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82年张芷《杨树达先生年谱》、1985年白吉庵《杨树达传略》及《积微居日记》（摘录杨树达1920～1922年《日记》）等论著的问世，以及1986年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友朋书札》的整理出版，杨树达与陈寅恪之交往始引起学界关注。杨树达（以下简称树达）1942年挥赋七律一首谈自己与陈家的“辱知三世”：
朋交独畏陈夫子，
万卷罗胸不肯忘。
一别五年萦梦寐，
辱知三世岂寻常。
攻金僭欲追荀羕，
说籀频思补懋堂。
闻道苍梧富山水，
未知游盖几回张。
诗人自注：“君先德中丞公甄录时务学堂诸生，先兄及余皆与其选，而校阅文字者散原公也。”至于“荀羕”（金文家孙仲容）和“懋堂”（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二典，则表示自己的学术追求，及其仿效前辈问学、请序之意。
树达以“朋交独畏陈夫子”视陈寅恪（以下简称寅恪），寅恪以“一代儒宗”之视树达，二位学者年龄相差五岁，早年生活于湘地，相惺相惜。因此，树达1942年这首感时、怀旧、念友之诗，既是他对于老友寅恪的推重，又是他对于“畏友”的牵挂，可视为二人一世交谊之提纲，亦本文论述之导引。笔者希冀勾勒二位前辈学人的交往，初步归纳其学术交流，以启示当今学界。
一、不寻常的“三世”知交
杨树达字遇夫，湖南长沙人，对传统的“训诂小学”如古汉语语法学、语源学、文字学、古文字学（甲骨文金文），文献学，以及古史、考古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所著《周易古义》、《老子古义》、《中国修辞学》（《汉文文言修辞学》）、《词诠》、《论语疏证》、《汉书窥管》、《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树达一生，与义宁陈氏家族结下不解之缘。寅恪祖父陈宝箴于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为士民所信爱”。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是措施之一，受聘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记道：
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札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
起初，陈宝箴拟聘康有为主讲时务学堂，询之陈三立，三立对以“曾见新会（梁启超）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故宝箴乃改聘梁启超。梁以《孟子》、《春秋公羊传》为教本，鼓吹“民权革命论”，遂使康有为公羊维新之义，传播于衡山湘水之间，深刻影响了时务学堂。
是年（1897），十三岁的树达成为时务学堂首批40名学生之一，后来回忆道：
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宝箴、按察使嘉应黄公遵宪与湘绅凤凰熊公希龄、浏阳谭公嗣同等合力创办时务学堂。考取第一班学生四十人，伯兄及余皆与焉。第一名为慈利李君炳寰，字琥生，后以庚子起义殉国。第二名为邵阳蔡君艮寅，后改名锷。袁世凯称帝，蔡君起义于云南，攻克四川。袁不得已，取消帝制，遂愤郁以死。堂中中文总教习为新会梁任公先生（启超），西文总教习为吴县李峄琴先生（维格）。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为教本，主张民权革命之说；学者思想为之一变。
在时务学堂的一年求学生涯中，因入学考试阅判试卷者即陈三立，树达与三立遂有师生之缘。1932年12月，树达在北京前往寅恪寓所谒见三立，三立老人“已知余，谓余留意著述云云。盖寅恪已先言于先生矣。先生告余，时务学堂考试校阅试卷者即先生云。”三立诗歌造诣极高，为士人所推重，树达在1940年与友人的唱和诗“散原逝后诗歌歇，今日荒陬着此公”，表明对于散原诗之推崇。
此后不久，树达继续在求实书院肄业，1905年留学日本，直到武昌起义后返国，在长沙各校教授中国文法与英文。五四运动前后，他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与湖南教育界同道发起“健学会”，响应新潮。这一切，尤其是树达在湖南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与他早年在时务学堂的学习大有关系。共和国成立后，树达亦念及三立。
