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人間誰是英雄？有釃酒臨江，橫槊曹公。
在中國歷史上，褚少孫、荀悅、司馬彪、袁宏、范曄、李延壽、吳兢等，都是河南人。
荀悅
荀悅撰寫了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出身名門，是戰國時趙人荀況的十三世孫。
12歲就能講解《春秋》，48歲才作為曹操府上的幕僚，在曹操到洛陽迎接漢獻帝遷都許昌之後，荀悅就被提升為黃門侍郎，為漢獻帝傳達詔命，因其才學被提拔掌管皇家圖籍。
荀悅在朝中做官，志在輔佐天子，維護漢室，而曹操專權，挾天子以令諸侯，荀悅感到才學智謀無所用，他借古諷今，對前人的道理加以申述，著作《申鑑》表達自己的政見。
聖王治理國政，第一是承奉上天，第二是端正自身，第三是任用賢人，第四是愛惜人民，第五是修明制度，第六是建功立業。
承奉上天要允誠，端正自身要有恆，任用賢人要堅信，愛惜人民要勤力，修明制度要可行，建立事業要持久。
荀悅認為要使天下太平，先要去除四種病根，然後振興五種政事。所謂四種病根，第一是虛偽，第二是自私，第三是放縱，第四是奢侈。虛偽就敗壞風俗，自私就破壞法制，放縱就越過常軌，奢侈就破壞制度。
再就是病根去除，才能推行政事。所謂五種政事，一是振興農桑以養其生，二是審察好惡以正其俗，三是宣揚文教以章其化，四是建立武備以秉其威，五是明確賞罰以統其法。
荀悅不僅是一個有志於經世致用的政論家，而且也是一個有鑑於以史“資治”的史學家。他認為必須重視修纂歷史和利用歷史經驗來為當前的政教服務。
荀悅編成《漢紀》，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在編纂上很有創新意義。《漢紀》選材，有五條準則，一是達道義，二是彰法式，三是通古今，四是著功勳，五是表賢能。
荀悅是漢儒正宗史學家，《漢紀》的史論特點，往往與《申鑑》的政論觀點相互貫通，又能緊密結合漢史，細品其觀點和特色：
一是論劉邦的“決策”，荀悅立策決勝，講究形、勢和情。
二是論君臣為政的是非得失，著論“六主”、“六臣”，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
三是論教化與刑法的關係。教化與刑法並用，至於先後順序要因時制宜，還要看具體情況，並且在施行時，必須很簡略，然後才逐漸完善和嚴密起來。
四是論天人“三勢”，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成者。
袁宏
袁宏出生於世代為官的封建家庭，自幼有機會接受教育，他勤奮好學，愛好文史，善作詩賦。
袁宏才學出眾，升任大司馬桓溫府的記事參軍，曾倚立在馬前起草文告一揮而就。作《北征賦》，賦末尾分列陳述隨從晉室南遷諸多民臣的德行，但故意不記載桓溫的父親桓彝的事蹟。
其實《北征賦》中既表達了對桓彝生前蒐集人才、知人善任併為宣城內守時死於蘇峻之亂的道義讚揚，但實際上又以桓彝的亡身之節對桓溫竊取東晉政權的野心進行了諷刺。
從其著作就可以看出袁宏為人性情剛直不阿，袁宏向來被桓溫禮遇，但是桓溫對他並不信任，所以他的職位不高。袁宏與桓溫之間的微妙關係，也是當時世族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複雜矛盾。
袁宏所著《後漢紀》，與荀悅的《漢紀》齊名。這是一部起自王莽天鳳四年狼牙呂母起義，終於東漢獻帝延康元年曹魏代漢，以編年記述了東漢十二帝前後兩百多年的歷史。
《後漢紀》全書三十卷，大約二十一萬多字，袁宏採集成書，史料翔實，剪裁得當。從《後漢紀》的編纂可以看到袁宏的史學才能。
