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亲”思想是中国温情社会的根源
这个星球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哪个社会，像中国人这样恋家顾家了。一个正统的中国人，不论在哪里工作，不论离家多远，到了特定的时候，总是将回家作为最优先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每年的春节前后，会令整个国家都必须严阵以待，因为要回家的人太多了，以致于每年中国的春运，都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迹。当然，除了过年要回家，中国人年老了，往往也希望在家里呆着，不愿意去养老院。生病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中国人也希望在家里呆着养病，和家人一起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当一个老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他往往哪也不会去，只想静静地呆在家里，迎来人生最后的时刻。
在这些“家”的依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那便是儒家“亲亲”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亲亲则是仁的基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仁是做人的根本，而亲亲又是仁最重要的表现。儒家把“亲亲”作为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感情，作为维系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纽带，“凡生乎天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如果没有亲亲之情，那么人便连禽兽也不如了，“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乎（《荀子.礼论》）？”
基于亲亲理念，演化出许多礼仪，在千百年传承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道德伦理的重要内容。如孝敬长辈之礼，亲人居家存问之礼，兄弟友爱之礼等。还有许多其他的道德要求，也从亲亲理念延伸出来，比如“父母在，不远游”，“亲所好，力为具”等。这些基于亲亲原则形成的礼仪、道德体系，令得中国的家庭成为充满温情的地方，给每个成员提供了心灵的慰籍。
二、“亲亲”原则在亲人病时的体现
当亲人生病时，往往是亲人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这时最需要亲人的关怀。在儒家思想中，对侍候病中的亲人，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令得家庭成为古代病人获得温暖和照顾的最重要的场所，对于帮助病人战胜疾病，恢复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儒家礼仪中，谈得更多的，是父母病后，子女应有的态度。“（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在《论语》中，虽然直接谈论父母疾病时，应如何对待的语句很少，但“事父母，竭其力”意味着如果父母病了，儿女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父母治病。在《礼记》中，父母生病时，要求就非常具体了，“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礼记.曲礼》”。也就是说，要因为心情忧虑，和忙于照顾父母，达到没有心情和时间梳头，不多说闲话，没兴趣弹琴鼓乐，食不甘味，不想喝酒的状态。别人说笑话也笑不起来，别人惹怒你也没精神骂他。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弟子规》里，儒家“亲亲”理念下的侍疾行动，就变成了“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
亲有疾药先尝
为了让亲人侍疾不怠的理念深入人心，掌握古代话语权的儒家学者们，塑造了许多孝子孝女侍疾的故事，撰写了不少诗歌文学来歌颂这些事。例如著名的“卧冰求鲤”成语故事主角，晋朝王祥，就是儒家学者塑造出来的典型，“（王祥）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晋书.王祥王览传》”。很是怀疑，《弟子规》那几句写的就是王祥的事。到了唐朝，更出现了“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新唐书.孝友列传》）”的极端现象。
诗文中，清人陈名发《题谢孝子东纬先生侍疾图，用乐府体》，写得尤其感人肺腑，特引全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酬答恩慈，百无一可。先生若曰，惟孝则颇。儿不愿致千金富，儿不愿觅万户侯，但愿长侍父母之春秋。
风雨一庐，父老而病。儿与父母，相依为命。父病儿忧千种并。一方洞见儿能医，祇为天亲意转疑。陈牲酒，祷神祇，血痕缕缕泪丝丝，回思心骨悲。
小人有母，又为造化小儿苦。手足拘挛两不良，声声愁绝听喔咻。儿手代母肱，儿足代母股。儿在母旁，母疾二分愈。
鸡三号，更五鼓，药鼎茶铛终夜伍。人怜一十八年长，儿恨一十八年光阴箭去弩。人绘先生事，我绘先生心。先生有知，许我知音，此意还质吾江阴。
三、当亲亲遇到传染病，麻烦便来了
温情的“亲亲”原则，固然能给病中的亲人带来温暖和关怀。可是，如果所侍之亲，得的是传染病，“亲亲”原则下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要求，便成为加重灾难的重要导火索了。
大疫来袭常常死伤枕籍
