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派出大軍征伐吳國，率軍遠征的是司馬朗、夏侯惇、臧霸等將領。
當部隊開拔到居巢時，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疫情，眾多官兵染病不起，部隊被迫駐紮下來。時為兗州刺史的司馬朗親自到傷員中巡視，併為他們端藥送水，不料自己也感染上了疫疾，很快就去世了。臨死前，他對手下將士說：“刺史我身蒙國家厚恩，督軍萬里，卻沒有取得點滴微功。現在我遭此疫癘，知道已不能救治，辜負了國家的厚恩。當我身沒之後，蓋在我身上的只要布衣幅巾，穿一身單衣單褲就可以了，大家不要違揹我的意願。”知道自己所得傳染病無法治療，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又十分的無奈。聽了他悽慘的話，眾官兵潸然淚下，這的確是十分悲壯可嘆。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兵戈擾攘，天下亂離，軍閥們割據一方，連年混戰，百姓棄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飢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等地疫情最為嚴重。漢獻帝建安年間，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流傳，使得勞動人民的生活悲慘不堪。赤壁大戰後的次年，曹操軍駐紮在合肥，回憶自己曾受疫病之累，他說道：“近年以來，我的部隊屢次出征，常常遇到疫氣，官兵們病死在外，無法再回到自己的家，因此家家戶戶都有怨曠之情，百姓生活流離失所。”這實際上僅是針對建安前期疫情所說的話，但曹操料不到的是建安二十二年發生的這場全國性大疫病，給人民生活帶來的痛苦比以前的疫病不知大多 少倍。
《後漢書·獻帝本紀》上僅是簡單地談到這一年發生大疫，至於這次大疫為害怎樣，並沒有交待，不過我們憑保存在《太平御覽》中曹植的《說疫氣》一文，足可對這次大疫有詳細的瞭解。曹植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有號泣之哀。有的人家闔門殪盡，有的一個宗族全部喪命。一些人以為疫病是鬼神作的孽，所以得病的人全部是被裼茹藿的粗人，住在荊室蓬戶中的窮人。至於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中的富人，得病的人很少。其實這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才出現疫病。發生疫情後，無知的百姓懸掛符咒加以驅趕，這是十分可笑的。”疫病為害之慘烈難以想象。
當時許多地方連棺材都賣空了，悲泣聲瀰漫四周，疫病才不管你是富人還是窮人，一樣都要傳染。貧苦百姓無錢來埋葬家人，所以處處都呈現出這樣的一副景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這場大疫，根據醫聖張仲景在《傷寒論》中的判斷，是傷寒病的感染。但近代醫史專家們的研究認為，倘若是傷寒或流感，人民不可能死亡得那麼快、那麼多，所以推斷有可能是肺鼠疫。
這場大疫不僅僅在軍隊中流行，地方所受的苦難也十分深重。在潁川，新上任的太守剛到官不久，疫病就瀰漫開了，老百姓死掉的不計其數。在官府中上班的掾吏死掉了一大半，太守連升堂辦公的人數也湊不齊。雪上加霜的是，這位太守的夫人及兒子都不幸染上了瘟疫，只能想方設法求當時隱居在嵩山的方術道人劉根治病。
瘟疫不單單在地方上流行，在曹魏的政治中心許昌也造成了較大的危害。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四人是在這次疫病中去世的。當時是太子的魏文帝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書信中，談到他們幾個人時說：“親故多羅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對親戚們和徐幹、陳琳、劉楨等人的不幸去世，十分傷心。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大災難，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次年四月曹操在一份詔令中說：“去年冬季，天降疫癘，民有凋傷，部隊出兵作戰在外，墾田損失很多，吾十分擔憂。”說明疫病流傳帶來的災難是空前性的。
在疫疾面前，我們的生命緊緊的聯繫到了一起，唯有我們自己守住腳步，做好防護，等待白衣戰士凱旋歸來。
部分摘自《中國抗疫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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