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
王守仁(號陽明)(1472.9.30-1529.1.9)。明憲宗成化年間，生於浙江餘姚。父王華，王華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狀元，王守仁就隨父移居北平（北京）。
《明史》載， 王守仁出生時取名為王雲，但五歲不能說話。一位高僧告訴王華，要他給兒子改名為王守仁。王華照做了，王守仁這才說話。王華對兒子家教極嚴，王守仁少年時學文習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歡下棋，往往為此耽誤功課。其父雖屢次責備，總不稍改，一氣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動，頓時感悟，當即寫了一首詩寄託自己的志向：
象棋終日樂悠悠，苦被嚴親一旦丟。
兵卒墜河皆不救，將軍溺水一齊休。
馬行千里隨波去，象入三川逐浪遊。
炮響一聲天地震，忽然驚起臥龍愁。
王守仁自幼聰明，非常好學，但不只限於四書五經，而且也很喜歡其他書籍。思想也比較怪癖，一直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 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詩很能說明他的這種思想：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據考證，作者王守仁，時年十四歲（又一說時年十二歲），這首詩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傳千古的詩作。
他以諸葛亮自喻，決心要做一番事業。此後刻苦學習，學業大進。騎、射、兵法，日趨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進士，授兵部主事。當時，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學之士，但提督軍務的太監張忠認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視守仁。一次竟強令守仁當眾射箭，想以此出醜。守仁再三推辭，張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彎弓，刷刷刷三箭，三發全中紅心，全軍歡呼，令張忠十分尷尬。 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對宦官劉瑾，於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謫貶貴州龍場（修文縣治）驛丞。前往龍場途中歷經波折，成功逃脫錦衣衛追殺，最後在龍場悟道。劉瑾被誅後，任廬陵縣知事，累進南太僕寺少卿。其時，王瓊任兵部尚書，以為守仁有不世之才，薦舉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僉都御史，繼任南贛巡撫。他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謀略於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宸濠之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後因功高遭忌，辭官回鄉講學，在紹興、餘姚一帶創建書院，宣講“王學”。嘉靖六年（1527）覆被派總督兩廣軍事，後因肺病加疾，上疏乞歸，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於肺炎病逝於江西南安舟中。
黃梨洲
明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於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其地現名浦口村，屬浙江省餘姚市明偉鄉。降生前夕，母親姚氏曾夢見麒麟入懷，所以，宗羲乳名“麟兒”。父黃尊素，萬曆進士，天啟中官御史，東林黨人，因彈劾魏忠賢而被削職歸籍，不久下獄，受酷刑而死。崇禎元年（1628）魏忠賢、崔呈秀等已除，天啟朝冤案獲平反。黃上書請誅閹黨餘孽許顯純、崔應元等。五月刑部會審，出庭對證，出袖中錐刺許顯純，當眾痛擊崔應元，拔其須歸祭父靈，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嘆稱其為“忠臣孤子”。
黃宗羲歸鄉後，即發憤讀書，“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裡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林之緒”。又從學於著名哲學家劉宗周，得蕺山之學。
崇禎四年（1630），張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會”，當時恰好也在南京的宗羲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復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這年，宗羲還加入了由名士何喬遠為首領的詩社；後來，宗羲與萬泰、陸符及其弟宗炎、宗會等還在餘姚組織過“梨洲復社”。
崇禎十五年（1642），黃宗羲北京科舉落第，冬月初十，宗羲回到餘姚家中。崇禎十七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權建立，阮大鋮為兵部侍郎，編《蝗蝻錄》（誣東林黨為蝗，復社為蝻），據《留都防亂公揭》署名捕殺，黃宗羲等被捕入獄。翌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崩離，黃乘亂脫身返回餘姚。閏六月，餘姚孫嘉績、熊汝霖起兵抗清。於是，變賣家產集黃竹浦600餘青壯年，組織“世忠營”響應，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魯王宣付史臣頒之浙東。順治三年（1646）二月，被魯王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五月，指揮“火攻營”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懸殊失利。