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是唐代大历年间最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一方面保留着盛唐的范式，一方面又最显著的体现出大历诗风的主要特征。

从刘长卿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盛唐诗风向大历诗风的转变，他的诗歌有盛唐余韵，在刘长卿前期的诗歌中不乏关注现实、干预政治之作，主要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些诗歌中明显包含盛唐诗歌中的积极进取精神。“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幽琴》）虽然是在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但却也能看到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此外，在他的《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中写道：“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临风但攘臂，择木将委质。”刘长卿笔下的战争诗，不仅表现了战争的残酷，还赞扬了作战将士们的英勇无畏。当然，刘长卿的诗歌也具有大历衰世的色彩，悲观、孤寂、凄凉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风格。刘长卿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他性格中的悲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个人的天赋秉性，当时唐代由盛转衰的时代大背景，贫困的家境生活以及科举不第、屡遭贬谪的个人经历，都是他性格中悲剧成分更多的重要原因。

刘长卿性格中的悲剧因素

• 家庭原因

《中兴间气集》中称刘长卿为“河间刘长卿”，所以河间（今河北河间市）当是他的郡望。其祖父刘庆约官至考功郎中，所以，刘长卿算是出自诗书门第，但长卿父辈的事迹无考，从诗中所叙述的青年时代的家境来看，其父未曾仕官。刘长卿在述说自己游猎功名的原因时，说道：“只为乏生计，尔来成远游。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睢阳赠李司仓》）刘长卿本在洛阳居住，天宝二载（743）前后，他曾为了生计远游多地，乞求亲友的资助。流落他乡，辗转异地，家境的贫寒正是促使他早年失志苦读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人生境遇，让他早早地便经历了尘世的风霜，而这样的经历也让他的心里渐渐产生了巨大的悲戚感。刘长卿过早的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这让他的心灵承受着远超出他年龄的压力，而这种境遇必定会让他感觉不到幸福。一个没有任何轻松愉悦可言的青少年时代，相反却背负着生存的压力，这也正是刘长卿看待人事易产生悲剧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年清贫的家庭生活也对刘长卿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蒋寅在《大历诗人研究》中曾这样评价刘长卿：“他的性格中似乎天生就带有浓重的悲观色彩，即使是青年时代的作品也看不到那种慷慨意气”，所谓“天生的悲观色彩”必然是受到家庭的影响的，而这种性格中的悲剧特征体现在诗文创作中便是对美好的事物也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家庭经济状况的困窘，让刘长卿没有办法以一种积极的心态，乐观的情绪去看待一切事物，苦读诗书，考取功名，想为国家效力，但更为自己的生计。

背负着来自于家庭的压力，这让刘长卿的性格中少了些慷慨豪迈，倒多了几分坚韧刚毅。而这样的性格，如果表现在看待世界的态度上就是相对消极和悲观的。再加上刘长卿的父亲并没有出仕，所以，刘长卿的仕宦之路没有来自于家庭的扶持和依靠，他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只能靠自己的能力与才华，尽管刘长卿对自己的能力颇有信心，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家族的提携和扶持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点在他此后的应试之路上表现的十分明显，家族仕宦没有依靠，也对刘长卿的心态产生了影响，让他在承受了一次次的打击之后，倍感失望，这也是他心中浓郁的孤独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 科举屡试不第的命运

刘长卿的家庭状况并不富裕，要想改善贫寒的家庭境遇，饱读诗书，考取功名是他唯一的出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事迹已不可考，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安史之乱之前的诗歌创作基本上都是与科举考试有关。其《温汤客舍》诗云：

君门献赋谁相逢？客舍无钱辙自安。

且喜礼闱秦镜在，还将妍丑付春官。

这首诗作于天宝四载（745），从这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科举考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的情态，认为科举考场是光明正大的，而且相信凭借自己的才华定能被选中。然而这样积极的心态，并没有持续很久。

作于天宝五载（746）的《客舍喜郑三见寄》中写道：“十年未称平生意，好得辛勤漫读书”，寒窗苦读十余年，为的是一朝科举，金榜题名，但诗人却没能及第反而名落孙山，这首诗便是表达的落第后的失意和悲哀。这样的结果，对于诗人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与应考前的积极乐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一次的失败虽然心中有难过，有失落，但刘长卿并没有丧失斗志，他依然相信自己。但天不遂人愿，在此后的科举考试中，他仍然没有受到考官的青睐。天宝七载（748）刘长卿依然科举不第，在悲哀和失落中写下了《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

