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二集》是明代作家周清原創作的一部短篇平話小說。在小說中時常可見作者以嬉笑怒罵的方式來諷刺奸臣佞賊、抨擊世間不平之事。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一書中也提到了著書立說的主要目的——一則要勸誡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與後人唾罵；一則發抒生平之氣，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盡數寫將出來，滿腹不平之氣，鬱郁無聊，藉以消遣。[1]

而周清原作為一名在明代文化薰陶下成長成熟並且十分關注明代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社稷安危的文人，在能令他“欲歌欲笑欲叫欲跳”的事中，必然有國家的興衰、社會的安定與百姓的苦樂。

一 《西湖二集》對民生狀況的描寫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提到了不同時期的處於社會不同層面、有著不同性質的各類平民百姓的艱難生活，這些百姓中有靠著土地過生活的農民，有貧窮的文人和書生，有地位低下的娼妓，有侍女、丫環、普通的夫妻和市井小民等，他們是處於社會不同層面，卻同樣手無寸鐵，受生活壓迫的普通百姓。然而周清原在小說中並沒有集中地描繪人民生活的慘狀，也沒有對百姓在水生火熱的狀態下承受的痛苦有過多著墨。但即使只是不多的篇幅，偶爾的涉及也已將百姓在壓迫與剝削的夾縫中艱難生存的狀態刻畫得入木三分。

01 戰亂中百姓被剝奪生存的權利

作者在小說中直接描寫百姓在戰亂中擔驚受怕、四處奔逃的篇章並不多，但偶有提及處盡顯人民命運的悲慘和生存的苦痛。例如第六卷《姚伯子至孝受顯榮》中，姚伯華和他的父母只是普通的百姓，但是他的年邁的雙親卻在戰爭中被賊寇“攧死在山崖之下”，成為無辜的受害者，可見在面對離亂時，百姓連最基本的生存的權力都被剝奪了；卷中也通過對亂軍割據地方，隨意姦淫婦女，殺人如麻，百姓被逼無奈，四處逃竄的描述，將百姓在離亂中求生無門，消極抵抗，只能作無謂掙扎的悽慘的場景刻畫地深刻而明瞭。再如第十卷《徐君寶節義雙圓》中， 描述了一對恩愛的夫婦在戰亂中失散，卻始終不負對方的感人故事。徐君寶的妻子金淑貞為了保住貞潔，不作失節之婦，選擇投池而死；徐君寶為守住諾言一同投池。作者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將賊寇的野蠻、殘暴表現的淋漓盡致。故事中的徐君寶夫婦只是當時千千萬萬被傷害受屈辱的苦難百姓的一個代表。在戰亂中，百姓連最基本的生存的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可想而知百姓在兵荒馬亂中忍受著怎樣的苦痛與煎熬。

《西湖二集》插圖

02 貪官汙吏對人民的壓榨和剝削

戰爭中百姓的苦難是周清原表現民生的一個方面，另一個使勞苦百姓更加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原因則來自政治的昏暗與官僚腐敗的橫行。在小說中，作者在許多篇目中都提及了官僚的腐敗以及橫行霸道，例如第六卷《姚伯子至孝受顯榮》、第七卷《覺闍棃一念錯投胎》、第十九卷《俠女散財殉節》、第二十卷《巧妓佐夫成名》、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戰功》等卷中均有相關的描述。

如在第十九卷《俠女散財殉節》中就有提到朝廷官員偉兀氏如強盜般搶奪百姓的土地，光明正大佔為己有的無賴行為；再如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戰功》中提到的官府貪贓枉法，壓榨百姓，一味害民。走投無路的百姓揭竿而起，但大部分的人民依舊屈辱地忍受著官僚的欺壓和魚肉。

