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鹿1

中國古代為什麼要扶農抑商？

“扶農抑商”、“重農抑商”，這是中國古代自商鞅變法以後，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個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裡不揣淺陋，從“扶農”和“抑商”兩個方面分開來剖析之：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扶農”？歸根到底就是“糧食安全必須控制在自己手裡”！

1、 民以食為天，吃飽飯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無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享受一下充足的陽光、喝一口乾淨的水，外加填飽肚子。

但是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基層民眾這種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經常得不到滿足。絕大多數農民起義，也是因為活不下去了，老實巴交的農民才鋌而走險。

當城頭的大王旗一次次地變換以後，稍微有點腦子的統治者都會意識到讓老百姓吃飽飯的重要性，這是歷代統治者“扶農”的最基礎出發點。

造成老百姓餓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導致土地荒蕪、戰亂讓農民流離失所、賦稅過重導致糧食不足、生產力低下導致產能不足……

統治者要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會出臺一些“扶農”的措施，比如：免賦稅幾年……漢初直接實行“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一些科學家還不斷通過創造發明來提高生產力水平，增加農業產量。

有些朝代在戰亂之後，針對人口凋零、土地荒蕪的實際，出臺政策鼓勵生育，規定女孩必須及時出嫁，超過一定歲數不出嫁的，由官府強行婚配。

正是因為吃飽飯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歷代統治者出臺“扶農”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國家的18億畝耕地紅線、每年一號文件必然是農業文件就是這個道理。

2、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食是頻繁戰爭的基本保障。

在古代，戰爭太頻繁了，亂世就不用說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經常性地爆發戰爭。文景之治時有七國之亂，貞觀之治時徵突厥、徵高句麗、徵薛延陀等，開元天寶盛世時徵契丹、突厥、西域、甚至還有安史之亂，康乾盛世時平三藩、徵臺灣、徵準葛爾、徵青海、徵大小金川等等。頻繁的戰爭，對糧草的需求非常大，糧草甚至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比如官渡之戰、諸葛亮北伐之戰等，都是糧草決定戰爭成敗。

戰爭頻繁並不完全是統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動應戰，比如各種大大小小的叛亂或起義。要應付戰爭，必須貯備糧草。古時候因為交通不便利，很難從境外購置糧草。再說即使購置進來，長途運輸，安全也是問題。這就需要統治者平時就要居安思危，重農、扶農！通過發展農業，在各地戰略貯備點貯備糧食，以備不時的戰爭之需！

3、 不可控的天災需要足夠的糧食貯備。

古代的天災比較多，非常難以防範。象旱災、水災、蝗災、瘟疫等，一旦發生，往往會產生一大批災民。這些災民流離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會激起民變。安置災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糧食。

糧食從哪裡來？一是官府貯備，二是從富戶那裡購買！富戶的餘糧也是平時貯備的。所以加大力度“扶農”，就能多貯備一些糧食。手裡有糧、心裡不慌！皇帝就是這麼想的。

4、 用土地的不可流動性解決流民問題。

歷代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眾生變，而民眾生變大多數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應，就是因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動亂的苗頭，做到防範於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與土地捆綁在一起。出臺“扶農”政策，鼓勵流民安居樂業，是統治者樂見的事情。如果鼓勵不行，就會用法律強制，商鞅變法就是這個出發點。從秦孝公開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秦國很少發生平民暴動，甚至連私鬥都沒有，商鞅的“獎耕戰”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通過以上粗淺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基本結論：對中國的任何統治者來說，糧食安全就是政權安全，糧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而“糧食安全必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所以，中國這個國情決定，必須“扶農”！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抑商”？我們要明白，“抑商”不僅僅和“扶農”有關聯，“抑商”還與統治根基有關：

1、 防止商業與“國家”爭利！

古代的商品不像現在這麼豐富，像衣服、鞋帽這些小商品的利潤並不高。真正高利潤的是資源類商品，比如食鹽、銅鐵等金屬製品，還有一些緊俏商品如酒、茶、瓷器、絲綢等。

古代統治者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上產出的資源類商品和緊俏商品，理應歸統治者所有，說好聽點，歸國家所有！雖然商人經營這些商品可以課以重稅，但還是不如國家直接經營為好……

所以從管仲開始，鹽、鐵就實行國家專營，後來發展到鹽、鐵、銅、金、銀、錫、硫磺、明礬、煙、酒、茶、絲綢、瓷器等都國家專營。國家專營以後，暴利就源源不斷流入統治者腰包，或者流入國庫。

