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災是一種對農業社會影響程度極大的災害，根據新、舊《唐書》以及《唐會要》和《五代會要》等資料的統計，從唐至五代的340多年裡，共發生蝗災45次，平均約7.6年一次。其中包括同一年中發生多次蝗災和一次蝗災持續時間橫跨兩年的情況。如果將同一年中的多次蝗災按一年計算，災情橫跨兩年的按兩年計算，那麼，按照年份來計算的話，共有42年有蝗災發生，約佔總年份的12%，平均約每8年爆發一次。
《中國救荒史》統計，秦漢蝗災平均8.8年一次，兩宋為3.5年，元代為1.6年，明、清兩代均為2.8年。相比之下，唐及五代的蝗災還不算十分嚴重，但是由於材料的不完整性與模糊性，唐、五代蝗災的實際年次很難準確掌握。例如，史載：“大曆中……時仍歲旱蝗”1，“仍歲”也就是連續多年，而具體年數則不得而知了。過去，人們對蝗災與旱災的伴生情況認識得比較清楚，這在唐代史料中就有很明顯的反映。諸如：“貞觀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2；“興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關中有蝗”3；開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4等等，不勝枚舉。但是卻往往忽視了水患對蝗災的重大影響。筆者在考察黃河、長江流域水患的同時注意到蝗災與水患之間存在著某些內在聯繫。以下，筆者欲以唐、五代時期江、河流域內的蝗災情況為主要對象，就蝗災與水災的連鎖關係試作一番探討。
就唐代蝗災的發生地域而言，按開元十五道的行政區劃，如果將同一年中發生於不同道的蝗災各算一次的話，則可知：關內道4次，京畿道8次，河南道15次，都畿道8次，河東道5次，河北道14次，隴右道1次，淮南道4次，江南東道3次，江南西道1次，山南東道3次，山南西道1次，劍南道1次。由此可見，北方發生55次，南方發生13次，蝗災在北方爆發的頻率明顯高於南方。若依當今行政區劃，則北方蝗區主要是在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和山東等省境內，大致屬於黃河中下游流域；南方主要發生在浙江、福建、四川、湖北和江西等省，大致以長江中上游流域為主。這些地區之所以易發蝗災不僅是由當地的氣候、地形、土壤以及植被等條件所決定的，更是與當地的水患息息相關。
據生物學家研究指出：我國境內存在著三種蝗蟲，即亞洲飛蝗、西藏飛蝗和東亞飛蝗。西藏飛蝗顧名思義即分佈於西藏地區，亞洲飛蝗分佈於新疆、青海、甘肅、內蒙等地，東亞飛蝗則分佈於其餘地區。所以，有關史料中所反映的蝗災應是東亞飛蝗的成災情況。東亞飛蝗的繁殖和發育要求日平均氣溫達到25℃以上的天數必須在35天以上。 在冬季，如果日平均氣溫在-10℃以下超過20天，或在-15℃以下超過5天，則蟲卵就無法安全過冬。隋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氣溫偏暖，竺可楨先生在他的名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將這一時期定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個溫暖期，並根據《酉陽雜俎》和李德裕《瑞桔賦》所記載的唐皇宮中桔樹結果的情況，證明當時冬季氣溫一般不低於-8℃，因為桔樹最低只能抵抗-8℃的低溫。所以隋唐五代時期完全可以滿足蝗卵過冬的溫度要求。
蝗蟲從卵經過蝻(蝗蟲的幼蟲)到最終發育為成蟲一般需要60至200天時間，這稱為一個生活週期或一個世代，簡稱一代。飛蝗大多在夏、秋兩季發育成熟，夏蝗為第一代，秋蝗為第二代。貞觀三年(629年)的災情就是夏秋兩代成蝗的典型例證，這一年的五月，“徐州蝗”；“秋，德戴廓等州蝗”。5一般說來，一年之中可發生一至兩代，有時甚至可發生三、四代，所以也有春蝗與冬蝗的情況。就筆者所收集的資料來看，明確載有爆發季節或月份的蝗災共35次，其中春季3次，夏季16次，秋季15次，冬季1次。夏秋兩季共有31次之多，佔唐至五代蝗災總次數的60％，而
夏秋季節正是東亞大陸水旱災害頻發的時段,對蝗蟲的繁殖極為有利。蝗蟲喜食蘆葦、稗草、白茅、狗牙草及蒿類植物,此外還有在沿海地區混生的蝦鬚草和海蓬子等。因此,適於東亞飛蝗繁殖發育的地區一般分佈在海拔高度低於200米的平原、河谷及濱海、濱湖的低窪地帶。馬世駿等人在《中國東亞飛蝗蝗區的研究》一書中將東亞飛蝗的分佈區劃分為四大類,即河泛蝗區、沿海蝗區、濱湖蝗區和內澇蝗區。6從這四個蝗區的名稱上我們不難發現蝗蟲的生長繁殖與土壤含水量的密切關係，事實上，研究已經證明：蝗卵的孵化要求土壤的含水量保持在8％－22％之間。蝗蟲的成蟲固然性喜高溫、乾旱，但幼蝻的成長則必須有相對溼潤的環境，所以洪澇災害過後，那些曾經受淹的地區往往就成為幼蝻的適生區，最適宜條件就是水災之後繼之以旱災，這樣既保證了溫度也保證了溼度。