03 百姓對金錢的過度崇拜

戰爭的破壞和官僚的迫害使百姓成為最大的受害者，而百姓對金錢的過度崇拜卻使整個社會的風氣走向敗落。長久的苦難和無望的掙扎使百姓更加意識到物質與金錢的重要性，而這種意識也使百姓陷入對金錢與地位的狂熱崇拜，成為墮落與市井的代表。周清原在小說中多次描繪了這種頹靡的社會風氣。例如第一卷《吳越王再世索江山》、第八卷《壽禪師兩生符宿願》、第十三卷《張採蓮來年冤報》、第十五卷《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第十九卷《俠女散財殉節》、第三十二卷《薰蕕不同器》等卷，都描述了社會的混亂和無序。

比如，在《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中，才子羅隱因為家貧一直遭到鄰里和親戚的冷眼和唾棄；在第十三卷《張採蓮來年冤報》中，市井小民為金錢頓起歹念，進而謀財害命的例子不一而足，它從入話到正文都在描繪這個被金錢腐蝕，使靈魂扭曲的畸形的社會。

二 明末時期人民的客觀生存狀態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所描述的明代末期是一個社會無序、政治黑暗、官僚腐敗橫行的混亂時期，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人民百姓被迫遭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迫和摧殘。而縱觀明代末期的社會整體狀況和人民的生存狀態，明末的現實狀況與作者在小說中所描繪的明代末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十分貼近。

《西湖二集》插圖對比

01 官吏的橫徵暴斂

明代後期的政治是腐敗而昏暗的，官場風氣日益惡化，官場貪汙之風盛行，無論大官小吏都開始千方百計地赤裸裸地刮取民脂民膏，剝削平民百姓。官吏盤剝百姓的方式非常多，例如隨意要求百姓繳納礦稅、錢糧稅等各種稅，竟至於“從茶船市舶乃至米鹽雞豕都要徵稅”了[2]。不僅如此，各地的官僚甚至倚勢欺民，強行搶佔百姓的土地，使百姓失去賴以生存的保障，這種行為與強盜惡霸無異。崇禎年間的辛升曾道出了這種惡霸行為對百姓的壓迫之深：“仕進出身，自非齊名敢望項背，乃高門大閥，僕從如雲，田連阡陌而不知休，窖藏金錢而不止，殺人於寸幅之中，破家於立談之頃。”[3]這段話將官吏對百姓的橫徵暴斂表現地入木三分。官吏上下沆瀣一氣，百姓無處伸冤，只得忍受官府的壓榨和剝削，在悽苦的生活中掙扎。

在《西湖二集》中，周清原也描述過官吏盤剝百姓財產，佔為私有的強盜行徑。例如，在第十九卷《俠女散財殉節》一章中有一段描述官吏剝削百姓，將土地佔為私有的描述：那偉兀氏原是大富之家，更兼做了一任荊南太守，連荊南的土地老兒和地皮一齊卷將回來，大的小的，粗的精的，盡都入其囊橐之中，便可開一個雜貨店相似。作者於其後賦詩：荊南太守實閒哉，和細和粗卷得來。更有荊南老土地，一齊包裹也堪哀！[4]

官吏對百姓的如強盜般的橫徵暴斂，使得百姓成為了刀俎下的魚肉，任人宰割，苦不堪言。這種欺壓使百姓失去尊嚴、淪為奴僕，甚至使人民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02 戰亂導致的生靈塗炭

明代末期是一段戰亂頻發的時期——農民軍與政府的戰爭，鄰國與明朝的戰爭，這時候的明代面臨著四面楚歌的危機，而戰爭的直接受害者便是普通的百姓。

社會的動盪不安使百姓的生存出現了嚴重的危機。背井離鄉，顛沛流離的生活使人民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明朝的人口也因此急劇下降。由此引發的還有因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糧產的銳減。

《倖存錄》中記載，崇禎十五年農民軍包圍開封數月，城中糧價高達一斗米十餘金，升粟賣至萬餘錢的天價，能充飢的水草每斤都賣銀1兩、水中紅蟲每斤800到3000不等、屋上瓦松每斤200到1200錢。[5]人民為了在這種環境下生存下去，開始飢不擇食，黃土、石屑、枯骨都成為人們果腹的“食物”，甚至發展到了“食人”的境地。缺糧至此，百姓在離亂中早已沒有了生存的保障。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沒有直接描寫人民忍受饑荒的語言，但在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戰功》的卷尾，提到了區田法、辟穀法、又傳寫方、又服蒼朮方、山谷救荒法等多種在戰亂中避免飢餓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戰爭已經使人們遭受到了飢餓的煎熬，剝奪著人民生存的權利，致使社會生靈塗炭。