統治者“抑商”首先要抑制與統治者爭利的商業，抑制的結果是資源商品與緊俏商品國家壟斷經營，而管理這些商品經營的政府官員如鹽運使等，就成了“肥缺”！

2、 防止商業與農業爭奪人力資源！

“重農”、“扶農”是每一朝代的基本國策！由於古代生產力低下，不能實行機械化耕作，農業需要大量的人力用最原始的方法犁耕火種。

但農業又是附加值極低的行業，而商業是附加值高的行業！如果商業太繁榮，必然會吸引大量人力從事商業活動，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與農業爭奪人力資源。當大量勞動力從事商業活動時，又危害到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商業被打壓也就順理成章了！

3、 防止商業衝擊封建等級秩序。

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是，除了皇帝代表的貴族以外，就是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農第二、商地位最差。

之所以人為地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是因為“士”是皇帝統治國家、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而“士”的來源有兩個：一是戰功，二是科舉！而科舉考試古代又叫“恩科”，是皇帝通過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協助自己治理國家，而能中進士，又需要皇帝點頭同意，併發皇榜公佈的，所以叫“恩科”。

古代統治者通過科舉既選拔了人才，同時，通過確定“士農工商”等級，營造一種“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富”的成名與致富通道，通俗地講，就是“升官發財”，只有“升官”了才能“發財”！

如果不打壓商業，那麼普通人通過貿易就能發財，誰還十年寒窗苦讀啊？不升官就能發財，誰還記得你皇帝的恩典啊？或者說：皇帝的恩典誰還在乎啊？

所以，對商業這種破壞封建等級秩序、挑戰皇帝恩典的行為，能不打壓嗎？

4、 防止商業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助力。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錢多了也善舞！統治者是非常忌憚有錢而不本分的人。

商人的兩大特點讓統治者非常忌憚：一是有錢，二是流動性！有錢你用於置地、蓋屋、娶小妾都沒關係，怕的是你去買裝備，資助敵對勢力！

流動做生意不可怕，怕的是你流動串聯，結黨謀事。

所以，統治者殫精竭慮地要“抑商”，就是怕商人和他的財富被敵對勢力利用。

5、 防止商業助長奢糜之風。

勤儉持家、驕奢敗國！每個朝代的開國之君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文景也好，唐太宗也好，都知道勤儉治國。那些有作為的中興之主也懂這個道理，像秦孝公、雍正等，也能做到勤儉治國。

與勤儉對應的就是奢糜之風！商人財富的快速積累，必然會帶來奢糜之風的盛行。而奢糜往往是衰敗或亡國的徵兆！有作為的君主必然防範這一點，打擊商人，壓制商業，可以抑制奢糜之風，營造溫良恭儉讓的純樸氛圍！

而永褒艱苦奮鬥才是國運長久的根本保證！即使今天商業高度發達，也不能忘記這一點！

綜上，“扶農”和“抑商”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個問題！以上淺見，未必能窺斑知豹，歡迎拍磚指正！

一葉碧雲

為什麼古代要抑商扶農，難道不知錢的好嗎？

一，要從人類的發展史上看的問題 ，最早人類 捕獵，打魚 為生存的基礎，隨著人類發展人群越來越多，食物鏈就產生了供給困難，為了更好的適應人類發展，人類就是探索其他食物的替補，為農耕文化開啟了人類發展篇章，看古代任何昌盛的王朝 ，他一定掌握了當時先進的農耕文明。

二，社會發展的定律，它一定是以農業文化為基礎，工業發展的前提，它必定是糧食供給充足 ，古時候糧食產量嚴重不足，無法供給大量人群的食用，在當時社會的發展需要一定是扶持農業，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 ，中元王朝的更替，都圍繞著糧食。

三，抑商，還是為圍繞著糧食產量不足，需要大量的人力去開墾土地，就要限制人的流動量，商人是流動最活躍的 ，再加上古代信息不發達，交通又不方便，商人的本質就是低買高賣，社會就會更不穩定，經商的人多了又不生產，那糧食產量更不足，所以必須抑商。

四，不要疑惑古人的智慧，不要以現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的問題，要以古代，條件，時間，現實，與人類科技發展的進化去看待問題，無不反應 抑商扶農是當時正確的人類社會發展歷史。

雨中落淚2019

中國重農抑商的國策從秦朝時就確立了，而確立重農抑商國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農”十分好理解，畢竟沒有人種地，國家就沒有糧食吃。那為為什麼要“抑商”呢？原因就是為了“重農”跟“重戰”。如果一個國家的商業過於發達，那麼百姓就會都去搞商業，農民和士兵就沒有人願意去幹。如果一個國家商業氛圍過濃，那麼百姓就會不聽朝廷號令，商業寡頭就會跟國家爭權奪利。