生物學上將飛蝗的發生地區劃分為三類：1.發生基地，又稱常年發生地，具有蝗蟲孳生繁殖的最佳環境，蝗災大規模爆發時即由此向外擴散遷移；2.一般發生地，又稱適生區，有適於飛蝗繁殖的條件；3.臨時發生地，也稱蝗蟲的擴散區或侵入區。蝗區的含義與範圍主要指發生基地與適生區，但我國民間習慣將臨時發生地也包括在內。
二、黃河流域蝗情
河泛蝗區主要是指河流兩岸灘地和拋荒地。就唐代黃河流域河泛蝗區而言，主要包括位於黃河中下游沿岸的河北道魏州、博州、德州（即今河北大名，山東聊城、德州等地區）；河南道的滑州、濮州、齊州（即今河南濮陽，山東惠民南部等地區）；都畿道的河南府、陝州、虢州、鄭州（即今河南洛陽、三門峽、鄭州等地區）。其中陝、滑、魏、齊、博等州正是唐代黃河中下游地區決溢的重點地段。此外,都畿道境內，洛陽附近的黃河支流伊、洛、谷等水也時有泛溢。所以這裡成為北方蝗災最嚴重的地區也就不在意料之外了。據記載，這裡共有10個年份發生蝗災,佔全國蝗災總年份的23.8％。其次是關中渭河沿岸的京兆府、同州、華州、岐州、隴州等地（即今陝西西安、渭南、寶雞等地區），這一地區有8個年份發生蝗災,佔這一時期蝗災總年份的19％。這些地區是唐代兩次大規模蝗災的重要發生地。第一次是從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年)至開成五年(840年)，範圍北至幽州、鎮州(即今河北北部及西部)，南至陳州（即今河南周口地區），西至河中、陝虢（即今山西運城及河南三門峽地區），東至海。第二次是從唐懿宗鹹通三年(862年)至鹹通十年(869年)，這一次，東都及陝虢的災情持續時間相當長，基本可以被認定為發生基地,向西擴展至京畿及其附近的同、華兩州（即陝西西安及渭南地區），向南波及至淮南地區。
除以上兩個地區以外，位於河東道南部的河中府(蒲州)和絳、澤、潞三州（即今山西運城、臨汾、晉城、長治等地區）也屬於河泛蝗區類型，這一片地區正好處於以潼關為頂點，以晉陝黃河和晉豫黃河為兩條邊的三角形區域內，西臨京畿河泛蝗區，南臨都畿河泛蝗區，東臨河北道南部河泛蝗區，黃河的支流汾河與沁水又貫通其中，所以其特點是發生基地與擴散區相結合。一般來說，春汛過後，干支流兩岸州縣在夏季即有可能發生夏蝗，如果前一年秋季發生河患，也會導致第二年春、夏時節爆發蝗災，而如果河流在夏季發生氾濫則秋蝗爆發的可能性會更高。以下試舉兩例以證明河患與蝗災之關係。其一：唐開成三年(838年)夏，“河決，侵鄭、滑外城”，當年秋，河南、河北即爆發大面積蝗災，“草木葉皆盡”8。其二：五代後晉天福六年(941年)“九月，河決於滑州，一概東流……兗州、濮州界皆為水所漂溺。”9第二年，“四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內澇蝗區多屬地勢低窪地區，易於積水。我國現存最大、最典型的內澇蝗區是魯西南內澇區，相當於唐代河南道的曹州、鄆州、宋州北部及兗州南部。這一地區因距河近，黃河決溢往往波及於此，以至形成內澇。例如：五代後唐長興三年（932年）四月，“鄆州上言黃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東流即進入兗州界內）。”11後晉開運元年（944年）六月，“滑州河決，浸汴、曹、單（唐末設單州，約為曹州東南、兗州西南、宋州東北一帶）、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正是這次河決使得原本在梁山以南的鉅野澤因受黃水灌注而大幅擴張，將梁山納入湖中，形成後來著名的梁山泊，可以說這是唐、五代時期最大規模的內澇，從另外一個角度講，這也使其具有了濱湖蝗區的性質。因此，這一地區的蝗情較為嚴重。例如：
後漢乾祐元年(948年)七月，鄆、曹等州“皆言蝝生”。第二年五月，兗、鄆等州再次“奏蝝生”。14 “蝝”即是蝗蟲的無翅幼蟲。三、長江流域蝗情
首先，關於唐、五代時期整個南方地區蝗災情況的史料很少，一共只記載了八個年份的災情。因此，具體到長江流域而言，其相關資料就更是奇缺。其中可以確定的地區有：山南西道的渠州（即今四川達縣）；山南東道的鄧、唐、荊、襄四州（即今河南南陽、泌陽及湖北荊州、襄陽等地區）；江南西道的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市）。按次數計算為四次。
就史料來看，長江流域的蝗區類型以河泛蝗區和濱湖蝗區為主，內澇蝗區無典型例證。
河泛蝗區主要包括長江支流巴水流域的渠州；漢水流域的鄧、唐、襄等州以及瀕臨長江的荊州。例如：
武宗會昌元年(841年)七月，“江南大水，漢水壞襄、均等州民居甚眾”。15此後不久，“山南鄧、唐等州蝗”。16鄧、唐二州與襄、均兩州接壤，離漢水乾流距離很近。濱湖蝗區主要是圍繞於鄱陽湖周圍的江州、洪州等地，這裡曾爆發大面積蝗災，如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秋，洪州“螟蝗害稼八萬頃”。
閱讀更多 船山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