03 自然災害對百姓的傷害

明代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時代，水災、旱災、蝗災等災害都嚴重影響著百姓的正常生活，它迫使百姓進行大規模的遷徙，破壞百姓的家園和財產，而確實有相當多的百姓被這些自然災害剝奪了生命。這在史書中有很多的記載，例如，“靜態六年五月初六，蘇州地震，並常鎮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萬七千餘人”[6]；“嘉靖三十四年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7]等。

由此可見，災害對人民的傷害是巨大的，遭受自然災害的百姓剝樹皮、吃草根，甚至要靠賣掉妻兒來求活。“天災”和“人禍”使得明代的百姓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痛苦之中，在小說《西湖二集》中雖沒有描繪自然災害對百姓生活的影響，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然災害必然是影響到人們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伴隨著君主的昏庸，官府的橫行無道，另加之頻繁的饑荒戰亂的影響，百姓面臨著來自各個方面、各種原因的壓迫和衝擊，勞苦民眾在天災與人禍的夾縫中過著悽苦無望的艱難生活。

三 周楫對百姓的矛盾情感

明代末期的社會正處於內憂外患日益加深的混亂時期，百姓在朝不保夕、提心吊膽的生活狀態下尋求著一線生機。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對遭受苦難的百姓表達了同情，也對迫使百姓遭受苦難的統治者表示了強烈的憤恨。但是周清原對百姓的情感並不只有單一的同情和憐憫，除此之外，他也看到了百姓自身沾染的陋習，並在行文中表達了自己對這些陋習的強烈斥責和不滿。

明代鼎盛時期民生狀態

01 對勞苦百姓的同情和關照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並沒有用過多的篇幅來直接述說自己對勞苦民眾的同情和憐憫，但是卻用了相對較多的筆墨勾勒出一幅幅普通百姓在戰爭與炮火的威脅下背井離鄉，絕望地四處奔逃的悽慘場面。

小說中直接描繪人民生活慘狀的篇章並不多，且較為分散。例如在第六卷、第八卷、第十卷、第三十二卷等卷中均用了較長篇幅來描繪人民在賊寇的逼迫下四處逃竄，居無定所的離亂場景。

例如作者周清原在《姚伯子至孝受顯榮》一卷中就有一段描寫在政治昏暗的元朝統治下，無辜的百姓慘遭賊寇殺害，生者被迫背井離鄉、四處逃竄的悽慘生存狀況的生動描繪：

亂紛紛煙焰蔽天，哭淘淘悲聲動地。刀槍凝一片白雪，旗幟晃十里紅雲。滾滾煙塵，可憐無數頭顱拋滿路。悽悽殺氣，惜哉幾萬血肉踏成泥。槍尖上搠著人心，馬領下懸掛甲首。干戈隊裡無復生還，鐵馬場中只有死去。魂飛天半，男女同作一坑塵。血染山前，老稚併為萬壑鬼。[9]

從這一段毫不掩飾的幾近於觸目驚心的描繪中，我們就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當時元朝的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更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危機，在身心上都揹負著難以想象的來自生存的恐懼和擔憂。

“可憐”二字，足見作者對遭遇生命威脅的百姓是充滿了同情之心的。在卷中作者也作詩表達自己對“紅巾賊”的憤怒和嘲諷：紅巾原是殺人賊，假說殺賊即紅巾。剪徑李逵成李鬼，搽些黑墨便為真。從這首詩中我們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周清原對野蠻、殘忍的“紅巾賊”的唾棄和痛恨。而“生存”這一百姓最基本的權利，竟成為了當時社會下人民的一種渴求，從這也足以見得內憂外患下百姓生存處境的艱難與生活的悽慘。