陈宝箴父子创办的时务学堂是树达心中永远的“情结”，他尤其在意时务学堂的记述。1937年7月他发现《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相关文字，即认真披览，注意后人如何评说时务学堂。1952年读石醉六自述的《六十年的我》，指出书中有不实之词。
树达与寅恪祖孙三代均有识见之缘，“辱知三世”，为师为友，跨越两个世纪。三世之中，树达与寅恪是同辈学人，关系更加密切，尤其是学术交往频繁，留下一段学林佳话。
二、传灯“清华园”十一年（1926～1937）
寅恪、树达均光绪中叶生于长沙：树达“生于长沙北门正街宗伯司臣坊侧之赁居”；寅恪则“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周故宅又称“周氏蜕园”，系唐代诗人刘蜕故宅之地。
1925年9月，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推荐树达任清华国文系教授。树达时已执教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授数年，且与陈垣、胡适等学人缔交论学，学术声望日隆。树达1926年6月应聘清华。7月初，回国不久的寅恪也应聘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至清华园。9月7日，树达亦至清华园。可以说，寅恪、树达均在1926年7月前后就聘清华，从此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二人成为清华园的同事共11年。
这11年中，树达执教清华，教研成果丰硕；寅恪则前五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六年则任中文、历史合聘教授，生活安定，身体健康，成果亦丰富。
二人共事清华，治学的范围各有侧重。树达治学，重在小学、古史，1926年他的《老子古义》、《周易古义》等出版，重在与钱玄同等谈音论韵。寅恪则专注佛经翻译文学、塞外民族文化、敦煌学等领域，并用梵文、藏文来研究蒙藏源流史。二氏治学各有侧重，这在二人对于先秦文献的一次论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对于战国燕将乐毅报燕惠王书中“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句，自来聚讼纷纭，树达释为“蓟丘之植，植以汶篁”，即释“于”为“以”，并在1922年与钱玄同、胡适讨论过《诗经》之“于以”问题，得到了二人的赞同，胡适认为“我觉得他很有见解”。寅恪回顾诸说认为：“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故应释作蓟丘之植随留徇齐地之燕军，移植于汶篁。汶即齐国汶水。寅恪五十年代在岭南的课堂教学仍举此例，这说明其对语言文字之考释，是置于文化史背景之下，善于从一个字来释读背后的文化史。
寅恪学贯中西，早年即惊服哈佛同窗吴宓、柏林学友傅斯年。对于树达擅长的音韵、经传之学，寅恪也有所研究。
二人交流之最早记录，系于1928年3月23日之清华园，树达记录到：
在清华。陈寅恪来。言在上海时，见邹叔绩《读经札记》手稿，厚尺许，说《左传》者颇多。刻遗书时盖以未见，漏未刻入。藏者为叔绩之孙，意欲付与寅恪，寅恪以无副本，不敢携来。寅恪又云，札记中颇有与俞荫甫书闇合者。
寅恪所说《读经札记》中有不少见解与俞荫甫（樾）著作闇合，树达无异议，二人对于经史的看法，屡有所见略同之处。
二人此后往来频繁，如1928年4月初，狩野直喜、小平兑治等人来京，树达与之有往还，且于5月宴请狩野一行，邀寅恪、陈垣等作陪。寅恪是日因夜深不能返回清华园而宿于杨寓。
1934年5月，树达“偕陈寅恪到其家”；1931年11月20日，寅恪至树达寓，树达示以近著，并征询寅恪之意见；26日又赠以《汉俗丧礼考》讲义，寅恪以盛赞“精确”来答谢。
寅恪钦佩树达之学问，曾在助教浦江清、学生吴其昌等人面前“极加称许”。因国文系内部争纠连绵，寅恪乃邀树达在历史系兼课以避，获同意，不久树达成为历史系兼职教授。
在寅恪心目中，树达的学术成就已臻“汉圣”胜境：“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又谓：“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诸前辈矣”。寅恪称树达为汉书专家，终其世不变，即在六十年代撰述《柳如是别传》时亦然。
寅恪的评价决非谀扬阿私之辞。树达六岁习经史，后嗜好《汉书》，在1925年就出版了《汉书补注补正》，纠正了宿儒王先谦《汉书补注》六百余事，深获学界推重，后来此书扩写为《汉书窥管》。余嘉锡（季豫）、黄侃（季刚）等名家均赞誉“汉圣”树达，余嘉锡认为所谓汉圣者无以远过树达；黄侃认为树达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其学问过于先贤王先谦；胡适赞许《汉俗丧礼考》等讲义，认为树达解决了鲍永等是否行三年丧之疑，殊值佩服。
