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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的人口規模也在刷新，出現了一些人口達千萬級別的城市。
2014年11月20日國務院發佈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確把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歸類為“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是一個相對較為新穎，並且較為中國化的術語。超大城市在國家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意義上，超大城市治理已經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
超大城市有何特徵？如何探索有效治理？超大城市治理對國家治理的意義何在？就這些問題，長江日報“求知”採訪了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趙孟營。
從現實狀況看，中國超大城市確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主要就是超大城市的居民、地域、設施、組織、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超常特性。
超大城市在於超常功能不只是人口多
求知：“超大城市”有哪些獨特性？僅僅是人口規模大嗎？
趙孟營：超大城市概念的提出時間不長，目前對超大城市的研究也還處於起步階段，現在要科學完整系統地描述超大城市的獨特特徵還有一定難度。
但從現實狀況看，中國超大城市確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主要就是超大城市的居民、地域、設施、組織、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超常特性。
譬如城市居民，超大城市的居民規模超常，居民的社會分化水平也超常，幾乎在每一個社會分化維度上都有較大規模的居民數量。
就城市空間而言，超大城市的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總量超常，空間關係的多元性超常，單位空間的承載內容超常，單位空間的價值維度超常；就城市“設施”而言，超大城市的設施種類和體量超常，設施的承載量、開放水平和脆弱性超常，等等。
此外，就城市文化來說，超大城市的文化多元性超常，亞文化的種類和規模超常，文化發育的自主性超常。
因此，與超大城市各類要素的超常性相伴生的，必然是超大城市的功能超常性。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城市的人口流、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等各種城市運轉之“流”的流量超常、流向複雜性超常、流程脆弱性超常。
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經濟社會發育水平在國家發展中處在領先地位，國家要求這些超大城市承擔支持其他相對落後地區發展的義務。所以這些超大城市的政府所管理和服務的“公眾”，既包括城市及周邊地區居民，以及在本城活動的非本城居民，還包括許多“遙遠”地區居民這樣的“間接”管理和服務對象。
超大城市的複雜性遠超一般城市
求知： 超大城市可能帶來哪些治理挑戰？
趙孟營： “超大城市治理”無論是在城市的意義上，還是在治理的意義上，都是與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實踐有著緊密聯繫。近年來，很多學科領域專家都關注到了這一主題。比如超大城市的行政運行，主要關注政府如何實現對超大城市的有效管理；比如超大城市的規劃，主要關注超大城市如何實現空間合理佈局。
還比如，超大城市的環境保護，主要關注如何有效防止超大城市的環境汙染；超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主要關注如何有效控制超大城市的人口流動。此外，還有如何理解超大城市治理基本難題和瓶頸，以實現良性社會治理和社區治理。
隨著各類研究的不斷深入，必將極大推進和完善超大城市運行、不斷優化超大城市的發展規劃、不斷美化超大城市的生態環境、不斷改進超大城市的社會關係。
求知：相比於一般城市，超大城市治理的複雜性和特殊性體現在哪？
趙孟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行政、公共事務和公共輿論。行政方面，一方面是超大城市的政府的責任邊界，超越了任何一般意義上的城市行政區。另一方面，超大城市政府的行政權力邊界，依然保留在常規意義上的行政區域內。
舉例來說，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經濟社會發育水平在國家發展中處在領先地位，國家要求這些超大城市承擔支持其他相對落後地區發展的義務。所以這些超大城市的政府所管理和服務的“公眾”，既包括城市及周邊地區居民，以及在本城活動的非本城居民，還包括許多“遙遠”地區居民這樣的“間接”管理和服務對象。
公共事務方面，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務，如何既保證有限的投入和管理能夠支撐超大城市內部正常運行，又要確保無限開放的服務對象有效分享超大城市公共事務的便利。這個難題幾乎在所有超大城市都存在。
公共輿論方面，既要合理引導超大城市的公共輿論，又要確保不同輿論主體的意見能夠充分。這個難題在所有超大城市中都有不同表現。
超大城市內部的社會構成複雜，所以超大城市必須做到周密、靈敏、高效。周密就是不遺漏、不忽略任何微小居民群體，靈敏就是迅速反饋各種城市信號的能力，高效就是能及時清理城市運行的障礙、解釋解決各種具體問題。
超大城市要確保居民的幸福感獲得感