百姓的悲苦值得同情，但究竟是什麼讓百姓成為了苦難的直接受害者？究其背後的根本原因，我們也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周清原對元兇——元朝統治者的強烈的嘲諷和批判。例如，在同一卷中，周清原在諷刺君王沉迷酒色、荒廢朝政時描述當時的朝堂亂象：“那時天下也不是元朝的天下，是衙門人的天下，財主人的天下。你道怎麼？只因元朝法度廢弛，盡委之於衙門人役。衙門人都以得財為事，子子孫孫盤踞於其中。所以從來道：‘清官出不得吏人手。’何況元朝昏亂之官，曉得衙門恁的來，前後左右盡為矇蔽，不過只要瞞得堂上一人而已。凡做一件事，無非為衙門得財之計，果然是官也分、吏也分，大家均分，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因此百事朦朧，天下都成瞎賬之事。”[10]

朝廷的昏暗腐敗，君主的無所作為，導致了整個統治階級的墮落腐化，也使得貪官汙吏有機可乘，沆瀣一氣，置百姓於危難而不顧,而這便是導致勞動人民更深地淪於苦難中的根本原因。

周清原在小說中所描繪的是宋元百姓流離失所，朝不保夕的生存狀態，但結合明代的社會現狀，不難發現這也是藉以宋元時期社會狀況影射明末百姓真實的生存狀態，而造成百姓的苦難和不幸的根本原因正是明末統治階級的腐敗崩壞和朝廷的無所作為。作者對勞動人民苦難的深入描寫將其對百姓的同情、國家的擔憂以一種更加沉痛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我們可以認為，周清原是希望能通過描寫社會人民的苦難來引起上層統治集團對其的注意，從而使百姓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整個明朝的沒落使得處於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受到了極大的壓迫。面對人民的苦難，周清原無法挽救，唯有用飽含情感的筆墨來表現對在苦難與絕望中掙扎的百姓的憐憫，讓統治者關注到底層百姓艱難的生存狀態，而他對百姓的同情和關照也在其嬉笑怒罵的文字中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02 對民眾陋習的批判和斥責

周清原在面對民生百態時的情緒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十分關心百姓的生活狀況，因此在小說中用了較多筆墨來描繪飽受官僚壓迫，又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苦難人民的悲慘而無望的生活狀態，字裡行間可見他對百姓深切的憐憫之情以及對使人民淪於苦難中的黑暗現實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周清原對苦難的人民卻還有著深深的斥責和批判的情緒。外在的壓迫若使人民被迫承受苦難與厄運，自身的陋習則是人民內心墮落的表現。

《西湖二集》崇禎本插圖

在君王的昏庸、官僚的豪奪下，黎民百姓遭受著諸多生存的威脅和壓迫，但隨著政治的衰敗在一同潰爛的，還有整個社會的風氣。生存的艱難使百姓也競相追名逐利起來，以致陷入集體拜金的亂圈。人心涼薄，世風日下的社會使周清原感到憤慨與悲涼，因此他對此進行了憤怒的批判。

在集體墮落下，百姓也已染上趨炎附勢、阿諛奉承的醜陋習性。例如，在第七卷《覺闍棃一念錯投胎》中，周清原在表現市井小民的溜鬚拍馬時是絲毫不留情面的，他在裡面做了這樣一段辛辣而尖刻的描述：

<strong>不要說他吐氣成雷，就是他放一個屁，也還威行千里。那些奉承他的還要把這個屁頂在頭上，當道救命符籙；捧在鼻邊，只當外國的返魂香；吸在口裡，還要咬唇咂舌，嚼出滋味。定要把這個屁自己接得個十分滿足，還恐怕人偷接了去，不見得男女孝順之心。[11]