六月兵敗，清軍佔紹興，與王翊殘部入四明山，駐杖錫寺結寨固守，後因其外出時部下擾民，寨被山民毀而潛居家中，又因清廷緝拿，避居化安山。六年朝魯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與阮美、馮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長崎島、薩斯瑪島，未成而歸。遂返家隱居，不再任職魯王行朝。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緝，仍捎魯王密信聯絡金華諸地義軍，派人入海向魯王報清軍將攻舟山之事。期間家禍迭起，弟宗炎兩次被捕，幾處極刑；兒媳、小兒、小孫女病夭；故居兩次遭火。順治十年九月，始著書講學，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於慈溪、紹興、寧波、海寧等地設館講學，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
康熙十七年（1678），詔徵“博學鴻儒”，學生代為力辭。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禮敦請”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堅辭。康熙帝令地方官抄錄其所著明史論著、史料送交史館，總裁又延請其子黃百家及弟子萬斯同參與修史。萬斯同入京後，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是年黃宗羲始停止講學，悉力著述。二十二年，參與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進京充顧問，徐乾學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辭。
康熙二十五年（1686），王掞視學浙江，倡議在黃宗羲故居黃竹浦重建忠端公（黃尊素）祠，宗羲寫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次年，王掞又捐俸匯刻劉宗周文集，宗羲與同門友董瑒、姜希轍一起編輯了《劉子全書》，併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1688），黃宗羲將舊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刪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新刊刻。這年，他自築生壙於龍虎山黃尊素墓側，並有《築墓雜言》詩。康熙二十九年，黃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蘇州等地尋訪舊跡，拜訪朋友。次年，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遊覽黃山，為汪慄亭《黃山續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黃宗羲病勢沉重，聞知賈潤刊刻其《明儒學案》將成，遂抱病作序，由黃百家手錄。次年，《明文海》編成，宗羲又選其精萃編為《明文授讀》。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問》，囑家人喪事從簡：死後次日，“用棕棚抬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遺體“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黃宗羲在臨終前四天給孫女婿萬承勳的信中寫道：總之，年紀到此可死；自反平生雖無善狀，亦無惡狀，可死；於先人未了，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
黃宗羲曾自雲一生有三變：“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這正是黃宗羲一生的寫照。《鹿鼎記》人物黃宗羲，主要出現於第一章，其言行與真實當得無異。
黃宗羲有三子，黃百藥、黃正誼、黃百家。
嚴子陵
嚴光字子陵，又名嚴遵，是會稽餘姚人。年輕時便很有名，與光武帝同在太學學習。到了光武帝即位，便改換了姓名，隱居起來不再出現。光武帝想到他的賢能，就下令按照嚴光的形貌在全國查訪他。後來齊國上報說：“有一位男子，披著羊皮衣在水邊釣魚。”光武帝懷疑那就是嚴光，便準備了小車和禮物，派人去請他。請了三次才到，安排在京師護衛軍營住下，供給床褥等用具，宮中管膳食的官每天早晚供給酒食。
司徒侯霸與嚴光是老相識，派人送信給嚴光。送信的人便對嚴光說：“侯公聽說先生到了，一心想立刻就來拜訪，限於朝廷的有關制度不便，所以不能來。希望能在天黑後，親自來向你表達歉意。”嚴光不說話，將書簡扔給送信的人。口授說：“君房先生：官位到了三公，很好。懷著仁心輔助仁義天下都高興，拍馬屁看人臉色這些東西你可全掌握了。”侯霸收到信看過，封好了再上給光武帝。光武帝笑著說：“這狂傢伙還是老樣子。”當天就親自來到嚴光居住的館舍，嚴光睡著不起來，光武帝就進了他的臥室，摸著嚴光的腹部說：“唉呀嚴子陵，就不能相幫著做點事嗎？”嚴光又睡著不講話，過了好一會兒，才睜開眼睛，看了好一會，說：“過去唐堯那樣顯著的品德，巢父許由那樣的人聽說要授給官職尚且去洗耳朵。讀書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強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光武帝說：“嚴子陵，我竟然不能使你作出讓步？”於是便上車，嘆息著離開了。
後來又請嚴光到宮裡去，談說過去的交往舊事，兩人在一起相處好多天。有次光武帝隨意地問嚴光：“我比過去怎麼樣？”嚴光回答說：“陛下比過去稍稍有點變化。”說完話便睡在一起。嚴光睡熟了把腳壓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告，有客星衝犯了帝座，很厲害。光武帝笑著說：“我的老朋友嚴子陵與我睡在一起罷了。”
授予諫議大夫的職務，嚴光不肯屈意接受，就在富春山過著耕種生活，後人把他垂釣的地方命名為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又一次徵召他，沒有去。活到八十歲，在家中去世。
朱舜水