树达对其《汉书》研究自视甚高，“余于《汉书》治之颇勤，亦稍有自信”，而寅恪与余、黄、胡诸君乃当代著名学者，“其言如出一口，足见真实之业，自有真赏音，益喜吾道之不孤矣。”树达视寅恪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相知，多有共识。寅恪认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据《竹书纪年》以订《史记》之误，令人耳目一新。极有心得，故表示钦佩。
二人对于当时学界某些现象，能坦诚交流看法。寅恪1936年8月告诉树达，近来学界老辈张尔田（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笺证》时，多处采用了己说而不注明出处。寅恪运用梵文、藏文，通过藏文《嘉喇卜经》比勘，发表了《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等系列论文，完整地辨析了蒙藏民族史的重大问题，故张氏引用未注明出处便难辞掠美之嫌。寅恪的愤弹得到了树达之共鸣，他附和道：“许维遹集释《吕览》，于卷二十《行论》篇‘官实’，用余撰《左传军实解》之说，而不言出自余”，虽不满不良学风，却未予公开，维持了老辈学人的脸面。
树达从1930年秋研究“《尔雅》、《说文》、《广雅》及诸训诂小学之书，盖得以声联义之例证数百事”，写成论文《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寅恪读后，大为称赏：“顷读大作，精确之至，极佩极佩！公去年休假半年，乃能读书。弟则一事未作，愧羡愧羡！”树达以寅恪为“谦言”。二人互勉互励，由斯可见。
寅恪1933年撰成宏文《四声三问》，从音韵学的角度，借古代印度“五明大论”中的“声明论”，论证为何南朝周颙、沈约发明四声，而非五声或七声，其缘由在于当时佛教僧徒的转读。寅恪同年12月以此文相示树达。树达读后，高度评价寅恪“立说精凿不可易。以此足证外来文化之输入必有助于本国之文化，而吾先民不肯故步自封、择善而从之精神，值得特记为后人师法者也”。
1929年夏，寅恪改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合聘；树达则从1932年起为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二人在文史二系共同指导了学生，指导诸生考试（含口试）的简况见表一。
此外，寅恪、树达二位还应共同指导过多位学生。如寅恪1933年指导的历史系学生张慧筠、邵循正、朱延丰，1934年指导的历史系学生王信忠、马奉琛，中文系学生田德望，1935年指导的历史系学生张德昌等，均系树达兼任历史系教授后，故可能参与了指导。
1937年5月树达以父病重返湘探望。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树达乃于8月应湖南大学之聘，留居长沙。大约此时，寅恪一家居于北京，三立绝食而逝后，寅恪一家从北京出走，历经颠沛流离，先后前往长沙、昆明执教。同年，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由滇发函，邀树达前往执教，被辞谢。10月，长沙告急，树达一家随湖南大学疏散到湘西。此后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寅恪、树达二人天各一方，聚晤难期，只能鱼雁互通了。
三、八年兵烽未断缘
自1938年4月寅恪至滇，10月树达至湘西，寅恪“守伧僧之旧义”，树达著《春秋大义述》，二人坚守民族气节，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堪与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相辉映。在流亡期间，二位学人虽然地各一方，但仍联系不绝。
1940年7月，树达致函寅恪，并附赠近作。时寅恪全家拟赴英伦，滞于香港，复函中抒发国难中的忧愁：
昨始奉到七月七日手示并大作，慰甚佩甚。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
弟九月间仍须返西南联大（闻有迁蜀之说，恐不易实行）授课，而云南地高，于患心脏病者不适宜；（弟前数月患怔忡病，几死于昆明）港居又以物价汇价之故不能支持。欧战正剧，亦难浮海西行，真所谓进退维谷者矣。
1942年5月，寅恪脱险回内地，任教于广西大学。树达随时关心寅恪的行踪，他在当年4月间，以“未知寅恪何在”，以“廿六年以后文稿一册寄冯芝生，请其转寄寅恪”。
8月，教育部公布部聘教授名单，寅恪、树达名列其中。树达日记记道：“教育部聘教授名单发表，余与焉。此前陈寅恪、吴宓、吴有训、庄前鼎，皆清华同事；周鲠生、杨端六、梁希皆一高同学也。”9月初，树达闻知寅恪从港脱险，在所作《报载教育部聘教授名录余与其列感赋》诗下自注曰：“畏友陈寅恪，名亦在部聘录中，近始闻其从香港脱险”。继续称老友为“畏友”，可见树达对寅恪之钦佩深笃。
