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唐武宗抑佛是整个中古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历来备受前贤时彦瞩目。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唐武宗对帝国经济的考虑、政治权力之争、佛教与道教矛盾、李德裕个人作用这四个维度进行论述，因此综合以上因素的结论似已逐渐被当下学者所接受。然而，以这种较大视域去考察会昌法难，必然会难以回答一个问题———为何如此大规模的抑佛事件会在武宗朝发生，而不是发生在宪宗、敬宗或者文宗朝? 就常理而言，这几朝在经济形态以及佛道矛盾上都是几无差异的。正是这一问题的提出，使得这个看似题无剩义的课题，又有了继续探讨的余地。
以唐武宗为着眼点，去论证灭佛的动机，古今学者都有过尝试性的回答。然而，无论是从武宗“欲求长生徇道士之私”的角度发覆，还是从武宗与宣宗的矛盾立论，似乎都不能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时，让我们疑惑的是，如果只是出于对帝国经济、政治的维护，那么为何在打击佛教的同时，又将经济与政治势力微乎其微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一并抑制? 本文基于对武宗朝独特的政治语境的考察，尝试性发掘在这种政治语境下帝国精英的心态世界 ，在回答以上两个问题的同时，力图对武宗抑佛崇道提出新的见解。不当之处，尚祈方家同好指正。
一．继位的政治压力与宗教负担
若欲摆脱固有研究路径，将武宗抑佛的动机从宏观视域中抽离进行细致的微观考察，那么武宗的继位不合法应该是关键之处。探讨武宗的继位问题，无论是对武宗继位之初独特历史语境的分析，还是对当时整个帝国继承规则的探讨都是特别重要的。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后，整个河北之地处于半独立状态。及至武宗时期，“河朔故事”已经初步形成，也就是说，当时的帝国内部，除了皇帝继承以外，河朔藩镇内部也存在着自身的一套继承法则。那么这两套继承系统所遵循的规则是什么? 彼此之间有无影响? 它们的存在对于武宗抑佛崇道之举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关于唐代皇位继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就唐中期的继承规则而言，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推长而立在玄、肃以降，自故事而成法则。长子的继承代替了嫡子的继承成为中唐皇位继承的规律和特色。我们在接受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现将“长子继承制”对帝国的影响进行再一步的阐释，以期全然展现武宗继位之初所需直面的皇位继承规则的图像。
如果说高祖立建成为太子，建成本身既是“长子”又是“嫡长子”，“嫡”与“长”的界限较为模糊，那么太宗欲废李治改立吴王李恪为太子，就能够作为一个清晰的明证。吴王恪是唐太宗的第三子，在长子承乾被废，次子李宽早薨的背景下，李恪就是事实意义上的长子。虽然李世民改立李恪的欲念最终被长孙无忌等人阻止，李恪未能成为太子，但是这一事件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李唐建国之初，长子可以作为皇位继承的有力竞争者并且能被一部分人所接受。第一位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的是高宗之子李忠，然而，随着武则天的权势愈甚，李忠很快被废。不过，李忠成为皇太子，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即便不是“嫡子”，仅靠“长子”的身份也是完全可以成为合法继承人。从高宗驾崩后一直到睿宗继位，由于武则天的特殊身份与权势，使得这一时期的皇位继承基本围绕着武氏所出的几个儿子开展。直至玄宗以后，长子继承才摆脱嫡子继承的阴影，再次浮现在皇位继承的戏码中，并逐渐被整个帝国接受，成为规则。
以上通过玄宗之前的皇位继承，我们可以知道“长子继承制”自李唐建国以来一直是备受皇室重视，同时也能被整个帝国所接受。也就是说，推长而立不仅局限在玄宗朝之后，它有着更为悠久的合法性历史。承上文所论，除了言及皇位继承外，我们也有必要对藩镇内部的继承规则进行一定的文本勾稽。
通过皇位继承规则与藩镇内部节度使选拔的规则，我们所必要知道的有两点：其一，长子继承制度是有唐一代从始至终信奉的继承法则，它不是囿于玄宗朝以后；其二，在中晚唐时期帝国内部，无论是中央还是藩镇都将长子继承奉为法则，虽然这一法则在皇位继承上是特别明晰，但是在藩镇内部的呈现则要略显晦暗不明。如若以上的论述是可靠的，那么打破这一继承法则的帝国皇位继承者势必要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与道德困境。
