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朝都有奸臣，不僅有一般的奸臣，還有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姦臣。但綜觀幾千年的歷史，恐怕沒有哪一個朝代出過宋代那麼多奸相。可以說，宋朝就是一個盛產奸相的時代。從宋徽宗君臨天下到南宋末年這一百多年間，比較有名的奸相就有十幾位——蔡京、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秦檜、万俟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等，這些奸相不僅權勢熏天、陷害忠良、禍國殃民，絕大部分還都是漢奸賣國賊。還有諸如何執中、韓侂冑等宰相雖然做過一些有益的事，但總體來看仍然屬於權奸一類。
有宋一代，何以前奸後繼、奸相輩出?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尋的歷史現象。頑石思之再三，覺得造成這一奇異的歷史景觀大約有下面一些原因。
皇帝昏庸無能，導致大權旁落。
在很多朝代，我們都能數出一些比較有作為的君王，尤其在漢唐盛世，如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光武帝、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前期)等都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即使到了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也還有康熙、雍正、乾隆(前期)這樣有作為的皇帝。在這樣的皇帝手下，奸相很難有生存的空間。可是，整個宋代除了宋太祖趙匡胤勉強能算到有作為的皇帝的行列裡，其他近20位皇帝還可以數出誰來?尤其在宋徽宗以後，更是一個不如一個，要麼於政治一竅不通，要麼剛愎自用，要麼年幼無知。以宋徽宗為例，他舞文弄墨，大秀風雅，倒是一把好手，可治理國家則如同白痴。在這樣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除了像文天祥這樣有民族責任感有強烈自尊心有真正獨立人格的少數宰相，那些權欲利慾表現欲欲欲上心的宰相自然方便欺下瞞上，獨攬朝綱，為所欲為。主昏必定臣奸，這是千古不易之理。某已撰文論及，此不贅述。
只管發展經濟，罔顧政治改革。
整個宋代，經濟高速發展，GDP迅猛增長，在與各朝各代的比較中，宋朝算得上是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藝術地再現了宋朝經濟繁榮的狀況。但是，經濟發展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實惠，黎民眾庶從來就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種表面繁榮的背後是豪強不斷兼併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破產，失去土地的農民流落各處成為打工仔，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團完全佔有了經濟發展成果，官僚成為全社會最先富起來的階層。而宰相就是這種經濟模式的最高組織者，最大受惠者。王安石實施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由於觸動了大地主集團的利益，即使是擁有精明的政治頭腦相對潔身自好的司馬光也都極力反對。
經濟畸形發展，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而朝廷卻沒有制定相應有效的政治措施來解決分配問題。可以這麼說，宋朝的一切政治制度都只用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因而，從宋初開始，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各地農民起義時有爆發，而這個過程中，宰相又成了維穩的總指揮。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許多宰相同時又兼樞密使(國防部長或者軍委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以致權力完全不受制約，極端的權力自然會導致極端的腐敗。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風喚雨瞞天過海一手遮天，宰相當然得用盡心機，耍盡手腕。一代代奸相就是這麼煉成的。
外患頻仍，奸相有了更大的表演舞臺。
兩宋採取的都是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在外敵虎視眈眈的環境裡，宋朝統治者不要說沒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就是對咄咄緊逼到眼前的入侵者奮起一擊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議和”，即“通過和談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大宋的所謂“議和”就是實行“送去主義”，不斷給敵人送錢送物，以求一時苟安。宋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就是整個宋代議和的縮影。一個貌似強大的國家，因為懼怕遼的威脅，以至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規定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以後北宋末到南宋與金、元的“議和”除了輸送錢物之外，還不斷送去土地，最後將大好河山全部送完。而主持內政外交的宰相在“議和”的舞臺上就有了足夠的表演空間，秦檜、史彌遠等多個宰相都親自擔任過議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狀，直叫人作嘔。
主和的宰相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賣國家和百姓的利益。秦檜和金國內外勾結出賣大宋的事蹟盡人皆知，我這裡就不多說。我再舉南宋恭帝時的宰相留夢炎為例。德祐元年(1275)，留夢炎擔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旋即任左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可就是這個宰相兼三軍統帥，一面臨陣退宿，稱病不出，一面卻和元軍暗通款曲，密相往來，第二年(1276)竟公開降元。大宋滅亡了，留夢炎不僅讓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毫髮無損，還從新朝的禮部尚書竄升至丞相，繼續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風。最可鄙的是，他變節後居然還毫無廉恥地去勸說文天祥投降賣身。留夢炎的經歷最能解釋為什麼許多身居高位者仍然會數典忘祖屈身事敵。
頹靡的思想文化，成為誕生奸相的沃土。
有人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為繁榮的朝代。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宋代在文學、藝術、科技諸領域的確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出現了許多大家;另一方面宋朝的主流文化其實是享樂文化、消閒文化。宋代統治者出於維護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考慮，“重文輕武”，使得漢唐以來的尚武精神喪失殆盡。思想上，統治者通過比以往更嚴格更精細的科舉考試和必須與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導向逐步加深對人的鉗制，於是宋儒理學應運而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讀書只為求官，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不復存在，秦檜、留夢炎都是狀元及第，最終淪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賣國賊的例子就是對這種現象最好的詮釋。
國家不幸詩家幸，如王安石、范仲淹、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少數還保有著傳統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精神的讀書人創作出了許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是，在朝廷的輿論導向指引下，更多的讀書人不再關心國家大事，而是沉迷在流行的各種娛樂文化中，茶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在宋代都發展到了頂峰，在知識精英那裡玩流行文化就是時尚，就是潮流。“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首詩就是對官僚士子糜爛生活的形象概括。即便是以“存天理，滅人慾”為宗旨的程朱理學的創始人朱熹，表面上道貌岸然，家裡卻是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知識分子不再關心國家民族而是醉生夢死享樂至上，當然有利於統治者維持穩定。但也正是從頹靡思想文化的土壤裡選拔出來的高學歷官員從此沒有了理想，沒有了信仰，也沒有了廉恥。玩弄權術，貪汙腐敗，甚至賣國投敵在他們看來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宰相正是其中的登峰造極者。
宋代奸相眾多，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這也是見仁見智的事。也許有人會說，根本原因在於封建制度。這話雖然沒有錯，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同是封建制度下的各個朝代，為什麼宋代奸相最多?這說明，除了封建制度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由外，一定有隻屬於這個朝代的特殊原因。其二，歷史自有其侷限性，我們無法要求宋代不實行封建制度而推行特色封建制度，所以，我們只能在封建制度這個大背景下，去探討形成這一現象的那些因素。
最後順便回答一個朋友的問題。有人曾問我，做了宰相這麼大的官了，他為什麼還要這麼貪腐甚至還要做漢奸呢?我想，頑石上面的文字應該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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