朱之瑜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曾祖名詔，號守愚。祖父名孔孟，號惠翁，一生曾三讓皇恩不受。父親朱正，字存之，號定寰，皇明詔贈光祿大夫，上柱國，並授總督漕運軍門，但未任。母親金氏，生三子：長兄啟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之瑜排行第三。朱之瑜8 歲喪父後，家道中落，生活清貧，甚至影響其讀書為學。長兄朱啟明，天啟五年（1625）中武進士，後升任至南京神武營總兵，總督漕運軍門。朱之瑜就隨任長兄寄籍於松江府，為松江府儒學生，拜松江府學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和武進學者禮部尚書吳鍾巒等為師，研究古學，尤擅長《詩》、《書》。
崇禎十一年（1638）以“文武全才第一”薦於禮部，而朱之瑜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官為錢得，政以賄成”，朝政紊亂，自己不能為流俗所容，就放棄仕途，專注於學問。他曾對妻子說：“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繫；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朱舜水不求功名利祿，而熱衷於關心社會民生，並經常對人講：“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為悅，賢人君子以得行其言為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為子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為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以得行其道為悅。”
崇禎十七年（1644），朱舜水四十五歲時，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縊死煤山（今景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這時江南總兵方國安推薦朱之瑜，並奉了皇帝的詔命特別徵召他，他不就任。順治二年（1645）正月，皇帝又下令徵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荊國公方國安再次推薦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方國安軍，他還是不就任。一年內三次拒絕徵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無人臣禮”罪追緝。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為掩護。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攻陷南京，福王出走，方國安、馬士英、阮大鋮投降清軍。福王敗亡後，明室產生了兩個領導力量，即唐王（朱聿鍵）政權和魯王（朱以海）政權。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殺了唐王。此時，魯王率領部下進佔南澳島，然後攻取了舟山群島。這時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籌餉，想借日本援兵資助舟山守將、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復中原。由於日本實行海禁，不許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魯王監國五年、清順治七年（1650），朱之瑜再次飄浮東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發現。清寇白刃合圍，逼他髡髮投降，但他談笑自若、誓死不降，劉文高等人被他的義烈所感動，偷偷駕舟將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後由日本到安南。當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時，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魯王走避廈門，之瑜的最好師友王栩、朱永佑、吳鍾巒等人，先後為國殉節，尤以王栩死事最慘。之瑜在海外聞知後痛言“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
由於國事日益危急，魯王在監國九年（1654）降詔徵召五十五歲的朱之瑜。但因其東西飄泊，住處不定，璽書輾轉兩年後才到他手中。魯王在書中責備他“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希望他儘快回國效力。朱舜水手捧詔書，唏噓慷慨，想立即轉赴思明（今廈門）返回舟山，但苦無交通工具，困於安南。他只得先回復魯王一封信，陳述他歷年海外經營，籌資覓餉的苦心。他在丁酉《謝恩奏疏》中說：“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收安南，憤結欲絕。”“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
急於早日回國盡忠報效的朱舜水，終於在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1657）正月，等來了日本船，準備乘舟渡海歸國。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被羈五十餘日。安南國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國學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禮，朱之瑜直立不肯跪。差官舉杖畫一“拜”字於沙上，之瑜乃借其杖加一個“不”字於“拜”字之上。安南王便當著朱之瑜的面，殺了許多人威嚇他，朱之瑜始終沒有屈節，真正做到臨危不懼。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歲，為銘記這段老年之難，他逐日記有日記，並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名所記為《安南供役紀事》。