比如，袁宏一方面寫呂母、赤眉、新市、平林的先後起兵，王莽的敗亡，還有隗kui囂、公孫述等七八支武力的自立為雄；另一方面，寫了漢光武的部將鄧晨、李通、竇融等幾十人的相繼出現及其生平功績，這40年左右的歷史，頭緒繁雜，人物眾多，世事紛擾，在他筆下卻寫得有條不紊。
再比如，書中後六卷，記述了漢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起義失敗以後，外戚、宦官的爭權相殺，董卓入京廢少帝立獻帝的動亂，各地軍閥割據混戰，曹操得勢當權，赤壁之戰以後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最終招致曹魏代漢和“劉備自立為天子”。這三十多年的歷史，也寫的詳細、生動精彩。
袁宏在編纂上發展了荀悅以連類列舉、通比其事的史法，書中把時代相近的同類人物適當地寫在一起。在內容上，喜愛品題歷史人物的人情風貌和記述世族名士的清談言行；在史論上，不僅致意宣揚正宗儒學的名教觀念，也受到玄學和佛學的思想影響。
袁宏治史特別強調史學的政治意義和鑑戒作用。按照袁宏的主張和看法，史學家的任務和衡量著作的準則，從封建倫理上來說，就是要堅持“篤名教”，袁宏比以往史學家更加公開地宣稱史學必須加強從倫理上和政治上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
袁宏在《後漢紀》著論的重點，往往圍繞君臣關係的問題。大都是長篇大論，反映出他“天人合一”說的史學思想。
除此之外，袁宏還作《三國名臣頌》，也是打著名教的旗號，對漢末到三國時代荀彧、諸葛亮、周瑜等二十位名臣，一一做了論贊。袁宏還論載歷史人物專著。
桓溫病逝以後，袁宏被召進朝廷為吏部郎。任東陽太守的當年，49歲死於住所。
范曄
在東晉朝廷要職範泰家中某天一個嬰兒呱呱墜地，孩子一誕生在廁所裡，額頭就被磚塊碰傷，因而範泰夫婦就給他取乳名為磚，這個磚兒，就是以後著名史學家的范曄。
范曄就是出生於這樣一個有著家學淵源的仕宦之家，不過，他只是範泰的一名庶子。在當時，嫡庶之別，是區分家族成員尊卑貴賤不可逾越的，加之范曄誕生於混濁的廁所裡，他從小就受人歧視，連他哥哥都很厭惡他。
這些讓范曄很早就開始形成耿介倔強、憤世嫉俗的氣質。
范曄會寫文章，又通曉音律，善彈琵琶，還擅長書法，能寫的一手很好的隸體字，可謂才華橫溢。
35歲時，碰上彭城王義康生母鵬城太妃去世，出殯的前一天晚上，義康往日的僚屬在相府聚會，恰巧范曄的弟弟、司徒祭酒範廣淵在相府值班，范曄借宿在那，與同僚們夜中暢飲，推開北窗聽輓歌取樂，范曄被貶。
突然遭遇這一意想不到的打擊，范曄抑鬱憤懣不得志，於是潛心研究歷史，著手撰寫《後漢書》。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范曄終於寫成了一部上起光武、下迄獻帝的近兩百年曆史，有紀十卷、傳八十卷的宏編鉅著《後漢書》。繼承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優良傳統，《宋書》、《南史》的《范曄傳》，都強調他“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要知道，用神學唯心主義觀點去考察歷史，這是正宗史學的一個基本特徵。范曄在反對宗教神學的同時，又非常注重人事，重視人的歷史作用。主張無神論，堅持用人事觀點去考察社會歷史問題，確實難能可貴。
范曄個人出生的際遇和宦海的沉浮，使他逐漸形成了不合於俗的品質。范曄不僅抨擊阻礙歷史發展的邪惡勢力，而且大力頌揚那些敢於和這種惡勢力鬥爭以致遭受迫害的人們。
重視歷史評論，實為《後漢書》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篇末的後論，二是部分篇首的序論。接著後論或在篇末中，便是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的贊，論贊內容廣泛，言簡意賅。
