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给大明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静心匠道


我是北派说书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土木堡之变,是以瓦剌6.5万大军对大明帝国的25万大军的捶打,俘虏了明英宗而闻名,它确实给大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让大明的权利架构改变,在说书人看来,土木堡之变,给大明带来了以下后果。

土木堡之变,让曾经对外咄咄逼人大明帝国战略攻势变为了战略守势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帝国曾经朱棣下的众精锐队部机会毁于一旦,毕竟当初大明帝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这些精锐之师一旦覆灭,面对北方的鞑靼和瓦剌,也只能守在长城上,警惕他们进犯。

土木堡之变,改变了朝中势力结构

我们知道,当初的宋朝,就是重文轻武,导致的军队战斗力低下,经常受那些文官集团的鸟气,但是大明帝国之所以前期强势,那就是因为随朱元璋,随朱棣南征北战那些将军及大臣们的圈子,也就是勋贵集团,土木堡之变后,这些人几乎死绝,接着就是后来的诸如将万历、天启逼的有点恼火的东林党等等的文臣集团出现,梦幻般的步上了南宋的后尘。


北派说书人


土木堡之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明英宗被俘,二十五万大军被全歼,随征的文臣武将几乎尽数命丧他乡!

土木堡之变给大明带来的不仅如此,还有更长远的影响。

武将勋贵集团退出政治舞台,朝堂的权利开始失衡

包括明军精锐三大营在内的二十五万大军被全歼,大批的武将勋贵战死沙场,从此大明朝堂之上武将勋贵失去了话语权,留下的权利真空迅速被文官集团占领。

文官集团对武将的压制由此开始,文官对皇权的限制也由此开始。

朝堂之上的权利出现失衡,皇权对文官集团逐渐失去控制,直到东林党的出现,可以说是党争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对外的战略思想被迫改变,转攻为守

土木堡一战,大明精锐尽失,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三大营被歼灭,大明元气大伤,没有了继续主动打击蒙古的本钱。

由此,对外的战略思想开始由攻转守,大明也失去了开国的霸气与锐气。

后来满清的崛起也同大明“转攻为守”的战略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土木堡之变直接影响了大明后来的政治格局和战略格局,是大明由盛转衰的节点。


飞马观世界


土木堡之败让一直压制蒙古的大明朝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自朱元璋建国到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虏的百年间蒙古一直处于被压制的态势,土木堡获胜后他们对明朝的京师发起了进攻也做了一次伟大的尝试。

一个太监王振就改变了整个战局

从实力上看明朝明显更胜一筹,因为明军出动赖以闻名的京师五大营加上明朝几乎全部的一线部队总兵力超过了50万人。反观蒙古瓦剌部也先虽然也有号称60万骑兵但是精锐部队并没有明军数量多,只不过蒙古军的骑兵机动性强,利于其长途奔袭作战。

其实明军本不该去土木堡,就是因为太监王振要光宗耀祖才让明英宗改变了行军路线,加上明军不能踩踏庄稼和大雨的影响军队出现了严重的脱节,首尾不能呼应。也先的骑兵利用明军的缺陷从中路切断明军并采用奇袭的战术将明英宗朱祁镇俘虏。

土木堡的战败不仅让明军精锐尽失皇帝还被俘虏,从士气让讲两军直接拉开了差距,这也让也先有了攻打北京和明朝一较高下的信心。战役的失败对明朝的损耗极大,兵马钱粮和物质丢弃无数。

于谦守住了北京城扭转了战局的不利

此时的明朝还是足够的强大,明朝快速的将朱祁钰扶上了皇位并在北京和也先的蒙古军进行了大会战。明军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二线部队但是却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挡住了也先的几十万蒙古军,随后山东河南的勤王部队汇集京师。

在多路援军的包抄下蒙古军最终战败,也先率领残部退回了大漠深处,这场战役就此结束了。虽然明朝取胜但只不过是保住了京师北京城,从整个战役来看明朝的损失是惨重的,自此强大的明朝出现了走下坡路的痕迹。

朱祁镇复辟虽然没流血但也是政变

朱祁镇最终还是被也先送回了北京城,但是不甘心太上皇的朱祁镇在南宫一直在寻找机会。朱祁钰虽然是皇帝但是没有太子,在做了八年皇帝后年纪轻轻的他身体就出现了很严重的疾病。

朱祁镇联合了石亨、曹吉祥、徐有贞发动了夺门之变,虽然没有屠杀但是朱祁钰还是在软禁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此后朱祁镇将景泰朝的大臣进行了清洗,并重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官僚体系。

