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先生的《三寸金莲》是一本奇书。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贫女戈香莲生得一双好脚，自小便被奶奶缠了足。长大后，凭着一双品相良好的三寸金莲嫁给了有莲癖的佟家。经过两次赛脚，从贫女一跃成为了一家之主，也成为了莲学的卫道士。然而，当自己的女儿面临缠足时，她却义无反顾地想尽办法帮女儿出逃。多年后，女儿长大成人，摇身一变成了天足会的代言人，母女二人也成了针尖对麦芒的死对头。一个女人的短短一生，浓缩了缠足文化的发展到灭亡的过程。
对于缠足，《镜花缘》有言：“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嚎，甚至皮破肉败，鲜血淋漓。”《清禁妇女裹足歌》又言：“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药水，日夕熏然，窄袜小鞋，夜宿不解。”
但那些“爱莲居士”却不以为然，《三寸金莲》有这样一段描述：“家人房中缠金莲，才郎移步喜连连，娘子啊，你的金莲怎的小，宛如冬天断笋尖，又好像五月端阳三角粽，又是香来又是此苏州民歌，将小脚比作蜜粽，让人又爱又亲。”
此外，《三寸金莲》里还描写了一种自宋代开始流行的游戏，好似流觞赋诗，只是地点不在兰亭而在妓院，用的也不是酒杯，而是女人的小鞋。男人们不以为耻，反倒觉得是风雅之事。
可以现代眼光来看，那似蹄非足的东西，那女人的小鞋，实在算不得什么美物。况且，它的制造过程又残忍至极，《采菲录》中就用缠足手术来定义这一过程。那究竟是什么原因，竟让古人又爱又亲，甚至忽视了金莲的残忍呢？
一、缠足的本质——性
李汝珍问：“三寸金莲和造淫具有什么区别。”
林语堂说过：“缠足自始至终都代表性意识的自然存在。”
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神经症》一文中曾指出：当“文明的”性道德占压倒优势时，个人生命的健康发展与活动就会受到损害。
弗洛伊德曾提出性文化发展的三个过程：1、不导致生育的性行为，自由进行。2、除导致性行为之外，其余压抑。3、合法生育，作为性目标。此文中提及的“文明的”性道德是指现代社会将“合法”生育作为性目标的文化阶段。
而“三寸金莲”的发酵容器，则是人类处于“压抑导致生育以外所有其它性行为”的性文化过程。此种文化过程相对于现代文明性道德来说，本能压制的成分相对较少，但中西方文化差异在性文化发展的第二过程中展现出极大的不同。在古代中国，“宽松”的性道德搭配上了等级森严的性外道德后，便产生了类似于现代性道德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关于性的心理病。缠足这种畸形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性文化环境所衍生的恶果之一，不断满足着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需求，从而“大放异彩”。
然而，为什么脚会成为这种性心理病的抒发地？
成型的小脚具有十足的隐秘性，出嫁之前它藏在女子宽阔的裤腿之内，时隐时现勾起人的好奇心。女子出嫁之后，它更成了除了丈夫和关系最亲密的人之外，绝不能随意观看的部位。
因此，男人认为小脚女性白天步态婀娜，夜晚香秀撩人。这种解释无疑将小脚与性结合在了一起，古代男性扭曲的审美观也被强烈的性意识推动形成。“品头论足”是古人品评女性时常用的一种审美标准，“天下美女出扬州”一说，其实也来源于建立在这一标准之上的“苏头扬脚”的典故。可见，那时的男人们对女性头足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躯体。男性对女性的强烈操控欲，更使得男人对女性隐秘部位的开发愈演愈烈。
而动物自我开发无不是在惹人注目的地方下功夫，例如孔雀开屏的道理，但强烈的时代特色迫使女性不能进行自然的自我开发，转由男性操作之后便带有了归属色彩和性意识。自己的妻子还是要朴素一点，不能太过张扬，所以男性们喜欢从细枝末节处改造女性，而足部改造恰好满足了男人们对妻子的控制欲和性期待等多方面的要求。
二、缠足发展的原因
（一)内因：男主女从的自我选择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一个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男权社会，男性于家于国都处于统治地位。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顺理成章地扮演起了服务者的角色。这种所谓的服务，一旦得到认同，就好像打开了一座填补饥饿的粮仓，无法自拔，而后再由男权接管自然无比顺畅。
