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中國的夏朝在哪裡？華夏文明形成的中心區域在哪裡？是困擾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的一個世界難題。
長期以來學術界把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定位在黃河流域，並在黃河流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探索，但結果是一無所獲。以至於早在1979年，鄒衡先生就語重心長地指出“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範圍內即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考古學文化了”，“過去數十年的考古實踐表明，學術界對於夏文化的認識不但沒有形成共識，反而有漸行漸遠的趨勢，甚至有學者開始懷疑歷史上夏代是否真的存在。毫無疑問，導致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現了偏差。”（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
確實如此，不僅是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現了偏差，而且是因為發生了研究根本的方向性錯誤，才導致今天懷疑中國夏朝是否存在的質疑。
筆者數篇關於夏朝國都或者夏朝的中心區域位於淮河中游的塗山地區四方湖古城遺址的文章，通過各種文獻、史料、民俗、傳說全面論證了這一結論的唯一性。但部分讀者也提出了一些質疑，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淮河流域現在是一條經常遭受洪水災害的河流，不適合先民生存生活；二是四方湖古城不是國家考古遺址，沒有國家考古證明先民生活遺蹟與夏時期相關的人類文化生活痕跡。
這些質疑對全國範圍的讀者來說是正當的、合情合理的，本文將重點回答這兩方面的疑問。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禹疏九河，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是各類文獻對天下堯舜禹時期中國當時情景的描述，說明堯舜禹時期的中國正是處於經常遭受洪水侵害、草木生長茂盛、禽獸繁殖興旺的地區，這種地區也是人類獲取食物更容易的環境。
如何改造這種環境，使得人們更能獲取食物，又能避免洪水侵害、禽獸侵害，使人民安居樂業，是堯舜禹做為中國領袖必須要完成的責任與任務。而對大洪水環境的這些描述正對應了以塗山為中心的淮河周圍的地理環境特徵。筆者因此得出的結論是：各種文獻中所描繪的堯舜禹大洪水時期的中國，正是淮河流域塗山地區，是人們獲取食物更容易的地區，也是人們改造自然創造華夏文明的發源地。
淮河塗山地區不僅發生過堯舜禹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創造了華夏文明，而且遠古的人類生活遺蹟也證明了淮河流域華夏文化的形成過程。
在塗山南麓的禹會村，考古學家發掘了4100年前的禹會遺址，發現大量各種類型的陶器，證明了禹會遺址當時中國人們曾經在此生活、聚會。禹會遺址位於渦淮交匯處塗山腳下的禹會村，是“禹會諸侯”的地方。“禹會”的村名早在《漢書》中就有記載，延續至今。禹墟的稱謂在北魏時酈道元的《水經注》的“禹墟在（塗）山西南”中得到確指，這正與禹會村的禹墟相吻合。
在塗山東北的夏河北淝河古入淮口，考古學家發掘了7300年曆史的雙墩遺址，大量的各種動物骨骼與人們使用過的陶器，以及陶器上的各種刻畫符號，證明了塗山地區周邊人們在7300年前已經生活在這片地區，創造出華夏文化。
在雙墩遺址西十多公里處的渦淮交匯處北的雙崮堆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新石器早期當地人們的生活遺蹟，證明了淮河岸邊華夏民族已經生活在這片土地。
在夏河北淝河的上游，北淝河北岸的尉遲寺遺址，5000年前人們曾經在此繁衍生活。遺址中的紅燒土排房是中國已經發現的最完整、最豐富、規模最大的史前建築遺存。尉遲寺遺址為原始社會中晚期遺存，距今4500年至5000年，主要為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兩個時期的文化堆積，證明了淮河流域先民已經形成文明的生活狀態。
在雙墩文化遺址的東北方50公里處的垓下遺址，不僅是楚霸王項羽遭受四面楚歌的地方，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也證明了塗山地區大範圍內先民曾經生活並創造文化。
“塗山頂上掛雜草，淹不到古城一根草”具體獨特地理優勢的四方湖古城，不論淮河發生多大的洪水，很難淹到四方湖古城。終生生活於四方湖古城地區的人們甚至不知洪水與內澇為何物。處於北淝河上游尉遲寺遺址與北淝河入淮口的雙墩文化遺址中間的四方湖古城，這樣一個具有動植物適宜生長的地方，河流湖泊相伴，會沒有先民生活於此繁衍生息？會發現不了先民的生活痕跡？只是一個只有二千年前的漢向縣遺址？筆者在四方湖古城發現的這些古陶片會是些什麼年代時期的陶片呢？
通過以上文獻記載與淮河塗山地區發現的各個文化遺址，充分說明了淮河流域，不僅先民長期生活於此，而且改變了自然環境適宜人們生息繁衍，在此創造了先進的華夏文化。華夏先民不僅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賴以生活，而且產生了改造自然環境，造福人類的偉大文明與華夏文化思想。（作者：趙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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