这场动荡经历了十余年,对明朝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后明朝对蒙古的政策也出现了转变由武力镇压变为了安抚和亲,此后明朝基本上解除了同蒙古的紧张局势,北部边防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


秋雨鲁北说历史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的一大转折点。

开国功臣与靖难功臣之后被一网打尽,文官集团自此坐大。精锐部队被一网打尽,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京师三大营被消灭,使明朝火器研发工作延迟若干年。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变后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来是皇权,武将,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后就文官势力开始大扩张,明后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变成皇权和文官两者对立了。皇帝为平衡权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强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监和文官争权。正德天启都是如此,正德还可以拉拢武将。二是挑动文官内斗,掀起党争而从中平衡。嘉靖万历都是如此,不过嘉靖有铁杆皇党严嵩,所以不用激化党争到万历末期那种程度。

明代政治权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彻底从根本上打断武将的脊梁,制定标志性的巡抚领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谦此人。关于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没有对外战争的王朝,武将的势力都会逐步减弱。明代的武将勋贵靠的是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战争是立下各种功勋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则通过科举,在任何时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发迹。所以说,在明代一统天下的时候,作为皇帝就应该适当的保护武将的势力。这样才能在和平年代实现文物平衡。最后明朝的问题不是重武轻文,而是“文视武为彘狗,武视文为寇仇”。

至于文官结党问题,则是另一回事。说简单点,结党不是不行,但结党的方式则要控制。掌握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的利益群体,其代言党派应该可以接受。像东林党这样带表某地区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党派则不能接受。不论东林党在史书里多么伟光正,无论其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事实上周延儒、钱谦益之流可说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导致北方产生大规模灾害,国家同时还要对东北用兵的情况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其党派带表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这个党派必然是奸党。

比如明末是以地区来分,像齐楚浙三党联合,东林党则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门的官员结成利益集团是必然的。所以说明朝皇帝才爱用宦官。宦官出身贫寒,没有家族的支持,而且身体残疾,很难与士大夫结党(明末阉党实际上是帝党,魏忠贤实际上是皇帝派出来整合齐楚浙等党派制衡东林党的)。

明代衰亡实际上开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变,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势力过大。架空皇室,插手军事,垄断朝政。基本上所有权利文官一把抓。勋贵武将这股政治势力被从肉体和制度上双双消灭以后,文官独大已经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之后明代的皇帝们只能靠调节文官内部冲突来干预国政。经历过嘉靖(主要靠首辅的任免更替),万历(靠调节党争来影响),天启(直接靠太监),如果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了解全面一些的话,就发现明代诸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些“昏君”们,被称为昏庸的行为下隐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后到崇祯被文官集团忽悠,几乎彻底沦为傀儡。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出征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50万大军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来的精锐,一夕覆灭,很是伤筋动骨。之后明朝对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态。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被歼,也就是从这时起,明朝的军事就一蹶不振,中间戚继光靠依附于张居正并自练军队而短暂复兴后,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因此,明朝灭亡,始于土木堡之变。




当代曹植


“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此战导致京营主力和功勋、武将集团几乎全军覆没,就连明英宗自己也沦为了瓦剌俘虏,更严重的是,此战直接影响了明朝的未来发展走向,为明朝中期开始的一系列变局埋下了隐患。

皇帝亲征惨遭战败,“土木堡之变”简述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兵分四路南下犯边,由于明朝边军久疏战阵,战局对明朝极为不利,尤其是大同方向,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塞外城堡,所至陷没”。边关战报传入京城后,明英宗也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不顾大臣劝阻率兵亲征瓦剌。

七月十六,明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抽调包括京营在内的50万大军(实际20万左右)从北京向边关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一日抵达大同。也先见明军十大,连忙收拢军队后撤,意图将明军诱入草原,以便于充分利用骑兵优势。

王振见也先后撤,认为对方这是畏惧朝廷大军,于是不顾镇守太监郭敬等人的劝说,坚持命令军队北进,结果以步兵为主的先头部队被也先精锐骑兵击败。王振听说前线战败,在兵力足有也先数倍的情况下,又以三万骑兵殿后,慌忙指挥军队后撤。

也先见明军后撤,便远远的缀在明军之后,鉴于明军数量太多倒也不敢贸然进攻。王振见也先并未追击,于是便又产生了轻敌的思想,突发奇想请求英宗在退兵之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也来个“衣锦还乡”。于是朝廷大军没有按照原路返回,继续过宣府从居庸关入关,而是选择向南过蔚州从紫荆关入关。