除了評論軍國大事，褒貶歷史人物，表述撰著意圖等之外，最重要的是對歷史變化的趨向與特點的探索。范曄根據東漢的歷史特點，撰寫了新的紀傳。
本來，《史記》、《漢書》除呂后立本紀外，其餘后妃一律進入外戚傳。范曄則將后妃與外戚分開敘述，專立《皇后紀》。
《列女傳》是范曄的首創，把婦女列入書籍，為著名的女史學家班昭、才華出眾的女詩人蔡琰立傳，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大進部。
范曄的《後漢書》，除了寫成紀傳之外，按照原計劃還擬寫十志。范曄既深受宋文帝和許多有識之士的賞識，又引起了一幫利祿之徒的嫉妒與痛恨，更是引起了權貴們的仇視。他們處心積慮陷害范曄，欲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快。
范曄曾寫了一篇與親人的訣別書，實際上為《後漢書》留下的自序，就是他一生的總結，就是這一書信寫成後不久，范曄慘遭殺害，去世時只有48歲。
吳兢
吳兢的家世不大為人所知，少年和青年時代勤學刻苦，交友不多，早年只和魏元忠、朱敬則二人來往。
吳兢29歲那年，魏元忠出任宰相，四年後朱敬則也出任宰相，由於其舉薦，吳兢在這期間被授予直史館的職務，參加修撰國史的工作。
武則天任命撰寫《唐史》，要求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誡。這是吳兢擔任史職後第一次參加的大規模修史活動。從此，他的眼界開闊了，並與唐史的研究和撰述結下了不解之緣。
神龍三年，太子李重峻謀反，韋后以追究同謀為藉口想乘機陷害中宗之弟相王李旦，吳兢大膽進言為李旦辯護，可見其膽識，洞若觀火。
後來，吳兢同其他人一起撰寫《則天實錄》，隨後，升為起居郎，併兼修國史。玄宗繼位後，吳兢一度擔任水部郎中。吳兢還上疏唐玄宗不用“堵塞直言”，鼓勵”皇上能夠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的人。
在武則天長安年間至中宗景龍年間，，劉知己因不滿於國史修撰工作，所以一度曾把撰寫國史的事託付給吳兢。為了維護友誼，也為了成全朋友的撰述志向，吳兢不能不接受。
在鄉里為母親守孝期間，吳兢始終沒有停止對唐史的研究和撰述。這也是他的宏大計劃，一方面參與國史編撰工作，另一方面又執行自己的著述計劃：以個人的學識和精力寫兩部本朝史，一部叫做《唐書》，一部叫做《唐春秋》，前一部用用紀傳體，後一部用編年體。
後來，玄宗下一道赦令，通知吳兢在集賢院完成他的兩部唐史著作。吳兢有機會第三次進入史館工作，不過這次他並沒有兼任史職，，更為遺憾的是，他在史館裡還沒來得及把撰述工作做完就被貶官了。
年近花甲的吳兢遭遇貶官，固然惆悵萬段，但他並沒有從此消沉下去，尤其沒有停止手中的筆，因為他還有另外的撰述任務需要完成。
十多年的宦途生涯中，吳兢對現實社會有了更多的瞭解和更深刻的認識，他一生中最後一個任職的就是擔任玄宗第27子恆王的老師。時值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為相，嫌棄他衰老，始終不用，這也成了吳兢晚年生活中的一大憾事。
吳兢最終在家中去世後，兒子將《唐史》手稿八十多卷獻給朝廷，這是吳兢留給唐代史學的最後一筆”遺產“。
司馬彪
司馬彪大約生於曹魏正始年間，生在西晉宗室之家，是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這樣說可能還不熟悉，司馬睦的父親司馬進，是司馬懿的胞弟，可見其出身地位不一般。
憑藉司馬氏家族的顯赫地位，司馬彪本應立為世子繼承王位，但書上記載他好色薄行，還有什麼原因不得而知，實際上他父親將他過繼給別人，由此斷絕了司馬彪廕襲王位的道路。