這段話中，周清原以筆代刀，對阿諛奉承的市井小人，溜鬚拍馬的勢利之徒進行了辛辣不留情面的嘲諷，將其對敗壞社會風氣的百姓的不滿和痛恨表現地淋漓盡致。

除了斥責百姓的趨炎附勢，周清原還批判了人民在對金錢的崇拜中，人性逐漸變得扭曲的普遍現象。例如，第十三卷《張採蓮來年冤報》就從多個角度、多層層面上將百姓的拜金行為背後的人性的扭曲、人與人關係的裂變表現了出來。在這個故事中，衙兵王立為謀求錢財，將素不相識、無仇無怨的周家丫環張採蓮勒死；趙小乙為了發橫財殺人拋屍，這些喪失人性的行為出現都是為了“錢財”二字。由此可見，金錢使人性極度地扭曲了，對社會與人心的腐蝕到了不可置信的地步。但是，周清原並沒有讓被金錢迷了心智、謀財害命的王立和趙小乙逍遙法外的機會，而是讓他們被秋後處決，自食了惡果。在篇章的結尾，作者作詩評論：欠債尚且還錢，殺人怎不償命？自作終須自受，勸人莫犯此病。[12]從周清原給謀財害命之徒的結局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被金錢和利益腐蝕了靈魂的這一類人的批判和斥責。

同樣在十三卷，篇章的入話部分講述的是漁夫見錢眼開，謀財害命的故事。漁夫為了不義錢財，狠心將船客推入江中。取得不義之財後，竟與平日裡一貫冷眼相對的妻子恩愛敬重了起來。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就連最親密的關係都要靠金錢和利益來維繫和持續的近乎病態的社會現象。金錢的勢力逐漸滲透進家庭內部，影響著家庭生活的和諧、穩定。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究竟扭曲到一種怎樣的程度？用小說中的一段描述才子羅隱窮困潦倒時的話來揭露就是：“若是羅江東那時做了官人，戴了烏紗帽，象簡朝靴，那人便來呵脬捧屁，沒有的也是有的；如今是個窮酸，口說大話，不過是賒那‘功名’二字在身上，世人只賭現在，不討賒賬，誰肯預先來奉承？俗語道：‘若說錢，便無緣。’羅江東向親友一連告了幾十處，大家都不睬，以後見了他的影兒，只道他又來借貸，都把他做白虎、太歲一般看待，家家關門閉戶起來。” [13]這段話將整個社會的關係做了徹底的詮釋。

明末民風的敗落暴露出了社會的本質，百姓的勢力與對金錢的狂熱崇拜預示著這已經是一個由金錢主宰的扭曲的勢利社會了。人民的集體墮落導致的是社會風氣的頹敗。親密關係的維持需要金錢來支撐，人與人的正常交往需要金錢來平衡。這足以表明在當時的社會，金錢的勢力已經腐蝕著人心，使百姓的靈魂扭曲，而整個社會風氣的敗落更加深了周清原對沒有自我挽救意識、甘願走向墮落的百姓的斥責。

明末的社會面臨著崩潰的危機，面對飽受苦難折磨的百姓和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周清原只能選擇用小說的方式來表達其對百姓的憐憫和關心，對社會與國家的擔憂；而社會的墮落與腐化又使他痛恨人民心底的劣性，從而生髮出對百姓的市井習氣的厭惡和批判。

他在小說中的發聲更像是一種絕望又悲憤的高呼，試圖用這種方式來喚醒所有墮落的靈魂。也正是這樣悲憤的高呼，使他對民眾的複雜情感用一種更深刻的方式表現了出來，將其對百姓的“愛”與“恨”緊緊地融合在一起。

參考文獻

[1][4][9][10][11][12][13]周清原.西湖二集[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3,222,62,61-62,

74-75,155,169.

[2]趙雲傑.淺析明末社會鉅變與士風特徵[M].河北:河北師範大學,2010.

[3]楊國禎,陳支平.明史新編[M].人民出版社,1993.415.

[5]夏允彝.倖存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2.44.

[6]《明英宗實錄》卷254，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5481.

[7]張廷玉.《明史》[M].中華書局,1974.500.

[8]龔鳳曉.論《西湖二集》寄寓的文人情懷[J].宿州教育學院報,2013,16(6):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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