順治十七年(1660），受鄭成功、張煌言邀，返國抗清，於是即刻動身，於十月十九日返歸廈門。明年夏，鄭成功和張煌言會師北伐，收復瓜州，攻克鎮江，朱之瑜都親歷行陣。北伐軍一度進軍順利，收復四府二州二十四縣，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動東南。然而由於鄭成功目光短淺，盲目屯兵南京堅城之下，貽誤戰機，且律兵不嚴。至七月，北伐軍在南京城外被擊敗。鄭成功轉而退駐福建沿海，後行師海上，不得已而趨兵臺灣，張煌言則數年後被捕遇害。朱之瑜鑑於復明無望，又誓死不剃髮，“乃次蹈海全節之志”，學魯仲連不帝秦，再次淒滄渡日，永不回到故國了。這年冬，最後一次東渡日本，未能獲准登岸，困守舟中。當時日本施行鎖國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學者安東守約經已在日定居的陳明德介紹，以手書向朱之瑜問學，執弟子禮。朱之瑜為安東守約“執禮過謙”的恭敬、“見解超卓”的學問所動，覆信安東守約。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則國破家亡，故國“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喜則“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絕於異域”，表達了他有意將聖賢踐履之學傳於這位異國弟子的心情。正如梁啟超所說，此“為先生講學之發軔”。 安東守約等人為其在日定居奔走。最後得日本政府批准，破40年來日本幕府之國禁，讓他在長崎租屋定居下來，朱之瑜就此結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朱之瑜定居日本時曾反覆強調自己並非想倡明儒學於異域，僅是為了蹈海全節。康熙四年（1665），他在長崎正準備購地躬耕之際，日本國副將軍（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水戶侯德川光國欲興庠序之教，派儒臣小宅生順到長崎禮聘朱氏為國師，要朱到江戶（今東京）去講學。朱之瑜竭力謙讓，
但是，當他聽安東守約等人介紹“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之後，答應了德川光國的要求，表示“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翌年六月，朱之瑜抵江戶。德川光國親執弟子禮，竭誠盡敬。德川光國認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稱名稱字，要他取一名號以稱呼。朱之瑜就以故鄉“舜水”為號，意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稱始於此時。德川光國欲為建新居，以“恥逆虜之末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辭。在德川光國影響下，日本學者、達貴也紛紛詣門求教，或執弟子禮，或聽其講學。從此，朱之瑜往來於江戶、水戶兩地，公開講學。他曾去信遠在柳川的安東守約介紹講學的盛況。
康熙九年(1670)，日本初造學宮，朱之瑜繪畫圖紙，度量尺寸，親臨施工現場指導，事後撰《學宮圖說》。又造古祭器簋、籩、豆、登等，率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康熙十一年（1672），德川光國設置彰考館，由之瑜門生安積覺任主編，聘請之瑜指導，編纂鼓吹“尊王一統”之說的《大日本史》，其影響直至二百年後的“明治維新”。德川光國對朱之瑜敬愛有嘉，就任藩主之際朱舜水也隨同前往江戶，朱之瑜與同為德川光國編撰《大日本史》的安積澹泊、木下道順、山鹿素行結為好友，並對水戶學的思想產生很大影響。
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之瑜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瘡，臥床不起。明年四月，即顧炎武辭世三月後，朱之瑜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83歲，葬在歷代水戶藩主的墓地瑞龍山（茨城縣常陸太田市），為了紀念他不忘故國，墓特地建為明朝式樣，碑文題“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諡“文恭先生”。德川光國率諸朝士臨其葬。朱舜水死前遺言：“予不得再履漢土，一睹恢復事業。予死矣，奔赴海外數十年，未求得一師與滿虜戰，亦無顏報明社稷。自今以往，區區對皇漢之心，絕於瞑目。見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則幸甚。”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復的一天，為此，他滯日期間生活十分節儉，死時居然儲蓄了三千餘金。這是他企圖恢復國家的經費。
其日本學者今井弘濟、安覺濟為他們的中國老師寫下悼文：“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沾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跡，德必有鄰。天下所仰，眾星拱辰。既見既覲，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借，家保國珍。函丈師事，恭禮夤賓……” 在他死後週年時，安東守約在祭文中哭道：“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雲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
朱之瑜死後，德川光國派人整理了他的遺稿、正徳5年（1715）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東京大學農學院內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朱舜水先生臨終之地）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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