少年時代的司馬彪，篤學不倦，青年時進入士林，最開始當過騎都尉的小官。司馬彪不像司馬遷、班固那樣父子世業，家學淵源，他的父親既沒有留給他榮華的地位，更沒有學術的薰陶，而他自己卻能少年立志。
被親身父親冷落的處境，促使他排除宗室勳貴間的煩擾，專精於學習，趁著青春年華，博覽群書，積累了淵博的學識，因而在學術上“綜輯逸文，垂諸不朽”，做出了重大貢獻。
司馬彪平生著作繁多，其中《續漢書》就是他的史學代表作。
司馬彪以一代良史自任，出於一個史家的責任感，討論叢書，綴其所同，修撰完整的東漢史。他同樣採取紀傳體例，起於光武帝劉秀這位世祖，終於漢獻帝劉協，前後兩百年，綜合上下，貫通庶事，寫成紀、志、傳，全部83卷的《續漢書》。
在司馬彪之前，就有紀傳體東漢史《東觀漢記》、《隋志》，在司馬彪之後，有華嶠等撰寫的《後漢書》。保存在《後漢書》中司馬彪寫的歷、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上承班固的十志，又綜合各家記載，相當完整地提供了東漢典章制度的寶貴材料。
司馬彪的一生，是在篤學不倦、博覽群書、辦事撰述中度過的。他通古博今、十分勤奮，除了《續漢書》之外，司馬彪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九州春秋》，這是一部記載東漢末年各州軍閥割據混戰的史書。
李延壽
在《二十四史》的眾多作者中，並非奉詔撰寫而又獨立完成兩部正史的只有一人，這就是他們初史學家李延壽。
歷史上說李延壽是居相州，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隋唐時就在河南安陽。李延壽出生的時候，父親李大師可能正在擔任冀州司戶參軍的官職，負責管理一州的名護。要說李延壽，必須提到他的父親李大師。
李大師的少年時代，是在南北朝分裂對立的環境中度過的。青年時代的李大師，是一個能夠刻苦讀書，善於思考，有自己獨立見解的人。然而，大概是對於幻途曾經寄予過多的希望，和隋末的動亂沒有安下心來致力於著作這件有意義的事情，直到遇到同情和看重自己的楊恭仁，而楊家又賦以藏書。
於是，多年的夙願又萌發起來，他如飢似渴地飽覽楊家藏書。當時他特別認真的閱讀有關南朝宋齊梁三朝的史書和北魏的史書，而其它南北各朝的史書則無所得。
楊恭仁奉詔入京，李大師又帶著茫然的心情回到西會州住宿，計劃不得因而中輟。直到唐王朝頒佈了兩次大赦詔書，前一次是玄武門事變後，高祖李淵立李世民為皇太子，頒佈的後一次是李世民繼皇帝位而頒佈的。
過了5年流亡生活的李大師幸逢大赦，千里迢迢來到京城長安。在長安期間，他可能以已經在朝任職的兒子李延壽相聚了，一些日子也可能請封德彝、房玄齡二人多多照應入世未久的兒子，然後他就收拾行裝東歸跟離別多年的老妻子團聚。
李大師家中有許多藏書，已是他沉浸在改編南北朝史的工作之中。但平靜的住宿工作只進行了一年多時間，享年59歲的時候去世，臨終之前他也沒有完成自己的著述任務，實現幾十年的夙願義務，為沒齒之恨。
正是父親李大師”編年以備南北“的著述之志和他終於引為”沒齒之恨“的這件事，深深觸動了年過而立的李延壽。
從歷史上看，司馬遷班固都是繼承父親的未竟事業，而寫出了《史記》、《漢書》這樣的名作。從現實來看，本朝的李百藥在貞觀元年奉詔撰北齊史，以期完成其父李德林所開創的撰述工作。而貞觀三年，姚思廉奉詔撰《梁書》和《陳書》，這同樣是在做他父親沒有做完的事情。
所有的這些，也不能不深深的觸動著李延壽。貞觀三年唐太宗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工作，李延壽沒來得及服孝，三年就被召入京參加修史工作。當時負責隨書修撰工作的是魏徵，參加撰寫的有顏師古，孔穎達等人，而李延壽就被安排在嚴、孔二人手下從事修史工作。