念旧追连茹，谋生任转蓬。

泣怜三献玉，疮惧再伤弓。

此诗作于七载归家读书时，抒发的是落第后的心情。诗中“三献玉”用的是和氏献玉的典故，意在说明多次科举不第，接二连三的失败让诗人的心中的那份悲剧感愈加沉重，诉诸笔端便是“泣怜”、“疮惧”的心情。面对这样的命运，诗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一次次的失败正在逐渐摧毁诗人心中希望的萌芽。从踌躇满志到失落无奈，从积极应考到疲于应战，这样的变化，反映到刘长期的诗歌里就是愈加浓重的伤感意味。

刘长卿应举约十年才考中进士，大约是在天宝后期才及第的。袁行霈、罗宗强介绍刘长卿的生平简介时说：“家境贫寒，早年矢志苦读，而命运多舛，应举十年不第，大概于天宝十一年方登进士第”。十年科举不第的经历，对刘长卿而言，并非是一种历练，我们从他的诗歌中很难看到愈挫愈勇的豪迈，尽管他当时的年纪并不大，但他对于久试不售的不幸并不像同时代人那样愤懑不平、怨声载道，而是低徊感伤、黯然失意。所以说，屡试科举不第的命运，再一次为刘长卿的性格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 时局的混乱及贬谪的遭遇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了八年的战争带来的是人民的疾苦和盛世的衰退，大唐王朝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安史之乱爆发时，刘长卿刚任职长洲县尉。应考多年才及第的刘长卿，本以为可以在太平盛世一展宏图，但一场突出其来的战争，彻底打破了他的入仕蓝图，也让他再一次蒙受精神上的苦难煎熬。此时的刘长卿正值而立之年，应是春秋鼎盛时期，但由于对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再加上他自身的蹉跎迟暮之感，也使得出仕为官丧失了它原有的光环和吸引力。

至德元载（756）秋，刘长卿在长洲任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州。

久被浮名系，能无愧海鸥？《松江独宿》

当他在凄冷的秋夜，独自回想着这一路走来的生活历程，产生的种种心绪，竟是这样的落寞失意而又充满无奈。次年春天，即至德二载（757），刘长卿在与亲人故友宴会时，更加明确的表示自己的心志：

棘寺初衔命，梅仙已误身。

无心羡荣禄，唯待却垂纶。《西庭夜燕喜评事兄拜会》

在他眼中自己辛苦考取的官职，其实是个错误，同时表明了自己并不在意功名利禄，只是想过悠闲垂钓的日子。

• 社会原因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至此打破了唐朝盛世祥和的局面，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经过八年的苦苦挣扎，朝廷终于在广德元年（763）平定叛乱，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这场浩劫。但此时整个国家已经是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再也寻不见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了。

杜甫挥笔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的繁华一去不复返，山河虽在，但满眼看到的却是荒芜的城池，丛生的杂草。安史之乱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沦丧，更让广大的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但现实的生存危机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可怕的是人们心中信念的丧失，生存危机可以激发斗志，一旦挺过去，会让人感觉轻松。但如果一个人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了信心和希望，就算现实境况发生了好转，他也很难重拾信心，面向未来。经历了开天盛世的老诗人，在大唐盛世中度过了数十年的光阴，那种在繁荣昌盛中培养起来的坚强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浪漫豪迈的气质。这种坚强的信念和浪漫的气质，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每一个紧急危亡的关头。杜甫就是个鲜明的例子，我们把杜甫的诗歌称为“诗史”，是因为他能客观的反映当时社会的历史现状，甚至比史书更加的贴近现实，还能补史之遗。

公元七五六年，潼关失守，玄宗仓皇西逃。不久叛军攻陷都城长安，未逃出长安的高帝子孙遭遇劫难。此时，已经身陷长安的杜甫以一首七言古诗《哀王孙》记录下了这一惨状：“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王孙贵族的境遇尚且如此，更别说黎民百姓了。但尽管这样胡兵侵犯，国势可危之际，杜甫仍然可以昂首高咏：“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这正是盛世之下培养起来的坚强信念的显现。“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却看到了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理想主义色彩。

悲剧性格下的处世心态：早年刚直中的怯懦

从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分析了刘长卿性格中的悲剧因素的成因。然而在这样的性格影响下，刘长卿的处世心态，也愈加的消极悲凉。一个人没有办法去选择出生的时代和家庭，但却可以为自己的命运奋斗拼搏。刘长卿出生在盛唐时代，但却在成长在中唐，安史之乱像一场噩梦打碎了他为自己绘制的宏伟蓝图。家境的贫寒，让他不得不在少年时代便离家远游，但他的仕途之路却更加的坎坷艰辛。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才华，去改变命运的本来面目，却不想一次次的打击，让他身心承受重创。所以，刘长卿看待世界的眼光愈加的悲观，这样的情绪也必然影响了他的为人为人处世的心态。