上面這段話翻譯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當農民，最危險的工作是當士兵。要讓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幹最危險的事，國家就要講求策略。人的本性是這樣的，活著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則考慮身後名聲。人民的名利從何而來，國家必須要好好思考。利益從種地而來，那麼百姓爭當農民；名譽從戰功而來，那麼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國變法後，以“農戰”為中心，全國圍繞著農耕與戰爭轉，為此專門頒佈了《墾草令》、《農耕爵》、《軍功爵》等法律。俗說話“懲惡才能揚善”，為了確保人民人人都志心於農耕和作戰，就需要打壓五類社會蛀蟲。一方面提高農民、士兵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擊以商人為主的蛀蟲，雙管齊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農戰國策。

上面一段話翻譯今天的話來說：使用儒家的空談遊說之士，那麼民眾就會四處遊蕩輕視君主。重用那些隱逸之士，那麼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且誹謗君主；重用勇士俠客，民眾就會爭強好勝不守法。手工業者被任用，那麼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那麼民眾就會依靠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這五種人被國家選用，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會削弱。

由此可見古代為了保證百姓專心於農業和軍爭，就必須打壓商人，否則百姓就不會去幹最辛苦的事（務農），做最危險的工作（打仗）。那麼重農與重商可否同時發展了，商鞅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不能！

上面的話翻譯成今天的話來講就是：重農則不能重商，重商那麼農業必定不興旺。農業艱辛，從事農業的的人多，買糧食的人少，那麼農農就會吃虧，商人就會賺農民的血汗錢，長此以往國家必定窮弱至滅亡。國內發展商業一成，那麼農業就會削弱十二成；國內發展十二成農業，那麼可以從國外賺一成商業回來。如果一個國家喜歡發展商業，那麼商業、農業兩敗，國家窮弱至亡。如果一個國家喜歡發展農業，那麼國內商業、農業兩興，國家必定強大。

韓非子更是直接尖銳的指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說：國家富靠農民，國家強靠士兵，但是國君平時看重儒生，冷待農戰之士，豢養門客俠士。如此作法，想將國家治理得強大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時厚待儒士俠客，國家有難時派農民、士兵上陣，平時獲得利益的人在戰時沒用處，戰時上陣的卻在平時卻沒有獲得利益。

古代由於受條件限止，只能重農重戰，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則國家必定削弱至亡。兩宋兵魂銷盡國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業、儒學是最發達的，但是對外戰爭是最差勁的。

大秦鐵鷹劍士

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因為古代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文化上是儒家文化。

再來看商人的本質，商人自身不種地，不參與勞動，低價買入再高價賣出，憑空賺取收益。

其次商人流動性大，為了利潤需要不斷去移動，將一個地方常見的東西運送動能賺取差價的地方。

所以經濟上商人對封建社會來說是一種不安定因素，政府並不能從他們身上佔到什麼便宜，如果你說收稅，商人流動性那麼大，古代又沒有什麼實名制聯網之類的，連人都找不到。

如果大家都眼紅商人賺錢輕鬆去跟風經商，地誰來種，政府找誰收稅，也更不利於政府管理。

這就是經濟上的原因。

再說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就是坐擁天下土地和百姓，百姓耕種，君主收稅，都去經商了勢必會造成對管理的衝擊。商業講究平等，公平交換，容易滋生人人平等的意識，而封建專制就是等級壓迫，商業容易造成君主專制權威性的降低。

最後說文化上，商人的最終信仰就是唯利是圖，追求財富，有了財富之後揮霍享受人生，這是商業的本質。

而儒家文化講的是忠君愛國，三綱五常，商業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對儒家文化也是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無論從各個角度來說，封建君主社會都會重農抑商的。

喜雨文創

我們現在生活的空間，可以說離開了錢，生存都成了一個問題。錢的意義何在？錢其實就是生存所必須的資源。

脫離了自給自足的城市，對於貨幣的依賴程度就要大於農村或者莊園。可以說越是自給自足，對貨幣的依賴程度越低。中國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就是處於自給自足的社會形態。

貨幣的價值在於交換，如果沒有了交換，貨幣也就失去了價值。自給自足就可以不需要通過貨幣進行交換就能獲得生活資源，所以對錢的依賴性就大大降低了！

糧食則不然，無論是靠貨幣去換取，還是靠實物交換，糧食都是絕對不可或缺的生活資源。尤其是我們這個以農耕為主體的社會形態。

糧食的產量，是由人口、品種還有種植技術決定的。由於當時的糧食作物和種植技術這兩項因素決定，所以人口這個因素就變得特別重要了！也就是說，必須要有大量的農業人口來保證糧食的產量。

