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他高17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们中间算作鹤立鸡群了；她丈夫只有一米五八，上大学时绰号“武大郎”。他和她的耳垂儿一般齐，看上去却好像差两头。——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起先是我们造成习惯，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习惯如空气，你经常会忽视它的存在，但每每又在其支配下喘息。在日常生活中，你自以为运筹帷幄，把控一切，却往往在不经意间掉进“习惯”的泥淖里，成为“习惯”的奴隶。

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被陈规陋习蒙蔽了心灵的市侩面对一个高个头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时总是倍感不适，她们因为不习惯这样的婚姻搭配，经常心生猜忌，最后发展成满腔的恶意，从而导致了一场时代悲剧。

冯骥才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是中国“伤痕文学”派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涉猎广泛，其中尤以“文化反思小说”的影响最为深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雕花烟斗》、《一百个人的十年》等著作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在《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冯骥才用他巧妙的语言魅力，独特的构思，呈现出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里社会风貌的丑和美。该小说获得了首届上海文学奖，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被人称作1982年短篇小说里的一件“绝活”。

作家段崇轩评价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以它炽热的感情、深沉的思想和新颖的意境，显示了一种艺术的大境界。书中折射的思想放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经常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现相似的旧时代印记，而这一切作家冯骥才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批判和洞悉。

习俗和习惯——偏见的开端

故事发生在一栋住着几十户人家的团结大楼里，它名为“团结”在对待异己这件事上也的确显示出其整齐划一的态度，比如当一对外貌并不相称的夫妻搬进这栋大楼时，楼里的老住户们无不好奇、不解，议论纷纷更是常有的事，嘲笑和捉弄也慢慢成了平淡生活里的一点新鲜恶趣

这对夫妇并无姓名，只知道女人很高，干瘦、扁平，脸盘像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而男人又胖又矮，饱满、结实、发亮，像一根短粗的橡皮棍儿。两人在一起，没有谐调，只有对比。

这对夫妇的日常虽然和楼里的邻居并无交集，但每当她们一起出现时总是很快就能成为众矢之的。

从古至今，人们习惯了男人高大，女人娇小这样的搭配，不仅在身高上，在年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无不如此，仿佛男人只有高出女人一头才是最正常、和谐的现象。而一旦这种和谐的假象被打破，周围人就如同眼里揉进了沙砾一般难受。

这是一种偏见，是封建男尊女卑陋习在作祟。追溯至远古，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过程中，身材高大的男子由于在劳动生产中更具有体力优势，因此逐渐取代女性，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父系继承制以及从夫居住的婚姻制度随之确立，男尊女卑意识也由此产生，并逐渐深入到国民的骨髓和血液之中。

在古代，这种搭配有利于繁衍生息，放在今天却是一种短视和偏见，是一种落后的民俗现象。当然它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就像冯骥才在书的开头写的：

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

这种顺眼和不舒服之间，“习惯”就像是一只隐形的大手，在搅动着人们的情绪。时至今日，芸芸众生仍然在不经意间被“习惯”主导着，也因为“习惯”让双眼缀满偏见。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大众投射在王祖蓝和李亚男这对夫妇身上的目光，他们因为身高不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一直以来围绕身高的玩笑和嘲笑不绝于耳，预言他们会离婚的网络大神也不计其数。即便他们一次又一次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幸福，也有许多人视而不见，这样的景象和半个世纪前又有什么不同呢？

被习惯奴役，激发出人性之恶

对于遭遇中的人们来说，偏见已经很可怕了，然而由此激发的人性之恶更为恐怖，在《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文中裁缝媳妇就是这样一个“恶”的代表。

裁缝媳妇住在大院门口的小门房里，好说长道短，爱刺探他人隐秘，楼内住户的大小琐事无一能逃脱她的耳目，不过对于高女人和矮丈夫这对奇怪的组合她却无能为力。他们的特立独行让裁缝媳妇很是苦恼，而这对夫妇为何结合在一起的缘由更是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无法探听，就只好凭着经验推究了。前前后后，裁缝媳妇绞尽脑汁给出了多种推断，比如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法生育，所以才找了一个身高不匹配的对象来将就过日子。比如，矮男人有钱有权，高女人拜金。

每一次裁缝媳妇都竭尽所能，把自己的猜想大肆渲染和宣传，不过现实却一次又一次打了她的脸，让她颜面尽失。因为高女人不仅顺利地怀孕生子，而且夫妻二人的日子一直以来既甜蜜又磊落，流言蜚语毫无攻击力。

