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初社會凋敝、百廢待興，商人卻趁著戰亂，對生活必需品囤積居奇、肆意抬高物價，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種情況下，漢高祖劉邦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頒佈了許多對商人有歧視性的法令，如除對他們徵收重稅以外，商人及其後代不得為官為吏，甚至不允許他們穿絲綢衣服和乘坐馬車。
引言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之間以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相是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繫的整體，一切事物都與周圍事物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聯繫。在集權下，帝王性格所體現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與封建國家的治亂興衰有緊密的聯繫。
一、性格促進了封建文化大一統
集權的性格的產生源於人類最基本的慾望之一——權力慾，權力慾與人所處的環境、地位、條件密切相關。權力慾強烈的人通常有遠大的志向、崇高的理想，引導得當往往可以成就一番事業。帝王與生俱來的權力慾在其集權性格中展現的淋漓盡致，通過手中握有的權力，挑選有益於封建統治的文化政策。
儒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學，大力宣揚“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等觀念，因與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相悖，儒學思想並未受到統治階級賞識；後經孟子、荀子發展，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互為表裡，開始得到統治階級的青睞。儒學真正確立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地位則是在西漢。漢高祖劉邦早年並不喜歡儒學，後來在陸賈等的啟發下開始向儒學傾斜。
漢十二年十一月，劉邦平定英布叛亂後繞道曲阜，在此舉行隆重的祭孔大禮，開創了帝王尊孔的先河。這在中國儒學史上極具意義，為儒家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景帝時，儒家學者轅固生因在竇太后面前，稱黃老之學為“家人言”而被逼迫與野豬進行搏鬥。漢景帝為保護轅固生，特地給他一把利刃，轅固生得以刺中野豬心臟，保全性命。為進一步保護他，景帝任命他為清河王太傅，避開竇太后的迫害。景帝時期，若非竇太后作梗固守黃老思想，儒學當在文帝重儒的基礎上獲得長足發展。
劉邦病逝五十年後，儒家思想進一步得到了忠於劉邦大一統思想並急需加強中央集權的漢武帝的支持。即位第七年，漢武帝便摒棄黃老思想，採納董仲舒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武帝又置弟子員五十人，儒家思想正式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元帝即位當年，即採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將孔子第13世孫孔霸封為關內侯，賜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弔唁，以列侯禮葬之，諡號“烈君”。元帝親臨弔唁撫慰，可見對孔子世家的重視與尊崇，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元帝還大力任用儒生，博學多才的劉向和忠正賢良的金敞都被委以重任，並特令其隨便出入禁宮、參與機密之權。
寬厚仁人的性格使帝王有容人的雅量，在國家需要納入新鮮血液時，帝王能利用手中的權力遴選賢良之士。 在大一統的西漢王朝，不管是重視出身的世卿世祿制，還是重視戰績的軍功爵制都已不再適應當時歷史的發展，要求統治者必須進行革新。漢文帝劉恆時期採用了一種相對公平的取士制度——察舉制。地方在得到皇帝的詔令後，按要求推舉本地賢良之士，前往長安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策問。
策問之後按照對策高低授予相應官職，這種方式為非貴族的有學之士參政提供了條件。漢武帝時期為網羅人才增設徵辟制，使一些原本清高不願入仕之人加入到封建政權當中。
科技的進步科技在中國古代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歷代統治者極少重視它的發展。漢武帝時期是我國古代科技發展的一個標誌性階段，在天文曆法、農田水利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初步奠定了我國古代科技體系。天文曆法的制訂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武帝的高度重視與財政支持下，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統一完整的歷法——《太初曆》誕生面世，這對促進當時全國的政令協調、消除人們的憂懼疑惑、協調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禮賢下士、積極有為調整政策以適應時局發展