這就是說商人必須有，但是不必太多，夠用就行；而耕種者必須要保證有足夠的人口。如何保證這個比例，重農抑商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自從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採用了獎勵耕戰。秦國獎勵耕戰的成功，更是大大刺激了後世對於農業的重視。

由於中國歷史上戰亂不斷，應付這種戰亂局面的最佳方法還是要扶持農民。鼓勵農民耕種，就可以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平時可以耕種，戰時可以補充兵源。

商人們則不然，商人們沒有被束縛在土地上，他們擁有很大的流動性。對於這種可以任意流動的人口，給國家的人口管理必然帶來一定的困難。當有戰爭的時候，商人們要麼發戰爭財，要麼早就躲得遠遠的。既不能提供硬性的生活資源糧食，又不能作為兵源去補充兵力。

從這點來說，對於統治者來說，還是農民的價值大於商人。

所以中國曆代重農抑商，就是要維持這種人口比例。當然商人們也不甘示弱，商人們便與官僚地主勾結起來，加劇了土地的兼併。這也是中國歷史周而往復的一個原因。

【我喜歡以連續的眼光看待歷史上的節點。】

寄暇學宮

古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主要原因是：

一，生產力水平決定的

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人要生存首先要解決吃的問題，"人以食為天”，因此，農業受到社會的特別重視，而商業是商人靠從買賣中獲利的一個行業，它不是產業，不創造物質財富，所以，商不如農被社會重視也是必然的，從春秋時期對社會階層的排序就是士丶農丶工丶商。

二，中國國情決定的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農業是最重要的自然經濟部門，吃的問題能不能解決，關係到社會是否穩定，農業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朝代的興衰。因此，歷朝對農業特別重視。從戰國時期的"獎耕戰，抑商賈”開始，一直到清朝一直如此。

三，重農抑商思想在封建社會根深蒂固

“農為國本”，“農本商未”是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貫認識。"重農抑商”是封建統治者一貫執行的政策，這種思想己經根深於統治者和國民的思想中，封建社會中在農民中流傳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生動的寫照。話又說回來，這種"重農抑商”的政策在開始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但後來也阻礙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本昌談歷史

很多人認為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商業對中央集權統治基礎的小農經濟的會產生威脅；二是商業威脅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府行使其廣泛的公共職能。但是這種結論只注意到了一方面，沒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沒有注意到“義利之辨”、“重義輕利”觀念為代表的倫理思想。

儒家的商人觀

中國古代將人劃分成三六九等，也就是“士農工商”幾個階層，在漫長的歷史中，商人始終處在最底層。

（古代商人）

孔子說過“君子喻以義，小人喻於利”，一個人如果只看中利，那就是孔子眼裡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裡的“小人”。

中國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這個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一個人社會價值的高低並非完全取決於財富，而是這個人的“德”，所以在中國人的財富觀中，德遠比財重要。那些沒有多少財富，但致力於傳播聖人之道的士人，比一個大財主更受到人們的愛戴。一個重義輕利的人，能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正能量，遠比以逐利為目的，甚至有時見利忘義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封建社會商人及商業對社會的推動作用和穩定作用與現代社會不能相提並論。孔子說“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只有農業才能滿足國家與人民生存的需要，農業是改善民生、穩定社會和促進社會發展的根本。

古代的經濟模式

從商周時期起，中國實行的便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井田制”。雖然這種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走向崩潰，但是不管是收實物地租也好，還是收貨幣地租也好，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一家一戶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小農經濟仍是整個社會經濟的主體。

但是小農經濟的穩定性是很不夠的。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經營規模小的特徵決定了它抗風險能力差，這種風險不單指自然災害，也包括其他行業的單擊，所以小農經濟需要政府的保護。

（古代農民）

但是商品經濟與農業生產之間存在一定的衝突，如果放任商業的發展，勢必會有更多的農夫去參與商業，使得農業的勞動力數量下降，這樣對統治者的國家穩定是不利的。所以商鞅說：“農少商多貴人貧”；荀子云：“工商眾則國貧”，都將商業視為農業的威脅。要想保護小農經濟，必須要抑制商業。

《史記-平淮書》上說，劉幫得天下之後，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怎麼個“以困辱之”呢？

一是對商人進行打擊。

任何一種商業，只要有利可圖，就收歸官營。這就是形成於漢代的“禁榷”政策。這些商業對象包括鹽、鐵、酒、茶、銅、鉛、錫、硝、硫磺等等，如果有人敢和國家爭利，歷代王朝政府都會用鐵拳打擊。漢代規定“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唐代“販私鹽一石至死”；宋代“鬻滷鹽三 斤者仍坐死”，明清 “凡犯私鹽者 ，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斬”。這都是利用國家機器對商人進行打擊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業，與國爭利。