其实欲望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升华作用”，即在某种文明要求束缚之下，人们可以将原始的各种性本能自觉转化为一种非性目的活动。升华的过程是一个相当漫长且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很显然这种升华作用可以促进文明发展，即便它具有以伤害个人来顾及文明的病态属性。
《三寸金莲》中有描述大同“晾脚会”这一习俗，每年的四月八日，“满城女子都翘着小脚，坐在自家门前供游人赏玩”。而穷人家女子的小脚一旦被富贵人家看中，身家地位就“一夜之间提上去百倍”。
可见，这种满足“升华作用”的活动既满足了男性的操纵欲，女性又可以得到同属性下的地位提升。此外，《采菲录》将缠足的作用归为以下几点：取悦男子、约束女性、易守贞操、利于婚配。
从取悦男子角度看，“女为悦己者容”种种之诗众多，周知古代妇女对美的修饰都是以丈夫(心上人)的意旨为取舍的。后世的楚宫之腰，汉宫之鬓，杨妃缠足等，都是出于此种心理。《采菲录》中书：“男性有玩弄小足之人欲要求，女性为欢慰男性欲望，自不惜雕其肢体以顺其意，故谓缠足为取悦男子，其理由彰明也。”
从约束女性角度上说，“裹上脚，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砸”（《清苑歌谣》），妇女缠上脚以后，足小难行，只有静待深闺，成为贤内助，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
易守贞操更不言而喻，妇女守贞是我国封建女教重中之重，“男女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犹恐有不周至”，小足难于行走，使得男女不宜相亲，都是保守的女贞心理在作怪。
利于婚配在《三寸金莲》中奶奶为戈香莲裹脚的一段就能体现出来。
可以说，这是中国史上很成功的一次从民生需要到民心认同的运动。可谓男性为自己创造缠足，女性为自己选择缠足。因此，这种符合了双方身心需求的事物，从而被大肆效仿而成风靡。
(二)缠足发展的外因：文化迫力
1、文化性
在我们将文化迫力归结为缠足发展原因时，不自主地添加了一个预设条件：缠足是一种文化。这个基点也的确贯穿于整部《三寸金莲》当中。
故事一开始，女主角戈香莲裹脚、奶奶之前的种种准备、期间的各种步骤、之后意外情况的从容应对、包括最后的心理调节与安抚，整个过程体系之完整，结构之缜密，都在向读者传达一个思想：缠足是一门学问。
不仅如此，小说也借人物之口展示了一通莲学精华。清代是缠足的鼎盛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小脚“赏玩家”，各种莲学学说也被文人雅士锻造得炉火纯青。在《三寸金莲》中便有相关叙述，初见“爱莲居士”时，吕显卿所说的七字形法：“灵”、“瘦”、“弯”、“小”、“软”、“正”、“香”。六字态法：“短”、“窄”、“薄”、“平”、“直”、“锐”。潘妈给香莲的《足部尺度一览表》和佟忍安给她的《缠足图说》、《方氏五种》，更是本本都是学问。
此外，吕显卿所介绍的大同“晾脚会”体现了莲学普及面广的特点，与佟忍安争论不下的金莲起源则体现了莲学的悠久历史。
此处，不得不提“潘妈”。她在书中的定位是佟府的奶妈，是佟忍安的情妇，又是全府女人都想巴结的一个其貌不扬、神出鬼没的黄脸婆。但其实，她是一本莲学红宝书，是莲学文化的集中代表，她手下出落的小脚有着改变命运的神奇力量。潘妈精通脚的裹法，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她肚子里有法度、约束、讲究、忌讳和诀窍，她知道怎么洗脚，怎么修脚，怎么爱脚，怎么调药和怎么挑鸡眼。她也懂小鞋，心中有制法、配色、选料、尺度和各种各样苛刻的规法。潘妈就是莲学，就如她在书中的形象“像个鬼影却总好像盯着你”。
她在佟府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射出了缠足在整个“看脚的时代”的地位，隐秘而伟大。
当然，书中不只向读者灌输了这一个文化概念，比如它还涉及了古董行造假的门道，婚嫁风俗等诸如此类的小学问，但作者所写出的这些门道与学问，都未将它们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而对缠足文化的浓墨重彩使得它鹤立鸡群，从而彰显出了缠足的文化层次。这是一种有理论也有实践的实实在在的文化。
2、文化迫力如何作用
很显然，在男权社会，缠足文化代表的是男性的实际利益。其迫力大小并不取决于所代表文化的正误，而取决于其代表势力的强弱(男权)和所产生的实际利益的大小(满足男性隐秘需求)。这点在《三寸金莲》中也有所体现。
本书众多男性角色当中，佟忍安最为典型。在书中，佟忍安是吹胡子瞪眼的古玩骗子，时而又是暴躁跳脚的一家之主。但只要提到“莲学”，他便抛却了一切喧嚣，成为静下心来做学问的莲学家。他的莲学储备胜于潘妈，家中女眷一律用脚来排资论辈，为了逼迫下一辈人裹脚，他甚至死不瞑目。