年底，树达“以近著金文跋若干篇寄陈寅恪求教，并请为《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撰序”，寅恪欣然命笔，写下了一段直抒胸臆的名言：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
寅恪序文表示了对友人三十余年焚膏继晷、献身学术精神的钦佩，这正是1931年其《吾国学术的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所提倡之精神。此序既是寅恪慰释友人，也是寅恪夫子自况，由斯亦可见二人处世治学境界之纯正高尚。
寅恪随序寄出的先后两封复函，称“承示金文跋尾，读之钦佩至极。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字、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嘱为大作撰序，为此生之荣幸。他年贱名得附以传，乃公之厚赐也”。寅恪顺告友人，所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书已付印。
树达接到寅恪之二函及序文，大受感动，称“良友奖藉，令人感愧。其执词谦退，尤令人惶悚之至”。寅恪撰序，12月22日树达赋诗答谢，即本文开头所引的七律。寅恪之序于1943年1月到达湘西，树达感奋道：“挚友慰藉穷愁，不惜过加奖藉，殊可感也。”
1944年，树达六十寿诞，寅恪已从桂林播迁成都，仍赋诗为“一代儒宗”贺寿：
鲁经汉史费研寻，
圣籍神州夜夜心。
一代儒宗宜上寿，
七年家国付长吟。
蔽遮白日兵尘满，
寂寞玄文酒盏深。
莫道先生贫胜昔，
五诗犹抵万黄金。
树达接诗，大感欣慰：“寅恪学人，而诗极富风趣。惟语重，余不克当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树达返长沙，继续执教于湖南大学。寅恪1946年夏就医英国治疗眼病归国，“双眼完全失去复明的希望”。树达闻讯伤感，赠诗寅恪以慰藉：
天欲减君悲悯意，
暂教眸子暗西庄。
悬知海宇清尘日，
不刮金鎞已有光。
1948年初，中山大学邀请树达前往讲学，寅恪于7月初函询树达：“前闻令郎言先生往广州讲学，想已早返长沙。近日大著倘蒙赐寄一读，不胜感幸”。为答谢畏友关注，树达由《论语古义》扩写而成《论语疏证》之后，即索序于陈。同年，寅恪、树达这一对“部聘教授”，双双成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1月初，树达赴粤。寅恪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聘，举家南下，1949年1月抵广州，栖身岭表。
在寅恪抵穗的第五天即1月24日，树达赶往岭南大学访问寅恪。自1937年北京分别后，两位故友十二年来首次重逢。老友相见，分外亲切，树达见寅恪“容貌丰腴，精神健旺，殊为可喜”，并面谢陈为《论语疏证》作序。
此后时局急转直下，广州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中大同人纷纷作应变之计”。5月，树达乃决计返回湖南。之后，陈粤杨湘，双方再未晤面。
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树达于1956年2月14日去世，二人仍有书函往来。据现有资料，除《论语疏证》序文外，主要是互相询问近况。如寅恪1952年12月致函：“湖大改组，公何所归？能退休否？弟现仍授课作文，但苦多病，恐无相见之日”，一语成谶。
二人相互关注。寅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岭南学报》发表了《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等数篇“说唐诗文字”，引起了树达的关注，他感慨寅恪文章“鞭辟入里，令人解颐”。12月，岭南大学出版了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寅恪即寄赠树达。后者得书“连日阅之”，深感此书“既博且精，诗家笺注从来未有也”。树达旋“书与寅恪，赞其著书之美”，同时“附告二事求教”，树达认为寅恪对元白诗之笺证在某些“诗义”上“过求甚解”，并不赞同；但在函中肯定寅恪新著为“语详事核”、“美富卓绝”之作：
窃尝私谓古来大诗人，其学博，其识卓，彼以其丰富卓绝之学识发为文章，为其注者亦必有与彼同等之学识，而后其注始可读，始可信。否则郢书燕说，以白为黑，其唐突大家已甚矣。
这表面上讲述笺注古诗之困难，实际则褒扬老友笺注之成绩，同时也有自己的保留意见。