然而,向南走了一段之后,王振又怕大军路过损坏他家的田园庄稼,于是又率领军队北返按照原路返回,结果就因这段绕行,导致士兵疲惫不堪。到达宣府之后,也先趁明军疲惫之机发动进攻,3万殿后的明军被“杀掠殆尽”,再次遭遇大败的明军开始狼狈的向居庸关撤退。

八月十三,明军逃至土木堡,王振见也先并未追击,便命令大军在土木堡原地修整。尽管兵部尚书邝埜表示瓦剌骑兵行军速度极快,土木堡虽然地势较高,但无泉缺水,不利于大军驻扎,建议大军退回居庸关再行修整,但却被王振拒绝。

也先见明军停步不前,于是派军队占据了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的河流,断绝了明军用水,饥渴难耐的明军挖井两丈仍无用水,派兵前去取水却被瓦剌军所阻,大军只好忍饥挨饿稍作休整。次日,也先遣使诈和,之后率军主动撤退,结果王振不等瓦剌军队远离,便命令大军移营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顿时扑向河边,大军瞬间乱作一团。

见明军自乱阵脚,也先立即率军发动进攻,仓促之下明军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抵抗,顿时陷入溃败之中。此一战役,明军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明英宗被俘,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用铁锤砸死,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损失马匹二十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

“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对明朝未来走向产生极大影响

“土木堡之”乃是明朝立国以来的一个重要拐点,明王朝自此开始走向下坡路。那么,“土木堡之变”到底对明朝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1、朝野力量洗牌,文官强势崛起。随着王朝的建立、战事的减少,历朝历代均会在立国后不久由武功转入文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崛起进而压制武将集团乃是不可逆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但明朝却成为了一个例外。明初的武将、功勋集团先是经历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人的两次洗牌,本就损失比较惨重,而“土木堡之变”更是导致武将、功勋集团几乎损失殆尽,再加上于谦等大臣在之后北京保卫战中的优秀表现,明朝的文官集团自此开始迅速崛起,而武将、功勋集团则就此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朝堂上一家独大的文官集团,在明中期以后对皇权形成了极大压制,进而导致了皇帝只能通过宦官来对外廷进行限制,进而促使了宦官集团的崛起。


2、主力损失殆尽,战略重心北移。明初的京营乃是最为精锐的部队,卫所兵平日里驻守各地,轻易并不离开驻地,而历次出征主要以京营军队为主,朱棣五征漠北的主要军队便是京营,而“土木堡之变”时距离最后一次北伐不过刚刚过去25年,此时京营的战斗力还是极有保障的,结果一战损失殆尽。主力损失惨重,皇帝被俘,大明王朝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最后总在于谦的指挥下大明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但明朝战略重心的北移也就此成为定局,此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再也没有遇到外来威胁,但南方内地和沿海卫所的崩坏却不可避免的加速了,进而导致了明朝中期以来南方倭患的产生。

△夺门之变

3、朝廷急剧动荡,朝政日渐荒废。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也先想要利用他皇帝的身份南下,明廷方面郕王朱祁钰则在于谦等人的支持下,经过孙太后点头被扶上皇位,是为明代宗。之后明英宗虽然返回京城,但却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而明代宗在皇位稳固之后,则又改立太子,甚至为此不惜屈尊收买官员。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时,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又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扶立朱祁镇复位,而重登大宝之位的朱祁镇则杀了立下大功的于谦。之后,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大权在握,曹吉祥、石亨专横跋扈、培植党羽,弄得朝政一片乌烟瘴气,之后又发生了“曹石之变”。一连串的变故,导致朝政被荒废十余年,而民间的土地兼并等也开始泛滥,直接加剧了明中期的朝廷动荡。

△明朝战略收缩对辽东的影响

4、全面战略收缩,军事转入防御。虽然因永乐年间的连续对外出兵,明朝自“仁宣年间”就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明朝当时的军力仍然有对外打击能力,然而自“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军事思想变得更为保守了,再加上战马等军备的大量损失,明朝开始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被动防御,九边重镇开始成为明朝北部的主要防线。与此同时,东北部明朝的收缩,导致朵颜三卫最终占据了大宁地区,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而朵颜三卫的时叛时附,则又影响了明朝对辽东的经略。明朝的全面战略收缩,最为严重的影响就是导致明朝对辽东统治的全面弱化,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经略辽东的全面失败,这为明朝末期后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5、皇帝再难出宫,不解民间疾苦。皇帝被俘在历史上乃是极为罕见的事件,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此后明朝皇帝再也难出皇宫一步,而此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断绝了皇帝直接感知民间疾苦的可能,而只能通过外臣或厂卫来间接获知,而皇帝与外廷关系本就紧张,而厂卫则忙于和外廷对抗,因而皇帝与民间的联系几乎等于完全断绝。对于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来说,不解民间疾苦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怨四起,而这应该也是明朝中后期农民起义极为频繁的原因之一。