刘长卿的处世态度中有刚直的一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生活的遭际令他早年的处世中亦有悲凉。他本在洛阳居住，天宝二载（743）前后，他曾东游丰、沛、睢阳、陈留等地，为谋生计远游异地，乞求亲友的资助，但收效甚微。流落他乡令他越易感到岁月将尽的忧伤，漫漫的远途何时将尽？家境的贫穷也是促使他早年矢志苦读的原因之一，令他极力争取功名。而这样的家庭也凝炼了诗人刚愎自重与沉郁的性格。清寒生活培养了诗人刻苦耐劳、自命清高与坚韧刚强的性格。但此人生际遇，尘世风霜，也渐渐使他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悲戚感，精神与心灵也渐觉有苍老，对岁月的流逝有深切的感怀，这点在刘长卿多篇诗歌里可以发现。如《对雨赠济阴马少府考城蒋少府兼献成武五兄南华二兄》诗云：

繁云兼家思，弥望连济北。日暮微雨中，州城带秋色。

萧条主人静，落叶飞不息。乡梦寒更频，虫声夜相逼。

二贤纵横器，久滞徒劳职。笑语和风骚，雍容事文墨。

吾兄即时彦，前路良未测。秋水百丈清，寒松一枝直。

此心欲引托，谁为生羽翼。且复顿归鞍，杯中雪胸臆。

这首诗是天宝初年东游途中在济阴郡城写作的。济阴、考城、成武、南华:唐时均为曹州属县；“纵横器”在这里比喻经世之才；“寒松”是比喻人的坚韧挺拔的品格。这是一首寄赠诗，诗中借用“纵横器”、“寒松”等意象赞扬了马少府等人的才华和品格，但由此也想到诗人自己，科举为中，所以心生悲凉。“乡梦寒更频，虫声夜相逼”生活在的不得意，让身在异乡的诗人，不禁怀念起了自己的故乡。在他的《出丰县界寄韩名府》也写道：

回首古原上，未能辞旧乡。西风收暮雨，隐隐分芒砀。

贤友此为邑，令名满徐方。音容想在眼，暂若升琴堂。

疲马顾春草，行人看夕阳。自非传尺素，谁为论中肠。

这首诗是天宝初年诗人东游过丰县时所作，从诗歌选用的景物中可知，诗人此时的心情有些失落和悲伤，究其原因应是科考未中，虽满腹经纶，但却不得赏识，所以不免愁苦悲凉。

其实，在诗人早年的诗歌中有很多是抒发科举不第的悲哀失落的，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却很难看到诗人越挫越勇的气度，而更多的是“自怜”和“怀乡”。刘长卿性格中的刚直坚韧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这些诗作中，也能隐隐感觉到在诗人刚直性格背后的软弱和怯懦。

悲剧性格影响下的佛教情缘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6 至 5 世纪的古印度，其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前 565-前485)，佛教界一般尊称为释迦牟尼或佛陀。他本是一位王子，因见识了人世很多痛苦，而这些痛苦没有办法解决，后来就出家了。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 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已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这样来看，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实也是对世事变迁的一种无奈，因为厌恶世间的纷争，而创建了一个相对平和的思维世界。所谓看透，并不是真正的看透，而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无奈和绝望，这本身就带着一种悲观的色彩。而这与刘长卿性格中的悲剧特征不谋而合，这也是他越来越亲近佛教的原因所在。

唐朝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刘长卿在世期间，先后经历了肃宗、代宗和德宗三位皇帝，他们都非常崇信佛教思想。

唐肃宗于至德元年（756）至上元三年（762）在位，安史之乱爆发，肃宗即位灵武，擎起平乱大旗。他幻想通过佛教的庇护获得长治久安，在灵武时，为补充军需，就公开买卖度牒，收取香火钱，使僧尼的数量不断增加。神会也因度僧招募军饷有功，受到礼遇，从而扩大了南宗禅的影响。

在唐代，佛教不仅在帝王士族中盛行，其民间崇佛也到了狂热的程度。太宗时，玄奘由印度取经回国，到京城西郊时，民众恭迎的队伍把道路围的水泄不通，由此可见，民众崇佛的虔诚和痴迷程度。而在佛教氛围如此浓烈的环境下出生、成长的刘长卿，也必然会受到佛教的熏陶。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市民阶层接触很少。直到东汉明帝下令建造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并译出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佛教才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两晋时期，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佛教在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而刘长卿生活在佛教宗派林立的时代，其诗文涉及到天台宗、禅宗等多个宗派。