1951年秋，“老革命家兼学者”杜国庠到岭南大学演讲，对寅恪、容庚二学人颇有赞辞。随后，杜国庠多次到校拜访寅恪，礼遇有加，谈道论学，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树达从广州友人来函中得知此事，认为“官吏尊重学人，固大佳事”。
1953年11月，树达收到侄子杨伯峻的北京来函，谓中央将邀请杨陈二人入京“从事研究”，树达认为“为学术计，此事至可喜，不关个人也”。1954年3月，二人的门生姚薇元致函树达，云“寅恪以多病辞不北行，举陈垣自代。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
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按照其学术成就、对科学事业的推动等标准，全国遴选了61位社会科学知名专家为学部委员，寅恪、树达这一对学人再次名列其中。
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和平岁月，寅恪、树达间，始终由友情和学缘连在一起。若说前者是积微居之畏友，则也可谓后者是金明馆之挚友。
四、旧序言的新风波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函商树达，拟从其旧作《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中抽取金文部分，出版单行本。树达函告寅恪，拟置寅恪旧序于卷首。树达6月收到复函，寅恪除答应杨氏之请外，更赞道：“杜诗说极精，汉圣之名，真不虚也”。
1952年4月，中国科学院致函树达，称“经研究后，陈寅恪序立场观点有问题”。5月2日，树达接函，恐失信于友人，又不满于科学院的出版审查报告，“原审查人于训诂及语源之学并无研究，学力不足，故失口乱道，将有作无”。10月《积微居金文说》出版，果然不见陈序，编译局来函实际上宣布了序文之命运。这种“与时代不合”的阴影，给了寅恪一次莫名的打击。
细读寅恪序文，除历数树达治学之路、赞扬友人学术成就外，不外乎就是对四十年代时局的暗色描述，如“自剖判以来，生民祸乱，至今日而极矣”，这是四十年代的真实情况。横遭袭击的寅恪只能把“不幸”强解为“非不幸”了，他1952年底致函树达：“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寅恪越是自谦以慰友人，树达越是感到愧对友人。寅恪收到树达专著后回函云：“顷奉手示，而大著适于前二日收到，以事忙病多，未能即复，致劳远念，歉甚。季玉先生处重复之本可不必寄来矣。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请人代读；然此书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虽不读亦可断言也”。收读寅恪信函后，树达自认为“寅恪于余阿好如此，可愧也”。
由于序文风波及时局的影响，此后的树达更加专注于著述。他1955年在《汉书窥管》自序：“癸巳之岁，僻处麓山，宾朋希简，发奋补苴，遂终全帙。卅年精力，幸资小结”。此书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学界反响强烈。树达《论语疏证》1954年将刊行，致函寅恪，请寅恪将六年前所作之序加上新式标点。胡适早在1929年给寅恪之信中就已委婉批评寅恪撰文作序均不标点。收到友人来函，寅恪一反常态，迅即照办，7月10日复函：
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述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事，幸甚！喜甚！佩甚！拙序寄还，并加标点。《出三藏记集》乃一书名，“出”即译出之义，下文《贤愚因缘经》上之“出”字，乃是弟文中所用之动词，故不加曲线也。（“学等”乃“昙学等”之省称，僧徒行文例略名上一字也。）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
多谢相知筑菟裘，
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
不采苹花即自由。
学界对于《答北客》之古典、今典已有笺注。此函表明，二人之友谊并未因旧序风波而变。但是，树达心目中的“畏友”的确是越来越“畏人畏寒”了。
五、治经治史之法的“冥会”
寅恪、树达均年少时游学异邦，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影响，具有贯通中西的学术品格。