求知：有效治理超大城市，我們應該怎麼做，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趙孟營：首先，因為超大城市內部的社會構成複雜，所以超大城市必須做到周密、靈敏、高效。周密就是不遺漏、不忽略任何微小居民群體，靈敏就是迅速反饋各種城市信號的能力，高效就是能及時清理城市運行的障礙、解釋解決各種具體問題。最大限度避免“小概率、高風險”事件常發，保證超大城市運行順暢。
超大城市居民的需求超常複雜，對此，超大城市的公共政策體系必須科學化、公平化、契合化。所謂科學化，是指政策供給要以居民需求的客觀事實為依據，既防止過度供給，又防止供給匱乏。所謂公平化，是指堅持供給品質一致，既防止供給特殊化，又防止供給低劣化。所謂契合化，是指既防止所給非所需，又防止所需未所給。最大限度真實滿足超大城市居民需求，確保維持超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必須實現精準化、精細化、精明化。精準化是指公共服務能夠覆蓋服務對象，不錯位也不缺位；精細化是確保每一位服務對象都能獲得恰當的服務，防止滯後、失效、失靈；精明化是指交易成本最低化，提升公共服務“性價比”。確保公共服務充分合理，維持超大城市居民的獲得感。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從農村國家向城市國家的轉型過渡期。在這個意義上，當下的超大城市治理，實質上就是未來國家治理的序曲；當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的難題，其實就是未來國家治理的全國性難題。
超大城市的難題將是未來的全國性難題
求知：探索超大城市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價值體現在哪？
趙孟營：超大城市的超常性，不僅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前所未有，而且在世界發展進程中也前所未有。即使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也未曾經歷過如此體量的中國式超大城市發育階段。
這就意味著，超大城市的發育，衍生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解決的各種最前沿、最複雜的問題，是一種具有超前意義的獨特現象。
超大城市治理的探索，對國家治理至少具有兩個重要的基本價值：一個是參照價值，一個是引領價值。參照價值是指超大城市治理實踐將為未來國家治理提供經驗積累。引領價值是指，超大城市治理中出現的城市層級的新現象、新問題，也是未來國家將面臨的國家層級的新現象、新問題。
求知：怎樣理解超大城市治理對於國家治理的前沿性或超前性，能否具體談談？
趙孟營：中國長期是一個農村人口和農業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工業化開始，中國在保留了農村人口和農業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同時，逐漸擴張了城市人口規模和非農業人口規模。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從農村國家向城市國家的轉型過渡期。在這個意義上，當下的超大城市治理，實質上就是未來國家治理的序曲；當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的難題，其實就是未來國家治理的全國性難題。
事實上，從超大城市治理本身來說，如果依照常規城市治理，超大城市的很多困境和難題是根本無法解決的。因此，要解決超大城市治理難題，必須讓超大城市治理上升為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國家治理最前沿的組成部分。
遠源流暢
人類自古都是分散居住，所胃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就是說國家所有的地方，都要得到充分的利用。地區之間優勢互補，各居一方，相呼相應。
如果全國人民都擠入大城，不利於國家發展，國土得不到充分利用，吃的，喝的來回運輸，造成壓力，浪費能源，安全事故頻出。物價加上運費，造成市場價高，產地產品賣不岀去，嚴重打擊農產品生產的積極性。
人口過度集中，一但遇上瘟疫後果不堪設想
人口過度集中，一但遇上天災後果非嚴重。
人口過度集中，一但遇上……預科不到的事件……
總不讚稱人口過度集，或特大城市，最好還是分散居住為易。
北朝一人
城市越大越繁榮同時也越脆弱，
7173252433467某人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意味著社會的人才精英和資源積聚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激烈碰撞，會極大的推動人類社會生產效率,為更多新的商業模式生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要超越或部分超越發達國家，需要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上做文章。當然事物都有兩面性，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不可避免的會帶來一些城市病，但這不是主要的，事物的發展有著本身自己的邏輯，發展中發現的問題需要和發展的實際去解決。
hrj雜記
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人們更傾向選擇“慢生活”，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人會更多來提升自己的能力，追求高學歷，推遲結婚和生育，對於下一代重質不重量，更願意投資教育，人們傾向於與人建立長久的關係，計劃長遠的未來。
在人口密度小的地域裡，人們選擇了“快生活”，每個人可利用的資源更豐富，生活成本小，人們傾向於早婚早育，重視下一代的數量，對每個孩子的投入相對減少，活在當下，儘可能的去利用身邊的資源。
沉迷煥想
交通，人口，環境，房價，等等高負荷運轉
用戶馬上封候
帶來了，，，，，，，差距吧
飛翔的希望丶天馬獸
我只想說無論大城市還是超大城市如何發展，農村都是必須存在的，我們的政權就是從農村包圍城市建設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