由此結識了當時年富力強的史學家令狐德棻，李延壽受到了有益的薰陶，並對其未來的史學成就給予了極為可貴的支持和幫助。參加史館修史工作的機會，對李延壽來說還有一點同樣是十分重要的，這就是他有可能接觸到有關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的史料。因此，他在參加編寫《隋書》之餘，不分晝夜的大量抄錄這些史料。
貞觀5年，李延壽的母親又去世了，他不得不終止了正在加緊進行的工作，辭去史職回家辦理喪事。
貞觀10年的時候，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已經撰寫完，但李延壽遠在蜀中，無法讀到這一批最新的史學成果，這無疑是很大的缺憾。
到了貞觀15年，李延壽奉詔入京任太子屬官，就是在這一年，對李延壽深有了解的令狐德棻推薦他參與重修《晉書》的工作。
貞觀17年，令狐德棻因受太子謀反牽連而被免職。事有湊巧，褚遂良奉詔修撰五代史，唐太宗同意召李延壽參加撰述。李延壽不免喜出望外，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在使館裡一部一部的來閱讀，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了，這幾部新近撰寫的史書在外界還沒有流傳，只有在使館工作才能夠讀到他們。
經過十幾年的準備工作，從這一年起，李延壽正式開始撰寫南北朝史。
掌握完備、周詳的資料。公務之餘他開始抄錄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等八朝正史。同時，又從這八代正史之外，查閱一千多卷雜史，李延壽打算把其中正是沒有講到的有關資料，也編寫到新的南北朝史中。
制定編寫的體裁和體例。早先其父親李大師計劃按照《吳越春秋》寫一部編年體的南北朝史。現在，在不改變父親撰述宗旨的前提下，李延壽打算採用紀傳體來編寫。
具體撰述起來，一個步驟是連綴和改寫，即把互不聯屬的南北各史按照統一的體例貫穿起來，並對一些紀、傳做重新的編制或改寫。另一個部驟就是刪減和補充，對原有南北八書中繁瑣冗長的部分作適當刪減，對缺漏和過於簡略的地方補充新的材料。
在完成《五代史志》和國史之後，李延壽把主要精力用於獨立撰述的南北朝史的最後定稿工作。為了對歷史負責，也為了表示對長期給予自己許多幫助的令狐德棻的尊重，李延壽首先把《南史》八十卷謄寫出來，送呈監國史、國子祭酒審閱。
在令狐德棻先後審閱了《南史》、《北史》以後，李延壽又普遍徵求了宰相們的意見，這才向唐高宗上表、獻書。李延壽回顧了自上古至唐初史學發展的情況，皇帝特別高興作了一篇序言。
仔細看《南史》、《北史》在編撰上、歷史思想上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點。
在編撰上，李延壽繼承了《史記》對於歷史的貫通精神，分別把南朝宋、齊、梁、陳和北朝魏、齊、周、隋作為兩個完整的歷史階段看待，在這之前是以前所有南北朝史中沒有的。
在歷史思想上，摒棄了南北朝史家所撰史書中的陳腐見解，對南北朝各個皇朝的統治者不論是出於何種民族，一概立為本紀加以記述。
在文字表述上，比較精煉、緊湊，只佔南北諸史總和的三分之一，便於閱讀和流傳。
李延壽在奏上《南史》、《北史》之後，又撰述了《太宗政典》，這是一部記述唐太宗時禮儀和歷史的著作，可能是在撰集武德、貞觀二朝國史時積累了若干資料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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