这个人物形象有很明显的扁平性特点，从始至终很固定，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借助这个形象，作者传达了什么？黑格尔曾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总结为“家庭”。作为“家庭”主人的佟忍安无疑拥有强大力量。当戈香莲赛脚失败而遭致厄运之时，她明白了要生存就要获得一家之主佟忍安的垂怜，要捕获佟忍安，必要有一双上等小脚。当爱莲之人成为了权力中心，缠足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
这一点是作者将缠足文化迫力直接作用于人物的体现。佟忍安一家，也是当时社会民族状况的投影和揭示。
相比于佟忍安的扁平性，戈香莲无疑是立体的，性格是有转折的。全书第一回，作者就大刀阔斧地写起了裹脚，戈香莲的命运之门才刚刚打开，就被奶奶狠狠关上。五岁的她肯定不明白为何要把好端端的脚裹成三寸金莲，她的哭闹和出逃才是真正的天性使然。但孩童的天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社会大环境的，更加无法与文化迫力相抗衡。所以在走投无路之时，得到了“大脚姑”的教诲，看到了其他小孩好奇却被误读为羡慕的眼光，便等于得到了人生启蒙。人们告诉她缠脚是对的、好的，她便不再挣扎，并开始向着社会认可的模式发展，“不出半点没出息的声儿”。
看似是自愿，实则是在文化迫力下天性与人性被迫的分离。这段经历的描写是一个缩影，是广大缠足妇女童年经验的艺术概括。
第二次性格转折是在赛脚会失败之后。佟家的赛脚会让戈香莲再一次体验到了缠足文化的迫力，用书中言即是“一头栽到底”，她的天性也被雪藏到生存需要的底层了。戈香莲沦陷为缠足卫道者向潘妈求救以期再次夺冠，绝不是为了人性解放，只是在丧失人权的境遇下偷安而已。
书中有一个亮点，戈香莲心疼女儿，想尽办法偷偷放走了莲心。最后莲心长大成人，还成了天足派的代表。由这点出发进行猜测，似乎作者在向我们表达一个观点：下一代的自由需要靠上一代的觉醒。凭借戈香莲的觉醒，让女儿莲心得到了曾经她所失去的东西。戈香莲是文化迫力的受力集中点，在心智未成熟的时候被植入了扭曲的审美观，这是她无能为力的，先后两次性格转折也没能使她逃出命运的摆布，反而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由此看来，在那扭曲的时代中，并非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命运决定性格。
这正是缠足文化迫力对妇女心理挤压的恶果，也是从外部迫力的角度解释了女性甘于沦为缠足文化迫力作用对象的原因：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三、反思
文化研究没有禁区，历史本来也没有对错之分。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三寸金莲这种文化现象当做是国耻，更不应该把她们的经历看作是历史的废弃物。相反，我们应该感谢中国曾经存在过那样的一群人，用她们的身体力行给了我们丰厚的研究材料和文化财富，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抱着时时反思的态度来认识它的本质，来凭吊这些历史洪流里的女性。
国人身边作为“活化石”的小脚日少一日，“缠足”这种现象也几乎消失于现代社会。但“三寸金莲”形虽灭，神仍存，它总是改头换面伺机卷土重来。在古代它是楚宫腰、汉宫鬓、杨妃足，在现代它是整容、瘦身和名牌。但无论其怎样改变，我们都不难发现它与缠足有一样的本质，这些都隐隐体现出了对于女性的束缚。
现代女性多少“自我选择”看似“自主”，实为对男权文化的妥协和迎合。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女性也并没有完全摆脱男权文化的影响，只是迎合的方式更多彩、妥协的方式看似更高级而已。如果说缠足是对古代女性从身到心的“洗脑”，现代“洗脑”方式则更加迂回和彻底。而很多人，往往在这些眼花缭乱中的迷失了自己，即使不再缠脚，也会被“缠了耳朵、鼻子和嘴巴”。
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三寸金莲，是封建文化大树结下的一种光怪陆离的果实。尽管果实已经枯萎和凋落，但大树未绝，就一定会生出顽强地生出新果实来。历史的幽灵总在更新换装，好重新露面。”
所以，在新近文化、未来文化的选择之上，要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觉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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