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今天“王庶文講壇”將接著對

“禮學”進行討論,這是我對“禮學”講解的第幾篇文章,我自己都有一點亂不清了,不過這不能怪我。我遵循的原則是既然要講一個內容,就要講他講透,所以不得不分為幾篇文章,如果您感興趣,歡迎關注。

我們先進行簡單的複習:第一、“自我推銷與自由戀愛”都是“非禮”的行為;第二、唐朝盛行科舉以後讓很多讀書人都在考與不考之間糾結不斷;第三、禮儀的本質是矜持,作用是“以禮設防”。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知行合一”因何發生?

科舉屬於自我推銷的一種方式,在制度上鼓勵大家“自媒”,這讓一大部分讀書人產生了認知失調。人面對自己內心疾病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的做出心理調節,總要自我安慰一方,否則集體社會的精神分裂誰也受不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聰明人從儒學中找到了“經、權”轉化的理論,他們認為:“經”就是原則,“權”是靈活變化,我們既要有原則,也要懂得變通。雖然儒家最高綱領“禮學”不允許我們“自媒”,但是為了更高的追求,實現真正的“禮教天下”,變通一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很有今天雞湯文:“如果你改變不了世界,那麼就改變心態”的腔調。這樣必然帶來一個副作用,原來的經典不再是真理,轉變為了通往光輝彼岸的橋樑,在唐宋時期還好,到了明清,所有讀書人都看清了這座橋其實拆起來並不困難。

當全社會都瀰漫這種心態的時候,一些死心眼的人實在是看不慣。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王陽明。他的“知行合一”也由此發生,如果我們只是從學術角度去看王陽明,會發現他的學術實在是經不起推敲,甚至近乎荒唐,這個內容“王庶文講壇”已經講過三篇,大家有興趣可以翻閱。

他那麼講,其目的就是要改變那種心口不一的社會現象,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王陽明確實是一個篤信實踐的社會活動家。今天稍微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邏輯能力遠超明朝時期的古人,所以我們今天理解王陽明,實在困難,動不動就與“玄學”、“成功學”聯繫在一起,實在是遺憾。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現實與理論的脫節

我們今天說起王陽明,第一感覺就是“陽明心學”的開創者,是一名偉大的思想家。但是如果我們將視角切換到明朝,會發現王陽明的學術聲譽完全是來自“禮學”,這其實是有點另類的,因為理學三大經典《禮儀》、《禮記》、《周禮》都非常晦澀難懂,畢竟科舉那麼多年了,讀書人更願意去鑽研以“四書五經”為首的教材,而忽略其他經典。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禮學”是特定時代下的產物,社會在變,人們穿衣吃飯的各種細節,使用的各種器物都在變化,越往後“禮學”就越讓人感到陌生。就如同我們今天的漢服婚禮,如果真的按照“禮儀”操作,那麼純粹就是扯淡。

“禮學”既有“洪範九疇”這樣的意識形態綱領,也有接地氣的實際操作,再更進一步說“宗法社會”到了明朝早就解體了,原來的“禮不下庶人”逐漸往“禮下庶人”的方向發展,

把“封建制度”下那套貴族的行為操守,普及到老百姓身上,實在是不太合適。

從這一點我們不難分析出,其實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還有改變“禮制”,與時俱進的含義在裡面。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宋朝的與時俱進

早在宋朝司馬光和朱熹就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是政府總會有顧慮,如果把禮儀搞得太簡化,自然會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口實,說這不符合古禮,那裡過於草率等等。所以宋朝推行的《五禮新儀》實在把老百姓難為死了。

如果按照這套規範,一般人家根本置辦不起婚喪嫁娶所需的器物,最要命的是這套規範裡的行為操作實在困難,誰上東邊臺階,誰上西邊臺階,誰先邁腿,誰後邁腿,先邁哪條腿,後邁哪條腿都一一規定,半點不能錯,我們可想而知當時人生活有多麼不自在。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這套規範最終還是被廢棄了,倒不是說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突然良心發現,而是引起了兩個誰也惹不起的人嚴重不滿,

先是司馬光,他率先編訂了《司馬氏書儀》,裡面雖然還存在不少古禮,但是相較《五禮新儀》已經簡化很多,所以流傳很廣。

後來朱熹又將《司馬氏書儀》的內容再度進行簡化形成了《朱子家禮》,這本書的出現才算是徹底解放了窮苦百姓,讓他們不再受繁瑣禮儀的折磨,在當時算得上是第一等接地氣的典範,一切從俗從簡。

比如在以前女子嫁人以後,要等三個月才能拜祭祖宗,承認這個女子是夫家的人,朱熹大筆一揮:“三個月,吃錯藥了吧?”直接改成三天;再比如少年的成人禮,如果按照《禮儀》規定,要用《周易》算出吉日,才能行禮,朱熹也說:“扯淡,隨便一天就好了”。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人心向簡,大道至簡,最終《朱子家禮》大行其道,成為了民間大部分的禮儀規矩。如果當初沒有《朱子家禮》的出現,儒家的地盤很有可能早已被佛、道兩家瓜分殆盡,朱熹在某種程度上守住了儒家不小的地盤,它的影響力至今依舊存在:我們熟悉的祠堂就是《朱子家禮》的創新。

元朝統治以後,中原文化對外吸收了蒙古人的養分,百姓的生活方式在變,社會的結構在變化,但是明朝依舊有很多食古不化的人存在,比如嘉靖皇帝作為旁系繼位後,就因為稱呼自己的父親,應該叫“爸爸”,還是“叔叔”的問題與大臣們爭論不休,所以王陽明很有從“禮學”上重新制定“禮制”的想法。

這也是“知行合一”發生的契機之一,“知道”的事情不是不願意做,而是“做不到”。不過,遺憾的是王陽明並沒有司馬光和朱熹那樣的學術素養,只是喊出一句“天理即是人慾”,這讓很多人產生了誤解與曲解,關於這個內容就留給下一篇吧。

“禮學”也要與時俱進

好了,“關於禮學是如何與時俱進”的內容就到此結束吧,今天的內容您只需記住三點:第一、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針對“科舉”的“自媒”導致讀書人認知錯位所發,其中也有讓“禮制”與時俱進的思想;第二、“禮學”在宋朝面臨理論與現實脫節的情況;第三、《朱子家禮》真正做到了“禮下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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