二是徵重稅。

商鞅變法時就規定“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從漢代起，光是人頭稅，商人就要雙倍交納。之後的每個封建王朝，對商人徵的稅都特別重，目的就是逼這些人改行務農，是一種“寓禁於征”的手段。

三是幣制經常更改，或者改變錢幣的發行量，使錢幣貶值，將商人的財產稀釋掉。

以上三種方法經常是一齊使用的，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的，目的只有一個，將商人的財富收到國家來。

在政府的打壓和思想的禁錮下，中國古代的經濟結構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上大多數人是以農業生產為生的，農業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人們的生活水平又直接決定了社會的穩定程度。以農業為主導的相對穩定的自然經濟結構決定了政府必須重視農業。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業和商業大多數時期是一種對立關係，所以重農抑商就形成了傳統和必然的選擇。抑商被視為保護農民，為民謀利的一種思想和政治傳統，並且是隨著封建政治的發展而越來越嚴厲。這麼做的直接好處就是將越來越多的農民禁錮在土地上，減少人口流動，維護社會穩定和封建統治。

抑商的社會根源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極其專制的君主制社會，人民只能聽從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絕不允許民眾脫離專制國家的控制。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秩序，朝廷採取了嚴厲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徵商稅使無利自止”、“重關市之賦” ，使商“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商人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登上歷史舞臺的，但是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是土地的地主階層佔有制，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地主階層獲取其集團利益的基礎，所以維護自然經濟、保障獲取利益的基礎便成為地主階層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聽憑商人將資本投入到土地兼併之中，必然會破壞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會與地主階級爭奪利益，因此抑商是地主階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不二選擇。

“重農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來的。法家實行的是農戰政治，“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只有把人民引到農戰軌道上，“使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趨本務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於務農，使國家的糧食能夠保障戰爭的需要。

儒家雖然與法家有過“德刑之辯”，但在抑商重農上，雖然出發點不盡相同，但結論上雙方是一致的。儒家認為商賈控制市場必然會盤剝農民，也必然會與君主爭利，其帶來的政治後果是嚴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對法家的簡單粗暴，認為要從排斥商賈佔有市場、剝奪商賈之利入手，而不是簡單粗暴的直接貶黜商人政治、社會地位。

具體到操作中，該如何操作？那就是利用貨幣槓桿，由國家壟斷貨幣的鑄造和發行，以貨幣干預市場，逐步實現政府對市場的控制，並將商人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統治者眼中的商人

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延續兩千年的主流，因此漢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就被後世的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雖然手段上每個朝代有著各自的特點，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們以唐代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個重視農業的皇帝，他在《貞觀政要》中說道：食及民天，農業的豐欠會直接影響民生，進而影響政治的盛衰安危；農業為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農業的興衰關係到財政的盈虧和國家的強弱；務農與賞罰一樣是“制俗之機” ，民眾一心務農則性格純樸，遵守禮義，否則就會貪婪逐利。重農既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也是一項重要的化民之術。

（唐代商人）

商人或商業是危害封建等級秩序、君臣上下貴賤尊卑的經常因素，封建等級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蓄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現就破壞了這種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傾都、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嚴重地威脅著封建宗法專制秩序。

中國人有著“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思想，這是孔子提出來的。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秩序是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一種“均貧”狀態，民眾永遠互相分散孤立，為溫飽忙碌，也沒有財力去與官府抗衡，因此這種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破壞者，必然也是政府抑制的對象。

商業也影響社會風俗。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倫理道德意識薄弱，也並不注重自身修養。商人有錢後，其家“男不耕女不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對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視，其後代理我容易驕奢放縱，有的還成為一方一霸，對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破壞相當嚴重。

可是追求享樂是人的天性，商人對社會風俗的影響，必然會帶動整個社會的功利風氣，造成統治者眼裡的“棄本業，逐末利”的社會風氣，所以儒家才會大聲疾呼“上下交徵利，其國危矣！”

如何抑商

封建社會對商人的抑制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漢代規定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不得仕宦為吏”，要交比普通人更高的稅，甚至在魏晉時，商人穿鞋子也必須一隻白色一隻黑色，以此與其他人區別開來。這是一種人格上的賤化，是將商人與罪犯、賤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規定，表明商人的地位遠低於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商雖可致富，但不能當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確實對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國儒家理想中的社會，是小農社會。這種社會是以農業為國本，只要國有餘糧，有可戰之民，就不怕任何災難。而小農社會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綱常的推廣，更有利於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順兄友弟恭”的靜止的、封閉的社會，才不會產生驕奢淫逸的社會風氣。這也是封建三綱五常的倫理對商業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重農抑商是對是錯

