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親親”思想是中國溫情社會的根源
這個星球上，大概沒有哪個民族，哪個社會，像中國人這樣戀家顧家了。一個正統的中國人，不論在哪裡工作，不論離家多遠，到了特定的時候，總是將回家作為最優先的選擇。這個選擇，在每年的春節前後，會令整個國家都必須嚴陣以待，因為要回家的人太多了，以致於每年中國的春運，都會成為舉世矚目的奇蹟。當然，除了過年要回家，中國人年老了，往往也希望在家裡待著，不願意去養老院。生病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中國人也希望在家裡待著養病，和家人一起才能獲得最大的安全感。當一個老人感覺自己快要不行了，他往往哪也不會去，只想靜靜地呆在家裡，迎來人生最後的時刻。
在這些“家”的依賴背後，有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那便是儒家“親親”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親親則是仁的基礎，“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中庸》）”，仁是做人的根本，而親親又是仁最重要的表現。儒家把“親親”作為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感情，作為維繫社會存在的最重要的紐帶，“凡生乎天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如果沒有親親之情，那麼人便連禽獸也不如了，“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荀子.禮論》）？”
基於親親理念，演化出許多禮儀，在千百年傳承過程中，逐漸成為中國社會道德倫理的重要內容。如孝敬長輩之禮，親人居家存問之禮，兄弟友愛之禮等。還有許多其他的道德要求，也從親親理念延伸出來，比如“父母在，不遠遊”，“親所好，力為具”等。這些基於親親原則形成的禮儀、道德體系，令得中國的家庭成為充滿溫情的地方，給每個成員提供了心靈的慰籍。
二、“親親”原則在親人病時的體現
當親人生病時，往往是親人最難受，最無助的時候，這時最需要親人的關懷。在儒家思想中，對侍候病中的親人，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要求。這些要求，令得家庭成為古代病人獲得溫暖和照顧的最重要的場所，對於幫助病人戰勝疾病，恢復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儒家禮儀中，談得更多的，是父母病後，子女應有的態度。“（父母）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事父母，能竭其力”（《論語》）。在《論語》中，雖然直接談論父母疾病時，應如何對待的語句很少，但“事父母，竭其力”意味著如果父母病了，兒女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幫助父母治病。在《禮記》中，父母生病時，要求就非常具體了，“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禮記.曲禮》”。也就是說，要因為心情憂慮，和忙於照顧父母，達到沒有心情和時間梳頭，不多說閒話，沒興趣彈琴鼓樂，食不甘味，不想喝酒的狀態。別人說笑話也笑不起來，別人惹怒你也沒精神罵他。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弟子規》裡，儒家“親親”理念下的侍疾行動，就變成了“親有疾，藥先嚐。晝夜侍，不離床”。
親有疾藥先嚐
為了讓親人侍疾不怠的理念深入人心，掌握古代話語權的儒家學者們，塑造了許多孝子孝女侍疾的故事，撰寫了不少詩歌文學來歌頌這些事。例如著名的“臥冰求鯉”成語故事主角，晉朝王祥，就是儒家學者塑造出來的典型，“（王祥）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晉書.王祥王覽傳》”。很是懷疑，《弟子規》那幾句寫的就是王祥的事。到了唐朝，更出現了“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新唐書.孝友列傳》）”的極端現象。
詩文中，清人陳名發《題謝孝子東緯先生侍疾圖，用樂府體》，寫得尤其感人肺腑，特引全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酬答恩慈，百無一可。先生若曰，惟孝則頗。兒不願致千金富，兒不願覓萬戶侯，但願長侍父母之春秋。
風雨一廬，父老而病。兒與父母，相依為命。父病兒憂千種並。一方洞見兒能醫，祇為天親意轉疑。陳牲酒，禱神祇，血痕縷縷淚絲絲，回思心骨悲。
小人有母，又為造化小兒苦。手足拘攣兩不良，聲聲愁絕聽喔咻。兒手代母肱，兒足代母股。兒在母旁，母疾二分愈。
雞三號，更五鼓，藥鼎茶鐺終夜伍。人憐一十八年長，兒恨一十八年光陰箭去弩。人繪先生事，我繪先生心。先生有知，許我知音，此意還質吾江陰。
三、當親親遇到傳染病，麻煩便來了
溫情的“親親”原則，固然能給病中的親人帶來溫暖和關懷。可是，如果所侍之親，得的是傳染病，“親親”原則下的“親有疾，藥先嚐。晝夜侍，不離床”要求，便成為加重災難的重要導火索了。