兜兜转转到了60年代末期，在文革的裹挟下，世风骤变，裁缝媳妇当上了治保主任，而矮男人因为工程师的身份首遭祸端，有关他叛国卖荣的传言在团结大楼里疯传。

裁缝媳妇抓住时机发动了一场批斗大会，讽刺的是，大会的主题在不知不觉中由逼问叛国行径变成了高女人为何嫁给矮男人，群情激愤，一片混乱，也衬托出人心的荒诞。

后来，裁缝媳妇霸占了高女人的家，矮男人入狱又出狱，而高女人历经苦难后贫病交加，最终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在命运的沉浮中，以裁缝媳妇为代表的居民仍然在等待着符合他们认知习惯的事件发生，比如她们判定高女人会改嫁，比如她们觉得矮男人会续娶等等，然而这样的期待终究还是落空了。

在这场荒诞的对立中，裁缝媳妇代表着被封建习俗荼毒，被旧习惯奴役的落后势力一方。她在长期单调苦闷的底层生活里，对高女人一家由好奇、看不惯慢慢变成了对立、打压和侵占，她在精神上靠窥探别人的生活为乐，在物质上明目张胆地侵占，人性之恶逐渐显现。

对抗陋习和偏见，不匹配外貌下散发着真爱之光

在《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文中，那对醒目的夫妻一直以来都是缄默的，在受到邻居意味深长的注目时，在流言蜚语满天飞时，甚至在被批斗时。一边是无尽的喧嚣，一边是无言的沉默。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在世俗的偏见面前，说得再多都是徒劳。

而他们用沉默表达着对封建陈规陋习的不屑，用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反衬着内心的抗争，她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在挑战世俗的偏见，其勇气即使在风气更开明的当下也是值得嘉许的，毕竟时至今日，爱情和婚姻总是离不开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而身高差仍然是诸多男女过不去的第一道关。

但她们闯过去了，因为心灵的契合，因为爱。书中三次撑伞的描写，就是这种爱的最好流露。

第一次，那时她们还处于二人世界，雨天总是高女人撑着伞，而矮男人偎依在一旁；

第二次，她们的孩子出生了，高女人抱孩子，矮男人踮着脚，勾着手臂努力把伞撑起一片天；

第三次，高女人永远地离开了，矮男人形单影只，一个人撑伞，但是他仍然把它举得很高很高。

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

她们不曾为自己分辨什么，兀自幸福，又一起历经不幸，终于赢得了旁人的理解，让人相信她们的结合和所有男才女貌的佳偶一样，只是纯粹源于爱情。

这个过程来之不易，她们用自己的对抗让世人放下了偏见，开始思考，而不是继续被习惯支配和奴役。

看到她们的例子时，让人想起了数学家杨振宁和妻子翁帆的故事，15年前，他们结合时，杨振宁82岁，而翁帆只有28岁，一个已步入耄耋之年，一个还是青春熟女，即使他们已携手走过数十载，这场“爷孙恋”直到今天仍然离不开大众有色眼镜的审视。

人们宁愿相信翁帆财迷心窍，杨振宁被女色蛊惑，也不愿意承认这只是一场简单的你依我侬式爱情。

当然时间会告诉世人答案，就像今天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杨振宁财产上时，为翁帆鸣不平的人多了起来，人们不再咒骂她“拜金”，相反觉得她应该和值得得到更多，这大概就是一种变相的承认吧。

或许多年以后，我们提及这场跨年龄婚姻时，可以放下所有疑问，只是单纯感动于那份勇气与深情。那时才是人们真正放下偏见，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习惯之日。

审视自己，不被惯性思维绑缚

在《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文中，冯骥才用强烈的对比塑造了特殊历史时期社会中的两类人，一类人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在固有的社会风俗和习惯面前停步不前。另一类人，是勇气和爱的的象征，不惧怕流言蜚语，不困于陈规陋习，敢抗争，敢爱敢恨。

冯骥才从婚姻和家庭的角度展现了时代的悲剧以及个人的劣根性，讴歌了真挚美好的感情。这场由习俗和习惯造成的悲情闹剧在半个世纪后一样牵动人心，时代虽然在进步，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没能真正地从“习惯”的泥淖中走出。

要对抗习惯，对抗固有思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不要人云亦云。不能像团结里大楼的居民一样，听到有人猜度就随声附和，结果导致支持假象的声音越来越大，事实反而被掩盖了。如果不是裁缝媳妇煽风点火，其他居民们助攻，矮男人可能不会入狱，而高女人一家或许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

其次，遇事用思考来判断，任何事情先观察，再分析琢磨，不急着下定论。对于实在无法参透的事情也可以保持沉默，沉默可能不会帮你看清真相，但沉默一定可以避免你扩散错误。

最后，经常审视自己，检阅是否被习惯性思维所绑缚。习惯在通常情况下的确有助于我们快速作出判断，但绝对不能把习惯当成判断事物的标准。

比如，在人们的认知习惯里，走路比站着更耗费体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站立时，双脚一直都在承受身体的重量，而走路时，两只脚交替进行，一条运动时，另一条就处于放松状态，因此会比一直站着更轻松。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习惯若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差的主人。这也是《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文带给我们的思索，它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角落，用通俗事件还原了一个大道理，那点滴之间蕴含的意味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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