雖然統治者實行“抑商”政策是為了滿足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但我們在分析這個政策時，也應該站在客觀的角度，對其歷史性和必然性進行分析，才能得出這一政策的歷史作用。

中國古代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長，這於重農是分不開的。因為只有重農才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求，而農民與土地相結合的模式，是封建社會最為平衡的社會發展模式。

（重農抑商出盛世）

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政府如果放任商人群體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商人手裡。唐代“開元盛世”時，正是商業繁榮，政府對商人的容忍度比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的結果是物價飛漲，國家財政受到影響，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國家經濟受到嚴重破壞，這也是安史之亂的一個誘因。從那之後，大唐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

重農抑商政策最直觀的好處就是使得小農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併，阻止了商業資本向土地的滲透，穩定了人民群眾的生活。中國的幾個盛世，多是在重農抑商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並不是古人不知道錢的好處，而是不能讓錢集中到少數人手上，從而對統治和社會穩定產生危害。從這個角度上說，重農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進步意義的。

參考資料：童書誠《中國商品經濟史》、《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

笑語千年

事實上，重農抑商是從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開始的，商鞅變法之前並無重農抑商之說，比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朝代--商朝，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商業最繁榮的王朝之一，商人之所以叫商人，就是因為商朝，商人之所以是商人，就是因為商業。

要想了解古代為什麼要重農抑商？就得從商鞅變法開始瞭解。

商鞅變法的很多內容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比如郡縣制，比如軍功爵位制，再比如重農抑商，商鞅變法的目的是讓秦國變成強國，強國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武力強，二是經濟好。

而抑商重農就屬於經濟方面的改革，秦國的強大成在商鞅，其實也敗在商鞅，商鞅的變法對於秦國成為強國有著莫大直接而粗暴的作用，同時也有大量的副作用，比如說重農抑商。

商鞅所謂重農抑商的做法就是鼓勵農民開荒種地，生產糧食，獎勵耕地和織布，可以免除農民的賦稅，而對商人徵收重稅，大力打壓。

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大力生產糧食和衣物，因為：民以食為天，民以衣為地。

軍功爵位制極大的激發了秦軍打仗的積極性，這是軟實力；獎勵耕地和織布極大的保證了戰爭的後勤供應，這是硬實力；打仗要消耗大量的糧食和衣物，沒有糧食和衣食就不能進行戰爭，商鞅就靠這把秦國打造成一部殘酷的戰爭機器，甚至所有變法內容都是圍繞著如何把秦國這部戰爭機器延續下去。

在商鞅那個時代，生產力極度低下，為了讓農民能夠安心種地，商鞅規定了百姓不能隨意遷移，為了讓農民除了種地不幹別的，商鞅大力打擊商人，為了農民增收糧食產量，商鞅規定百姓成家後必須分家，以家庭為單位徵收糧食。

在商鞅那個時代，整個社會階層只有四個階層，分別是：士、農、工、商，商人是排在社會低層的，士是統治階層，包括各類諸侯王、卿大夫、士，農就是農民，工是小手工業者，比如鐵匠，工匠，商就是商人。

四個階層中，商人是不產生任何價值的，商人也是不生產任何產品的，他們只是利用產品的差價而賺取大量的金錢，相對於農民來說，商人所從事的工作要輕鬆得多，如果政府不人為控制和打壓商業的話，那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業生產就沒有人來幹，沒人種地和織布，就不會有糧食和衣物供應，戰爭就無法進行。

這也是古代之所以抑商重農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古代數千年封建社會中，大多都繼承了商鞅變法中關於重農抑商的思想，古代生產力極其低下，任何商品都是極度短缺的，尤其是糧食和衣物，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錢的作用是遠遠不如實物重要。

錢只有在流通才能產生價值，錢（貨幣）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實物價值，充當以物易物的媒介，但是在政府重農抑商的大環境下，錢的流通是不容易的，或者是錢的流通是受壓的。

錢一旦受到打壓，就比較難流通，沒有流通就買不到實物，甚至大多數時候，尤其是糧食短缺的時候，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因為糧食是生產出來的，而且受到天災、人禍的影響，產量極其不穩定，而錢的生產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只要有金屬就能生產。

學過經濟學就會知道，物以稀為貴，如果把錢購買糧食當成一種交易，就能發現，糧食產量會時高時低，而且還會顆粒無收，但錢不會，錢永遠都比生產糧食穩定，而且也不會短缺，這樣的話，糧食就會以稀少而珍貴，反之，錢的價值甚至不如實物。

