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在秋收起義後上了井岡山，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支隊伍中，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20人，他們是盧德銘、張子清、餘灑度、蘇先俊、陳浩、伍中豪、徐彥剛、陳毅安、張宗遜、譚希林、陳龍鶴、範樹德、曾士峨、遊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呂赤、徐恕、黃子吉。
秋收起義的部隊有四個團，主力是以盧德銘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被編為了第一團，黃埔生主要出在了這個團；安源工人、萍鄉、醴陵農軍為第二團；賀龍部二十軍獨立團為第三團；夏鬥寅殘部為第四團。
陳伯鈞畢業於黃埔第六期，後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南昌起義爆發前夕，陳伯鈞隨隊準備經九江前往南昌參加起義軍，但在九江被張發奎繳械扣押，後脫逃繼續趕赴南昌，途中得悉起義軍已轉移，陳伯鈞便加入了第20軍獨立團，任團部副官、新兵訓練處主任。
二十軍獨立團，是由湖南黨領導的平江，瀏陽等縣的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組成的。隊伍整編起來了，需要有個名義，他們就打起了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的招牌，叫做二十軍獨立團。
參加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時，陳伯鈞所在的二十軍獨立團被編為了第三團，他第三團三營六連一排排長，三營的營長，就是大名鼎鼎的伍中豪。
陳伯鈞是四川達縣人。
達縣出了共和國的兩位開國上將：陳伯鈞與張愛萍。兩人還同歲，都生於1910年。
陳伯鈞
在井岡山的鬥爭中，陳伯鈞表現突出，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1927年底成立工農革命軍教導隊時，毛主席便任命陳伯鈞為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這一年，陳伯鈞才17歲。
短短几個月後，即1928年春，在一次戰鬥中，陳伯鈞繳獲了一支手槍，因槍有鏽斑拉不動槍栓，教導隊長呂赤（黃埔四期畢業生）開玩笑說：“什麼破槍，‘半斤鐵’，扔了算了！”
陳伯鈞捨不得扔，把手槍零部件拆開，找來煤油反覆擦拭，終於鼓搗好了。
一天，呂赤帶隊外出打土豪歸來，剛邁進院子，陳伯鈞笑著迎上去，持槍比劃說：“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隨即拉動了槍栓。他萬萬沒想到槍栓帶動撞針，射出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彈，打中了呂赤。
呂赤應聲倒地，停止了呼吸。
陳伯鈞跪倒在呂赤身旁哭悔不已，但一切已無可挽回。
陳伯鈞闖下大禍後，心情極為沮喪，迅即被關了禁閉，等候上級處理。
士兵委員會的很多人，堅決要求殺掉陳伯鈞，給呂赤償命。
士兵委員會，是1927年9月底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前委在“三灣改編”時確立的，是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期加強軍隊建設的一項創造，是紅軍民主主義制度化的具體運作形式。
毛主席找來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以徵詢的口氣說：“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不殺陳伯鈞好不好？”
張令彬說：“很多人都要求殺。”
毛主席說：“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開個士兵委員會，講清不殺的道理。”
張令彬便回教導隊向學員們轉述了毛主席講的道理。
隨後，毛主席通知部隊集合，向大家說：“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兩個都是黃埔軍校出來的，表現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只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你們看怎麼樣，我講得對不對？”
大家見毛主席講的既不失法度軍紀，又入情入理，便逐漸緩和了情緒。這時，仍有人問毛主席：“難道陳伯鈞殺了人就不了了之嗎？”
毛主席回答說：“當然不能不了了之。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看到大家沒有反對意見，毛主席讓自己的警衛員找來竹板子，在大家的監督下對陳伯鈞執行懲罰。實際並沒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幾下就收住了。
據陳伯鈞事後講，毛主席並非搞體罰，而是通過此種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懲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緒。他當時不喊不叫，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處罰。陳伯鈞也因此被調離教導隊，降為了一團一連的副連長。
陳伯鈞誤殺上級是“過失殺人”，於情於理都不應當判處死刑，士兵們要求處死他是不合理的。毛主席的處理方式也非常好，從紅軍極度缺乏軍事指揮人才的實際出發，把革命法度的嚴肅性和人道主義的靈活性巧妙結合起來，讓激動的人群穩定下來，而且也給了年紀輕輕不夠謹慎的陳伯鈞一個教訓，同樣也起到了教育士兵們的作用。
陳伯鈞日後成長為解放軍高級將領、得以在毛主席統帥下續寫自己投身中國革命輝煌一生的史實證明，毛主席槍下留人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陳伯鈞（中）與毛主席在一起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陳伯鈞率領所屬部隊，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打了許多惡仗、硬仗。陳伯鈞任紅三軍第七師師長時，率部打響了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槍；龍岡戰鬥勝利後，追擊敵譚道源師，殲滅該師過半，繳獲步槍2000餘支，機槍46挺；反擊敵公秉藩師時，巧妙運用戰術，抄小路預先設伏，將公秉藩師全部繳械。每戰之後，陳伯鈞都要總結經驗教訓，指揮藝術越來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中曾屢建戰功、三次負重傷，榮獲過中革軍委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
1932年6月，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鬥中，22歲的陳伯鈞被任命為紅十五軍軍長。當毛主席受到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時，陳伯鈞也因堅定地支持毛主席的主張被免去軍長職務，調到紅軍學校學習。
1933年1月，陳伯鈞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因堅持與左傾路線作鬥爭，9個月後又被免去紅五軍團參謀長職務，降任新成立的紅十三師師長。陳伯鈞連續打了十餘場勝仗，在短時間內力克強敵，紅十三師被中革軍委命名為“紅軍主力堅師”。
長征開始後，陳伯鈞指揮的十三師為紅一方面軍後衛，掩護兄弟部隊先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劉伯承元帥後來評價：“十三師是我最放心的師！”當時任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元帥，1972年在北戴河療養時曾深情地對陳伯鈞說：“要不是你的十三師在湘江戰役與敵苦戰一整天，我們前面的部隊沒那麼順利渡江，早不知是什麼結局了。”
血戰湘江後，陳伯鈞覆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協助軍團長董振堂指揮所部執行後衛任務，贏得了“鐵屁股”之美譽。
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陳伯鈞調到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第九軍任參謀長。他堅決擁護黨中央、毛主席關於紅軍北上的正確方針，與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錯誤路線作了堅決鬥爭。
1936年7月4日，陳伯鈞調任紅二方面軍六軍團的軍團長，政委是王震。
一、二、四方面軍勝利大會師的前夕，毛主席給陳伯鈞寫了一封親筆信，並加蓋了極少使用的圖章：
伯鈞同志：
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幹才！你的身體好否？同志們都相念的。我們都好，相見之期不遠，願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禮！毛澤東十月十五日
這是毛主席在長征期間寫給個人的唯一信件。
抗戰開始後，陳伯鈞任八路軍120師359旅長，後擔任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擔負起培養抗日軍政幹部的重任。
解放戰爭初期，陳伯鈞奉命到東北前線，任東北軍政大學教育長，後任東北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兼四十五軍軍長。
1955年，陳伯鈞任軍事學院副院長。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62年9月，葉劍英辭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後，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署命令，任命陳伯鈞為院長。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4歲。（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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