在唐朝，促使天台宗中兴的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他提出了“无情有性”的新学说。所谓“无情”指的是无情的事物，如草木瓦石等；“性”即指佛性。“无情无性”主张不论是有情众生，还是无情花草都具有佛性。禅宗的宗旨可简单概括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禅家看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合缘而生，缘尽而灭。主张人心应当像镜子一样，只是平静的反映外物，本身不注入任何情感。从刘长卿的诗歌所传达的佛家思想中，即可看出天台宗和禅宗对刘长卿的影响很大。而刘长卿与佛教亲近与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知道刘长卿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色彩。而当时动乱的社会背景，以及家庭贫寒的现状，再加上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让刘长卿性格中的悲剧特征愈加的强烈和深化。而在现实生活中找不但安慰的他，便转换角度，也如释伽牟尼一样试图从佛法中寻得心灵的解脱。

在刘长卿的现存诗歌中，最早提到佛教的是《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这首诗作于天宝三年（744），是他东游时的作品。当时诗人甚至还不到二十岁，涉世未深，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人生经历，坎坷、磨难、打击还都未曾开始。但是人却在诗歌之中表达了对事故变幻无常的认识：“

十年的坚持不懈，终于功夫不乏有心人，刘长卿在天宝十四载（755）年高中进士。同年被任命为长洲县尉，刘长卿在长洲任上很是勤勉，至德三年（758）正月，摄海盐县令。但是任期不长，便因钱粮事吃了官司，随后就被罢去摄官，下到长洲狱中，在狱中写下了《狱中见壁画佛》：

不谓衔冤处，而能窥大悲。独栖丛棘下，还见雨花时。

地狭青莲小，城高白日迟。幸亲方便力，犹畏毒龙欺。

蒙冤入狱的委屈和愤懑，在狱中无处消解，乞求在佛法中获取暂时的心灵安慰。在诗人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看到了墙上大慈大悲的佛祖，便从心理上与佛有了亲近感，他希望能够接着佛教的“方便力”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替他洗清不白之冤，尽早摆脱“毒龙欺”，而在佛经中描绘的“毒龙”性格暴烈，经常施虐于人。诗人在这里用佛经中的术语来比喻自己正在蒙受冤屈，被酷吏所欺辱，心中的怨愤自然难以平复。此时佛教成为了刘长卿的感情寄托，给与了他心境的慰藉。

牢狱生活之后，佛教在刘长卿的思想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开始频繁的寻访寺院，主动结交僧人。《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松》、《登东海龙兴寺高顶望海简演公》、《游修禅师双峰寺》等诗歌都记录了都记录了刘长卿寻访佛寺的行为。

刘长卿与佛教亲近，除了寻访寺院还表现在结交僧人上。在《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中写道：“舍筏追开士，回舟狎钓翁。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鸥同。”直接透露出对演和尚抛却俗事的羡慕；还有《登东海龙兴寺高顶望海简演公》诗云：“谁念遽成别，自怜归所从。他时相忆处，惆怅西南峰”则直接表达了对演和尚的怀念。刘长卿笔下还有很多诗歌都体现了他对僧人的思念之情：

自从飞锡去，人到沃洲稀。林下期何在，山中春独归。

踏花寻旧径，映竹掩空扉。寥落东峰上，犹堪静者依。

——《过隐空和尚故居》

双扉碧峰际，遥向夕阳开。飞锡方独往，孤云何事来。

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相送东郊外，羞看骢马回。

——《游休禅师双峰寺》

萧散浮云往不还，凄凉遗教殁仍传。旧地愁看双树在，空堂只是一灯悬。

一灯长照恒河沙，双树犹落诸天花。天花寂寂香深殿，苔藓苍苍閟虚院。

昔余精念访禅扉，常接微言清道机。今来寂寞无所得，唯共门人泪满衣。

——《齐一和尚影堂》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长卿与这些僧人绝非泛泛之交，他是真正的与佛法亲近，与僧人亲近。

刘长卿性格中的悲剧因素，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多抑郁悲凉之作，“秋风落叶长卿诗”成为诗人的标识，其诗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典型地体现了大历诗人的特征，与大历时期的其他诗人一起，共同反映了盛世将衰的时代变化，共同营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落叶、夕阳、秋风为主要意象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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