說的簡單點，意思就是有錢也難買到糧食。

錢是個好東西，但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古代，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東西，必須得強制一部分從事生產，生產出各種東西和實物，等到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物資極其豐富之後，錢的作用就成幾何級數的增加，不過那已經是重農不抑商的社會了，比如說唐朝和宋朝。

一國之君歷史研究

實際上，任何歷史上的政策被執行數千年，那都是經過了現實檢驗的，而不按照這個政策執行的後果也是令人驚訝的。

就用題目所問的中國古代“重農抑商”作為例子吧！實際上中國古代並不是像傳聞那樣完全的完全不懂商業的作用，事實上下到民間的集市，上到皇帝家的皇商，我們可以看出其實中國古代的商業是非常發達的。那麼為什麼會給人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感覺呢？這個可以從歷史看出來。在秦朝統一中國後，繼任者漢朝實際上並未制止商業行為，無論是日用品還是生產資料的土地都可以進行買賣，而且，最後甚至連官職都能被公開買賣。但是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民間土地兼併嚴重，上層窮奢極欲下層民不聊生，最終導致黃巾起義，天下進入十室九空的悲慘境地。

在漢以後的歷朝歷代，實際上就是一個幾乎想同的循環，國家新建立，均田免賦，然後開始因為財富的自然聚集屬性，慢慢的豪強兼併土地，然後百姓活不下去天下大亂，等新的統治者出現，再一次平均土地，再開啟一次土地兼併的循環。在這個過程中，歷朝歷代的皇帝發發現了商業能夠讓財富加速集中的秘密，因為商業能夠造就某些個體可以大量集中財富，因此，這會加速土地兼併、天下大亂的速度。因此，歷代皇帝都會有意無意地“重農抑商”。

為什麼古代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循環呢？因為啊，人類社會並不是完全平均的，而人們面對自然環境的抗打擊能力也有所不同，有些人面對突發變故無法應對時候就會把家裡的生產資料——土地抵押給還有餘糧的家庭換取延續生命的物資。而當下次危機再出現時，這些有了更多生產資料的家庭明顯抗打擊能力更強，有更多的餘糧，能吸收更多破產家庭的生產資料，這就是造成土地兼併的根本原因。而商業，實際上是不產生價值的，但因為倒買倒賣的原因，容易讓人集聚資金，這些人就能在災年大量收購土地。這就是商業對傳統農耕社會的危害。那麼有人會說，為什麼商人賺了錢之後不去投資工商業？這個其實跟現在的資本投資一個概念，那就是風險厭惡，以當時的生產力而言，投資工商業要面臨著巨大的風險，而生產力的低下很難依靠單純的擴大生產來對沖風險，因此，購買土地然後用來種植糧食就是當年最好的投資。

其實，從本質上來說，農耕時代的商業跟現代的金融業非常相似，現代金融業流通的是資本流，用好了就是為好項目提供急需的資金，用不好就成了美國現在這個樣子，成為了經濟體系的腫瘤，但又因為無論古代商業也好，現代金融業也罷，令財富增值的速度都遠遠大於實體的農業或者工業，人們的趨利性會讓人不自覺的投入其中。因此才需要政府進行限制和管束。這就是中國曆代都普遍實行“重農抑商”的根本原因。

翻譯哥布林

漢武帝重農抑商，想要阻止土地兼併，但土地兼併非但沒被治住，反而更嚴重了。西漢倒數第二任皇帝，也就是漢成帝在位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陳湯的大臣向皇帝上書，說現在關東地區有錢人越來越多了，他們都大量兼併土地，還驅使老百姓為他們幹活。你看，重農抑商反而加劇了土地兼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背後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豪強們經營工商業遇上了障礙，他們也就開始找別的財路。當時的土地稅比商業稅要低得多，投資土地的風險也遠遠小於投資工商業。司馬遷就曾經用八個字來形容當時的豪強，叫“以末致財，以本守之”。“末”就是工商業，“本”就是農業，這八個字的意思是，靠工商業賺錢，再用這錢來投資土地。