大疫來襲常常死傷枕籍
儒家學者，面對傳染病，反對病人與家人分離的記載，最早出現在《論語》中，“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牗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這是孔子去探視自己弟子冉伯牛時的言語，冉伯牛是孔門弟子中，以“德行”著稱的人，所以孔子得知他生病後，非常痛心。這一段言行可以看出，冉伯牛得的病，肯定不是普通病，並且當時的人已經知道病人要與其他人適當“隔離”，然而冉伯牛卻是居家隔離，且孔子去了還和他握手問候。後世考證，冉伯牛得的病，是麻風病，只能說孔子命大，“聖人百毒不侵”，否則他這種握手行為，豈能不被傳染？
孔子講學圖
得了烈性傳染病，不離家隔離，家人照顧，老師探望，其風險可想而知。當然，我們就這樣指責孔子，指責冉伯牛，也不近人情。畢竟在那個時代，沒有醫院，沒有公共衛生服務，也沒有類似後來“癘人坊”一樣專門供麻風病人隔離的場所，除了在家等死，甚而拉著家人一起死之外，估計冉伯牛和孔子等人，也想不出別的辦法了。
儒家親親學說真正造成大問題，是在後世人們已經認識到將病人與所有人（包括家人）隔離，從而切斷傳染源，防止傳染病擴散的必要性之後，仍然要以“親親”之理念，阻止相關制度措施的出臺。其實，中國封建王朝統治者，很早就認識到發生傳染病時，應採取比較嚴厲的隔離措施，甚至對於未患病的人，也要隔離。例如東晉時，就有這種記載，“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但這種做法，卻遭到儒家出生的官員的嚴厲批評，“國家且如此，況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晉書.王彪之傳》）”由於儒家學者在各朝代，皆掌控重要朝政大權和社會輿論，這種氛圍，導致在唐朝以前，中國缺乏由政府主導的，專門收冶病人的機構。產生於南北朝時期的癘人坊，早期更多是鄉紳和其他社會精英，自發建設的隔離麻風病場所。
麻風病是催生諸多隔離措施的誘因
唐朝以後，由於佛教勢力壯大，一些佛寺高僧在許多地方興建了一些專門收留流浪病人的“悲田養病坊”，引起了當時女皇武則天重視，武則天見悲田養病坊在收容病人方面作用明顯，下旨“置使專知（《續事始.病坊》）”，使得這種收留病人的機構，出現了官辦色彩。但武則天退位後，玄宗早期為是否保留這一機構開展討論，儒家色彩明顯的宰相宗璟，明確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唐會要.卷四十九》）”，即政府不應該介入。從唐朝這一階段關於病坊的爭議來看，當時唐朝應該是有實力興辦一定規模的專收病人的場所的，畢竟寺廟都能做，以國家之力應該不會做不到，且有人認真提出要興建這樣的機構。但最終，這種機構卻因為掌控大權，思維保守的儒家官員反對，一直未能貫徹落實，只在個別州府零星建了幾個。
官不辦公共衛生事業，士大夫信奉親有疾，藥親嘗，日夜侍，不離床的思想，民眾受儒家輿論宣傳，也因為“親親”思維支配，在親人得病後極力親自侍奉，這成為古代一旦發生傳染病，災難被迅速放大的重要原因。在我國史冊中，常常能看到，大疫來時，“闔門死絕，無人收葬（曹樹基《自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的現象，疫病本身傳播是一個原因，親人缺乏隔離意願，也沒有隔離場所，是更重要的原因。
儒家思想在對待傳染病方面的這種保守思維，一直到晚清時期，才逐漸被打破。隨著西方醫學思想的引入，以及國人在科技、文化素養方面的提升，我們才慢慢意識到，面對傳染病，“親親”或許要換一種表現方式，而不是藥親嘗，不是日夜侍不離床。
後記
這次疫情，發生於舉國歡度春節之計，雖然經過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思想變遷，我們再也不會盲目遵循親有疾，藥親嘗，日夜侍，不離床這樣的儒家侍奉病中親人的思想。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還是有不少人，在知道自己患病，或知道自己有患病風險的時候，仍然要趕回家過年，要給長輩、親朋拜年，要與親人各種聚會。而一些病患，病毒攜帶者，或親人家屬，也幫著隱瞞病情，在這背後，其實也有“親親”思想的影子，是親親相隱在傳染病發生時期的體現。
隔離病毒不隔離愛
對這樣的情況，再尖銳的指責，也無濟於事。更好的做法，是用科學知識和相當的耐心，勸說這些人，學科學，懂科學，全面瞭解疫情傳播知識，瞭解相關防控措施的意義。同時，也要尊重和理解中國人千百年來形成的親親思想，這是國人倫理道德的根本，不能因疫情而斬斷。要告訴他們，在傳染病來時，隔離不見，不聚會、不相互走訪，才是對親人最好的愛與尊重。在對一些人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時，也要充分考慮人道主義精神，為親人之間相互聯繫，相互鼓勵提供條件。
只是，要做好這些工作，真的很難，確實有些難為各戰線上的抗疫戰士們了，向他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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