也有宋時國營牧場的兩次南移和牲畜飼養方式的變化的關係。漢唐以來，國營牧場大多位於西北地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和長城沿線，這裡的氣候、水質和牧草均適合於大規模的、粗放式的野外放養。

五代宋初以來，隨著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管理的喪失，傳統牧場逐漸南移至黃河以南的農耕地區。南宋時期進一步南移到長江以南的兩浙西路荊湖北路和江南西路地區，這裡氣候炎熱、多雨潮溼、蚊蟲肆虐，不適合牲畜規模化、集約化的飼養。同時，北宋以來形成的高渡集中的圈養式飼養，也是牛疫流行次數增加的一個因素。

四、牛疫發生，政府實施的應對機制

1、防治牛疫的醫療措施

漢唐時期牛疫的多次發生和流行，為醫學提出了新的命題。不僅醫學、農學、道家文獻中記載了數量可觀的防治牛疫的方劑，而且還出現了許多專門性的醫牛著作。現存醫家文獻有《華佗神方》《神農本草經》《千金要方》等。

宋時，群牧司是宋政府建立的最高畜牧行政機構，也是貫徹、執行宋政府詔令的重要機構。若牛疫發生，群牧司派遣獸醫診治和賜藥。群牧司在牛疫應對方面採取的措施包括:一是派遣曾醫巡診、頒方、賜藥，為疫病應對提供醫學救助；二是發放糧食，減輕賦稅，為疫病應對提供經濟支持;三是獎懲地方官員和獸醫等；四是規範養牧法和放牧者的條件。

群牧司收集刊刻和頒佈實用醫方,是宋政府應對牲畜疫病的新措施。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群牧司編撰了獸醫方書——《醫牛方》。由宋真宗頒行全國。大中祥符七年"諸州牛疫" ，宋真宗“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繼令群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

宋政府編撰的官修醫學本草《開寶本草》《政和本草》以及藥方《太平惠民合劑局方》等，保存了大量防治牛疫、牛疥癬病、牛黃熱病、牛漏蹄病和牛時行病的獸醫藥方劑。

醫牛方

在政府的鼓勵和引導下，民間也出現了一些醫牛的著作。據《宋史》記載，主要有耿煥《牧監閒談》，陳之規《牧養志》等。牛疫發生是政府便召集醫者配置藥物發放，應對疫病。

2、政治經濟措施

一、修改法律,允許耕牛買賣。

二、推廣新式農具，防止“耕稼失時"。為了彌補耕牛短缺造成的不足，漢唐政府推廣新耕作方式和新農具。漢代區種法、唐代耦耕法的推廣，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宋代淳化五年，針對京東路宋州、京西路陳州、穎州等數州牛疫死者過半的情況，宋政府採取了推廣新式農具，防止“耕稼失時”的應對措施。

在太子中允武允成進獻新式農具踏犁後，宋太宗下詔迅速加以推廣，用人工踏犁代替牛犁，幫助農民渡過難關。隨後，踏犁作為新式農具迅速地推廣到耕牛缺少地區，南宋時已普及到全國各地。

三、減免田租，賜流民田地。東漢永平十八年， 京師洛陽、兗州、豫州、徐州發生牛疫，漢章帝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稿，其以見谷賑給貧人”。元和元年郡國發生牛疫，二月甲戌漢章帝發佈《賜流民公田詔》:“王者八政， 以食為本……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龐耕傭，賃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四、經濟性的救助措施。這是宋政府應對牛疫通常採用的措施，主要內容包括：中央政府直接劃撥專項救濟貨幣資金和糧食的無償性救助；減免州縣民眾賦役的蠲免性救助；借給農民糧食、種子、錢物、農具和耕牛、馬的低息放貸性救助等。

五、總結

古代，牛疫的流行雖然引發的高死亡率，給社會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新農業耕作方式和新農具的出現

參考文獻

1、韓毅《宋代牛疫的流行與防治》

2、《漢唐時期牛疫的流行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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