至高無上的獨尊地位雖然使帝王形成獨斷高傲性格，但有限的精力和臣民的期望又促使他們禮賢下士，依靠賢良之才輔佐。 國家政策的制定、法律的頒佈、政策的推行無不依賴於賢良文學。同時世界是瞬息萬變的，沒有一項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金科玉律，必須依據事物的變化發展調整統治政策，適應時局的發展，這正如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說的一樣，“君主必須有一種精神準備，
隨時順應命運的風向和事物的變幻情況而轉變”。劉邦對儒生政策的轉變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儒學幾乎遭到了“滅頂之災”，出生於公元前256年的劉邦在耳濡目染中也對儒學充滿了鄙夷，對儒生更是嗤之以鼻。據《漢書》記載劉邦曾當眾侮辱儒生“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
但歷經沙場多年後，劉邦日益認識到儒學的功用，開始藉助儒學的仁義觀達到政治目的。楚漢之爭時三老董公勸諫劉邦為義帝發喪以爭取民心，劉邦聽取他的建議而大獲民心。漢五年，朝廷對功臣進行封賞，劉邦認為蕭何功勞最高，封為酇侯，賞賜食邑八千戶，這引起了諸位武將的不滿，他們認為自己血戰沙場、身經百戰要比舞文弄墨的蕭何功勞大。劉邦以“功狗”、“功人”比喻，說的諸將啞口無言。
此外劉邦又將張良、陳平、曹參等儒生厚封，甚至叔孫通一百多位功績不著的門生也被封為郎官，可見劉邦輕儒思想逐漸轉變。公元前196年，儒生陸賈勸諫劉邦改變重武輕文思想，重視《詩》、《書》，結果受到劉邦的呵斥。陸賈不卑不亢據理論述儒家經典能夠幫助治國的道理，聽得劉邦面有慚色，要他將這些理論總結出來。陸賈著成的《新語》一書獲得劉邦的稱讚美譽，劉邦也改變了輕視儒家經典的思想，認可了他們在政治中的作用不可取代。劉邦晚年重視讀書，不僅親自前往曲阜祭拜孔子，而且敦促太子等以學業為重。
《全漢文》載有一段他教導太子劉盈讀書的話：“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劉邦的這段話說明在實踐中，他認識到了知識和儒生對封建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徹底扭轉了初期鄙薄儒學、藐視儒生的觀點。劉邦臨終時，已經充分認識到儒學在政權中的價值，所以在遺囑中指定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相繼為輔佐新帝的接班人，而他們都是學有專攻的名儒。劉邦以這樣一個儒士為主的領導集團輔佐新帝，對西漢政權的平穩傳承、社會的安定具有重要意義。
公元203年，劉邦在滎陽被項羽重兵圍困，謀士酈生建議劉邦立六國後人為王以獲得人心，孤立項羽。劉邦當即採納酈生建議，命人趕製六國印信，並以酈生為使者。酈生還未出發，張良從外面回來拜見劉邦，劉邦向他和盤托出酈生的計謀。張良大吃一驚向劉邦分析了古今形勢的不同，說明分封制已不合時宜。
劉邦聽後立即停止實施原來的決策，銷燬所刻印章。由於劉邦從諫如流，審時度勢的做出適應時局發展的抉擇策，避免了遭受重大政治損失。武帝晚年多次封禪出遊，派遣大批方士入海求蓬萊真神以求仙藥，靡費了大量錢財；經濟上，由於武帝連年對外用兵和肆意揮霍，國庫已經空虛，鹽鐵官營使廣大貧苦農民深受壓迫。而“巫蠱之禍”的發生使步入暮年本應該含飴弄孫、兒孫承歡膝下的武帝對自己的過去頗有悔意。
公元前89年，漢武帝發佈“輪臺罪己詔”，調整統治政策，稱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輪臺罪己詔的頒佈，標誌著西漢的統治方針發生轉變，重新回到了與民休息、重視農業的軌道上，從而避免了像秦一樣迅速敗亡的結局對商賈政策的調整從戰國時期開始，歷代統治者都懂得只有把農民牢固的束縛在土地上嚴格控制，才能進行勞役和賦稅的徵集蒐括。漢初社會凋敝、百廢待興，商人卻趁著戰亂，對生活必需品囤積居奇、肆意抬高物價，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種情況下，漢高祖劉邦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頒佈了許多對商人有歧視性的法令，如除對他們徵收重稅以外，商人及其後代不得為官為吏，甚至不允許他們穿絲綢衣服和乘坐馬車。
漢惠帝及呂后統治時期，天下初步穩定，為促進經濟的復甦，對商業控制有所放鬆，“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然而，事不旋踵，武帝時的連年征戰導致國庫空虛，為聚斂財富實行官營鹽鐵的政策，並不斷擴大官營範圍，以至金、銀、丹砂、酒的生產和銷售都被納入官營領域。統治政策的轉變密切的關係到商業及商人的利益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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