树达通英、日二门文字：“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少年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其有所谓语源学”。在《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中，他说自己之讨论“皆语言之根，欧洲人谓之Etymology，所谓语源学也”，就是明证。寅恪游学欧美日多年，跟从过美欧学者路德施、缪勒、兰曼等教授学习梵文、藏文、巴利文、中亚古文字等，在治学方法上尤其受到德国语文考证之学的影响，“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
学贯中西的优势，使二人能站在异于同辈学人的高地，做出非凡的研究，从二氏对马建忠《文通》的批评，就可体现此点。树达“自一九一二年始读《文通》，颇持异议”，他依据英语、日语特点，结合汉语进行比较研究，在承认马氏《文通》学术价值的同时，指出“马氏之失，约有十端”，这在1929年的《马氏文通刊误》中有详论。寅恪赞同此点，其《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有阐述。二人在批评马氏《文通》以西洋语法附会中国语法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二人出发点略有不同：寅恪从段王之学、欧洲历史语言之学相结合入手，通过多种语言的比较，如“中藏文比较之学”来评判马氏《文通》“何其不通”；树达则深于王氏之学，更多从传统小学本身入手进行批评。
按治学方法而言，二人亦有许多“冥会”之处。试以文史为例举两点。
其一，重视校勘是杨陈二人治文史之学的要途之一。
树达早年受业于叶德辉，叶氏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树达受其影响甚大，以至《汉书窥管》等专著均重视校勘。寅恪游学柏林大学，受路德施教授等人常用同一文献的不同文本、译本进行互相比较对勘之法影响较深，后来他在佛经校勘、历史文献校勘等领域，用了很大气力。
关注语言文字学，也是二人的共同之处。树达《词诠》指出：“余生颛鲁，少读王氏书而好之，弱冠游日，喜治欧西文字；于其文法，颇究心焉”。他在湖南大学执教文字学，撰写了《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诸书。据寅恪表弟俞大维言，寅恪“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后留德期间进一步认为“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所以，寅恪研究外国文字，吸收西方语文考证学派的精义，在训练方法、运用材料、发明议论上，取得了与沈曾植、王国维可相提并论的成就。
其二，二人治学，实均渊源于宋儒治史之“长编考异之法”。
寅恪认为，宋代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在树达《论语疏证》序指出：“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所以寅恪认为树达治经之法与自己相同，而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也。寅恪重视《通鉴》，推崇司马光、李仁甫等宋代史家之治史方法，寅恪的治史方法正如此。
二人积有厚学，在各自的治学领域均是先驱。树达《汉书窥管》、《论语疏证》等书，无不给后人以轨则，近人陈直先生《汉书新证》等书体例仿自《汉书窥管》，陈直说：“《汉书窥管》在《汉书补注》之后，对于训诂学、校勘，很有参考之价值”。朱自清认为，树达有些方面“开了独立研究的风气”。寅恪是“开风气”者，以敦煌研究为例，不仅首创“敦煌学”一词，论证了敦煌文书的巨大价值，而且身体力行推动研究，开了一代学术新风。
树达与寅恪家族“三世”之交不同寻常，寅恪称誉树达为“一代儒宗”、“汉圣”、“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后者以“畏友”、“学人”相视，二人共同执教清华等校，同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中国科学院首任学部委员等，研究方法亦多“冥会”，同气相求，相惺相惜，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按寅恪《王国维遗书》序文之标准，“其学术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也”，则是开风气、示轨则之“大师巨子”，以此度量寅恪、树达二位学人，均是卓然成家之“大师巨子”。回顾这一对学人追求真知、崇尚自由并为之恭行践履的学术人生，足以垂范后昆，值得世人追念并效法。
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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