儒家学者，面对传染病，反对病人与家人分离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论语》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牗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是孔子去探视自己弟子冉伯牛时的言语，冉伯牛是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的人，所以孔子得知他生病后，非常痛心。这一段言行可以看出，冉伯牛得的病，肯定不是普通病，并且当时的人已经知道病人要与其他人适当“隔离”，然而冉伯牛却是居家隔离，且孔子去了还和他握手问候。后世考证，冉伯牛得的病，是麻风病，只能说孔子命大，“圣人百毒不侵”，否则他这种握手行为，岂能不被传染？
孔子讲学图
得了烈性传染病，不离家隔离，家人照顾，老师探望，其风险可想而知。当然，我们就这样指责孔子，指责冉伯牛，也不近人情。毕竟在那个时代，没有医院，没有公共卫生服务，也没有类似后来“疠人坊”一样专门供麻风病人隔离的场所，除了在家等死，甚而拉着家人一起死之外，估计冉伯牛和孔子等人，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儒家亲亲学说真正造成大问题，是在后世人们已经认识到将病人与所有人（包括家人）隔离，从而切断传染源，防止传染病扩散的必要性之后，仍然要以“亲亲”之理念，阻止相关制度措施的出台。其实，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发生传染病时，应采取比较严厉的隔离措施，甚至对于未患病的人，也要隔离。例如东晋时，就有这种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但这种做法，却遭到儒家出生的官员的严厉批评，“国家且如此，况民间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风，不仁哉！（《晋书.王彪之传》）”由于儒家学者在各朝代，皆掌控重要朝政大权和社会舆论，这种氛围，导致在唐朝以前，中国缺乏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收冶病人的机构。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疠人坊，早期更多是乡绅和其他社会精英，自发建设的隔离麻风病场所。
麻风病是催生诸多隔离措施的诱因
唐朝以后，由于佛教势力壮大，一些佛寺高僧在许多地方兴建了一些专门收留流浪病人的“悲田养病坊”，引起了当时女皇武则天重视，武则天见悲田养病坊在收容病人方面作用明显，下旨“置使专知（《续事始.病坊》）”，使得这种收留病人的机构，出现了官办色彩。但武则天退位后，玄宗早期为是否保留这一机构开展讨论，儒家色彩明显的宰相宗璟，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唐会要.卷四十九》）”，即政府不应该介入。从唐朝这一阶段关于病坊的争议来看，当时唐朝应该是有实力兴办一定规模的专收病人的场所的，毕竟寺庙都能做，以国家之力应该不会做不到，且有人认真提出要兴建这样的机构。但最终，这种机构却因为掌控大权，思维保守的儒家官员反对，一直未能贯彻落实，只在个别州府零星建了几个。
官不办公共卫生事业，士大夫信奉亲有疾，药亲尝，日夜侍，不离床的思想，民众受儒家舆论宣传，也因为“亲亲”思维支配，在亲人得病后极力亲自侍奉，这成为古代一旦发生传染病，灾难被迅速放大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史册中，常常能看到，大疫来时，“阖门死绝，无人收葬（曹树基《自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的现象，疫病本身传播是一个原因，亲人缺乏隔离意愿，也没有隔离场所，是更重要的原因。
儒家思想在对待传染病方面的这种保守思维，一直到晚清时期，才逐渐被打破。随着西方医学思想的引入，以及国人在科技、文化素养方面的提升，我们才慢慢意识到，面对传染病，“亲亲”或许要换一种表现方式，而不是药亲尝，不是日夜侍不离床。
后记
这次疫情，发生于举国欢度春节之计，虽然经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思想变迁，我们再也不会盲目遵循亲有疾，药亲尝，日夜侍，不离床这样的儒家侍奉病中亲人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还是有不少人，在知道自己患病，或知道自己有患病风险的时候，仍然要赶回家过年，要给长辈、亲朋拜年，要与亲人各种聚会。而一些病患，病毒携带者，或亲人家属，也帮着隐瞒病情，在这背后，其实也有“亲亲”思想的影子，是亲亲相隐在传染病发生时期的体现。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对这样的情况，再尖锐的指责，也无济于事。更好的做法，是用科学知识和相当的耐心，劝说这些人，学科学，懂科学，全面了解疫情传播知识，了解相关防控措施的意义。同时，也要尊重和理解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亲亲思想，这是国人伦理道德的根本，不能因疫情而斩断。要告诉他们，在传染病来时，隔离不见，不聚会、不相互走访，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爱与尊重。在对一些人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时，也要充分考虑人道主义精神，为亲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鼓励提供条件。
只是，要做好这些工作，真的很难，确实有些难为各战线上的抗疫战士们了，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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