武宗继承皇位不但不是以长子身份继承，而且还是以弑杀太子的非常手段篡位。《旧唐书》载:“初，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册礼。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于十六宅……是夜，士良统兵士于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阳院，百官谒见于东宫思殿……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归功于己，乃发安王旧事，故二王与贤妃皆死。”结合认上所论，生活在以长子继承为信仰的帝国，以这种非常手段获得皇位，在中央是否能得到群臣的首肯，在地方是否能否得到节度使的认同，都是武宗继位之初所要面对的，其自身的政治压力自不待言。
二．文宗与武宗的异同处
需要指出的是，武宗和文宗虽然都是以非长子身份继承皇位，但却有着一定的不同。诚如李树桐所论，“仇士良拥立武宗继位而杀太子成美，其为宦官拥立皇帝，与宦官王守澄的拥立文宗固颇相似;但有一点更甚于前，因为敬宗系忽然间为宦官所弑，刘克明矫旨立李绛王悟;王守澄迎立文宗尚有少许合理之处。而仇士良于文宗已立有太子成美之时，再以兵迎立武宗而杀太子成美，其纯系私人争权，更为显明。”唐中期“长子继承”制度之打破，肇始于文宗，但是由于事发突然，且敬宗并无遗命，文宗继敬宗之位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而武宗通过暴力手段，弑杀成美而夺得皇位是非法的。进一步说，从心态史的层面而言，文宗的非常继位并不能为武宗提供道德舒缓的心理空间。
如若我们将武宗继位之初的历史语境进行固化和放大，9 世纪中叶的帝国已经信仰长子继承皇位百年左右，武宗之前的肃、代、德、顺、宪、穆、敬七位帝位皆遵从这一法则。武宗之兄文宗虽然不是以长子身份继位，但是敬宗的猝死与没有指定合法的继承人使得文宗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同时，地方上，北方藩镇内部的节度使继承又若隐若现地与皇位继承规则相暗合。以杀戮太子之非常手段谋得帝位的武宗，是自玄宗以降第一位不具有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帝王，他该如何形塑自身的合法地位，逐步提升自身在整个帝国的公信力，又该怎样去纾解道德压力?
三．总结：抑佛背后的政治因素
长安、洛阳这两个地方，在整个唐代都是政治、文化精英的集散地，也是政治最为敏感的地带。任何政治讯息都是依托于这两个地域，通过口头传达与文本描述的方式，进而弥漫整个帝国。武宗在这两个地区所进行的政治戏码的操演，势必成为扩散到全国的政治讯号。那么，为何武宗要如此抑制佛教? 若以常理度之，推崇某个事物，势必要打击它最大的对立面，进而凸显它的特殊性。打击与推崇相比，往往通过打击反衬出的推崇要比单纯的推崇效果好得多。一两个道士、一两座道观被封赏，与众多百年古刹化为瓦砾时的硝烟以及不计其数的僧侣流落街头、疲于奔命相比，哪一个会给两京地区的政治精英带来更强烈的观感呢? 同时，打击与推崇相比，打击所需的政治经济成本更为低廉。就毁坏寺庙而言，修建道观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然要大得多。在讨伐昭义已经让武宗朝财政捉襟见肘的历史情景下，采取毁坏寺庙这样的极端手段，也是一种必然。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宗教从来都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把利刃。统治者们通过操纵宗教的走向，以此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但是，当统治者个人的存在与宗教成相反之势时，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外国的结果，而这结果无外乎都是统治者屈服于宗教，最常见的就是统治者被替换。同等情况下换算到中国，那么自然就是旧的宗教被打压下台，新的（其他）宗教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统治者手中一把新的利刃。
参考书目：
[1]田廷柱：《李德裕和会昌禁佛》，辽宁大学学报，1980.5
[2]吴丽娱、陈丽萍:《从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结构变迁与帝位继承》，《唐研究》 17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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