豪強們把農民的土地買過來，改建成莊園，還會在莊園裡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生產。西漢末年在南陽郡有一個叫樊重的豪強，是當時數得上的大莊園主。樊重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外祖父。史書上說，樊重的莊園佔地三百多頃，裡面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設施，種植的農作物包括糧食、水果、桑樹，還挖了魚塘養魚，甚至還有草場，用來放牧牛羊，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農民把地賣給了豪強，很多就變成了豪強的勞動力。你可能會覺得，這些農民成天被豪強剝削，應該會成為起義的主力吧？歷史學家漆俠根據《漢書》中的記載，把兩漢時期的農民起義全部整理了出來，結果發現，漢代的豪強主要分佈在長安、洛陽附近地區，但這一地區很少發生農民起義。因為農民依附豪強，總歸有口飯吃。而且這一地區的商業雖然受到了打擊，但仍比邊遠地區要發達。不少農民還可以發展一點副業，或者乾脆去城裡找點活幹，不會活不下去。反倒是很少有豪強活動的河北北部、山東東部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成為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背後的學問可就大了。農民把地賣給豪強以後，並不是全都賣身給了豪強。還有的不願意聽人使喚，就移民到更偏遠的地方去，開墾新的土地。在漢代，河北、山東以及長江以南的廣闊土地，都還有很多沒有開墾，這就成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著名歷史學家勞幹曾經根據《漢書》和《後漢書》裡的人口數據指出，漢代人口變化最明顯的地區是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

這一地區的人口在西漢末年只佔全國人口的2%左右，到了東漢中期，這一地區的人口已經佔到了全國人口的15%。這主要是移民帶來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當時中國南方很可能還有大批移民沒有統計進來，因為這些人為了躲避政府的稅收和勞役，一頭躲進了深山老林，也就不會出現在政府的戶口簿上了。

大規模的移民帶來一個問題，新移民地區的農田水利設施質量很差，抗風險能力很弱。商業又不發達，農民發展不了什麼副業，只能種田。一旦遇上天災，糧食歉收，農民就有可能活不下去。而且這些地方天高皇帝遠，地方官更容易胡作非為，農民會受到更多的壓迫。有一句俗話叫“窮山惡水出刁民”，雖然帶有地域歧視的色彩，背後其實也有一定道理：一個地區的人民如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確實更容易選擇反抗。

在移民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移民們選出了自己的領袖。你想，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要面臨多少問題。光是購買農具，開墾土地，就需要一大筆錢。一般的農戶出不起這筆錢，這時就需要發揮集體的力量，幾戶人家組織起來，這樣才能生活下去。俗話說：“鳥無頭不飛”，在組織的過程中，就自然會產生領袖。

《三國志》經常出現一個詞叫“宗帥”，宗族的宗，元帥的帥。在漢獻帝建安三年，還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淮南地區的軍閥袁術想要討伐佔據江東的孫策，就偷偷聯絡了孫策地盤上一個名叫祖郎的人，約他一起出兵。這個祖郎就是丹陽地區的宗帥，丹陽就是今天的安徽宣城地區。你看，宗帥的力量之大，已經引起了軍閥的重視。那宗帥到底是什麼人呢？其實就是移民們的領袖。

總之，在新移民地區，生產設施比較差，地方官容易胡作非為，老百姓還擁有自己的領袖，爆發一場農民起義所需要的主客觀條件都具備了。一旦遇上天災，這些地區就可能出亂子。前面提到，漢代的農民起義集中分佈在今天的河北、山東、安徽、湖北等地，這些地區剛好是前面提到的移民目的地。可見，發動起義的主要就是這些移民。

在西漢末年，爆發了著名的“綠林、赤眉起義”，這其實是兩場起義的合稱。綠林起義發生在湖北地區，起義軍佔領了綠林山，所以被稱為“綠林軍”。後世就把佔山為王的英雄豪傑稱為“綠林好漢”。綠林起義的起因是當時發生了饑荒，當地有兩個姓王的兄弟，老大叫王匡，老二叫王鳳。兩兄弟在當地本來就很有威望，經常為人調解矛盾，於是被推為領袖。你看，無論是地點、起因，還是領袖，這場起義完全符合前面說的幾個特徵。

我們再來看赤眉起義。赤眉起義發生在山東沿海地區，起義軍把眉毛塗成紅色，所以被稱為“赤眉軍”。赤眉起義的起因也是饑荒，當時山東地區發生了連年的乾旱和蝗災，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吃不上了，只有揭竿而起。赤眉起義的領袖叫樊崇，史書上記載他平時喜歡打抱不平，窮苦百姓都很擁護他。你看，赤眉起義和前面說的幾個特徵也是吻合的。

其實，不只是漢代，後世很多農民起義也符合這些特徵。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起因是旱災和饑荒，爆發地點是山東地區，起義軍領袖黃巢是一個鹽商的兒子，在當地百姓中很有威望。清朝的太平天國運動，起因是連年的自然災害，爆發地點是偏遠的廣西地區，領導起義的洪秀全、馮雲山等人在當地傳播拜上帝教，吸引了大批民眾。你看，農民起義的劇本，是不是都差不多？

重農抑商加劇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引發大規模移民。新移民地區抗風險能力很弱，官員又容易胡作非為，一旦遇上天災，就可能爆發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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