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入《而已集》）一文中，魯迅提出，魏晉南北朝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我們知道，文學就是人學，“文學自覺”就是“人學自覺”。三國時期魏人劉邵
《人物誌》標誌著“仁學”到“人學”的轉變。
魏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人物學
人才學在魏晉南北朝的興起，得益於人物學的博物傳統（強調“有利於”）。品藻人物之風，得到統治者的關注，致使人才學在魏晉南北朝得以興起。將品鑑人才與品鑑珠寶貨物一樣，變成一門學問，既是進步，又是將人“物化”。南朝梁人鍾嶸著《詩品》，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對由漢迄六朝幾乎所有著名詩人，都評論了一番。其中被殺害、受誅死的詩人：魏之何晏、嵇康，晉之陸機、陸雲、潘岳、石崇、張華、曹攄、劉琨、盧湛，宋之謝靈運，謝混、袁淑、王僧達、鮑照，齊之謝朓，東晉詩人郭璞（字景純）等。
人物學在博物學傳統之下，主張人才就是貨品。各類人才參與的社會建設分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古代的和諧社會誰在建設？當然是有民本主義文化情懷的人。當然，古代“民為邦本”、“以民為本”的意思，和當今的“人民群眾當家做主”不同，前者的意思更接近於“以家裡豢養的雞鴨貓狗為本”，沒了它們，家底就空了，日子也就沒法過了。
人才學家、文學家劉邵(168年-172年)
《人物誌》
傳統人才學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興起的。三國時期魏國廢除察舉制、實行九品中正制，“受詔作都官考課”的劉劭寫了《人物誌》（又名《辨經》，英文譯本名為《人類能力的研究》，將才、德並列標舉，首重“清節之業”），為了“量能授官”，被譽為中國人才學第一經書，分上、中、下3卷，12篇。
《人物誌·序》：“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和察人是為了成功，即所謂“達眾善而成天功”。《人物誌·流業》：“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區分人的材質，是為了在政治上委任：“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清節家是第一種：“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文中提及儒學人才怎麼任用？“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
像《人物誌》那樣將人才細分，對於研究人才學是必要的。劉邵從人的體貌、稟賦、道德、職業等方面將人材為分兼德、兼材、偏材三類，並詳細分析了各類人材的特點和在不同情況下的具體表現。他還從觀察選拔人材的角度出發考察了觀察選拔人材的過程、困難和各種方法的得失。
政治人才，是選才授官的重點。主張學而優則仕、一心為政的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人物誌》裡的人才，是施善政之才。施仁政、建設王道樂土是古人的追求。在人才學思想史上，儒家“為己之學”則首先叩問內在的修為。《論語·顏淵》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愛之人，是仁政的基礎。
古代選育人才以政治為主，政治人才以德為先、量能授官。為統治者服務、不重技而重道，以善為美、以善為教，是中國古代人才選育的核心特點。
中和
受儒家中庸之道影響，《人物誌》評價人物的方法是“九徵”和“八觀”。劉邵建立了自己的論人標準，認為人物品評當以“中庸”為上，“兼德而至，謂之中庸”，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人格理想。人物學和仁學不同。人物學是博物傳統，它將一切客觀化、顯性化，傷害力很大，好在中庸之道“善德傳統”（強調“有益於”）與之抗衡，起到了一定的撥亂反正作用。
凡是史書上記載的、有助於各項事業發展的人，都可成為人才。《人物誌》認為，古代的人才要符合“中庸（和）”這個核心標準。人才是“義”者（語出《中庸》：“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吉人”（語出《太上感應篇》：“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等。研究他們，可以大大豐富中國人才學思想，是很有價值的。此外，還有文獻學價值。因為，從政治史看，明代東林書院是一個政治集團，從文學史看，東林書院是有社會責任感的詩歌團體，從慈善史看，它是善行團體。從不同側面，“還原”東林書院，讓今人理解古籍裡的文化。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
（劉邵：《人物誌·九徵》）
小結
知人，很重要。孔子在《論語·學而》中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荀子在《荀子·解蔽》中批評道家學派“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後人——如清代曾國藩的《冰鑑》——不斷地在技術化的方向上發展劉邵人物學。比如在《人物誌》中，更多專注於劉劭拔選人才的標準——以中和為最高，講究平澹無味，是為聖人。所謂中和，在於兼具“平澹”與“聰明”。除中和外，其餘為偏至之材。
還有，後人更重視的，是“八觀”——劉邵鑑定才能與性格的八種觀察法，它們的直觀性、操作性較強。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劉邵：《人物誌·八觀》）
第一條，注意看一個人在奪（“惡情奪正”）和救（“善情救惡”）情形下的外在行為表現，這和行為主義心理學可以聯繫起來。最後一條“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似乎和現代心理學測智商之類的技術可以勾連起來。事實上，對於當今人才培養和選育來說，智力水平很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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