“土木堡之变”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明朝的未来走向,而它所带来的剧烈影响,则完全导致明朝开始由盛转衰。


香茗史馆


当年的土木堡之战,可以说是惨烈非常,明朝20万人左右的军队,死伤过半。甚至在混乱之中,死去的官员就超过了50人,至于马匹以及军备更是损失无数。但是在经历过土木堡之变后的明英宗却有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成长。

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政治的影响

在此之前,王振几乎独掌国家大权,张廷玉曾这样形容他:

“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

但是经历过此事之后,虽然明英宗重新上位之后并没有什么大的人员变动。但是明英宗对于李宪等这样的贤臣,态度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虽然他也错杀了几名贤臣,但是对于这些贤臣的重视也换来了他们忠诚的回报。在他们尽心尽力的辅佐之下,明英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并且明英宗延续了前任的策略,重新与外部割据势力打好关系,这样一来,不仅明朝的内部社会得到了稳定发展,外部也换来了和平,更有利于内部的稳定发展。不过明英宗再度上位之后,却因对宦官的过度重视,使得宦官集团的力量不断膨胀,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

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军事力量的影响

《明朝纪事本末·土木之变》中记载:“军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

也就是说在这一战之中,明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军事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断层。要知道明朝最开始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以主动进攻为主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以及多次的打击,再加上这一次的战役,明朝的军事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主动出击,变成了现在的只能被动防守。所以以前的明朝是从来不会修建边境的防御体系的,因为那时的他们足够强大,但是现在的他们只能防守了。并且由于军事力量的锐减,也没有多余的人手来守卫边境。因此明朝开始在边境修建大量的军事防御体系,并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备的防御体制。

为了尽快地提升军事力量,明朝的军事制度也进行了调整:改变了编制方式和募兵制度。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明朝几乎衰竭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和上升。

参考文献:

《明朝纪事本末·土木之变》

《明史》


六经三史


土木堡之变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以及内阁成员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从此进入了中后期阶段。

明朝土木堡之变

公元1449年(明正统三年),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土木堡之变”。

自从公元1387年朱元璋统一中原,将元朝残余势力驱逐到塞北以后,为解决军粮补给问题,在全国实行了且战且耕的军屯制,使军队成为担负作战、生产两大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为控制军队,又实行太监监军制,赋予太监与各级将帅同等的权力,从而形成将不如兵,兵不习战的状况,军队作战能力日趋低下。而与此同时,作为战败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却在塞北高原乘机崛起。1439年,作为部落首领之一的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并使其领地迅速扩展到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并建立起一支迅疾如风,能征惯战的强大骑兵队伍。

1449年7月初,也先认为攻明时机已经成熟,便以明廷刁难贡使和毁婚约为理由,发兵分4路攻明。自领一路约三、五万人直取大同。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久不习战,漫无纪律,又处于不知兵的太监郭敬节制之下,接连失利。7月11日,右参将吴浩兵败被杀;7月15日,大同总督宋瑛等4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迅传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乱。本来,也先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明廷边防据有重要的城镇塞堡。京师有数十万机动部队,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监王振为炫耀其威势,竭力怂恿9岁即位,是年仅23岁的英宗皇帝亲征,企图以此吓退瓦剌。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廉极力劝阻,吏部尚书王直也率文武百官谏阻。但王振不听。7月15日,英宗下令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和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大批文武官员,以及号称50万的唯一战略机动部队——京军亲征,并且不要准备,于即日出发。

由于抱有一厢情愿地“吓退瓦剌”的初衷,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出发前两天,才给每个官兵发放了1两白银及衣物、炒麦等物资。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临时从武库中拿出80万件兵器分发部队。平时存于库房中舍不得给部队使用的先进火器也匆忙拿出来配给部队。为了携运物资,给每3个人配备了1头毛驴,队伍中人驴参杂,混乱不堪。

7月16日,在兵将不相习,士兵不能熟练使用新配发兵器,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50万明军被一个“目不辨旌旗,耳不谙鼙角”皇帝和一个专横跋扈、一无所长的宦官指挥着,如用儿戏一般,北出居庸关,向大同前进。一路行阵如蚁,首尾难顾。出发前,明知此战必败的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但群臣惧怕王振,其谋难以实行。随行群臣中,英国公张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兵部尚书邝野也很有才干,但英宗不许他们参于军政,一切听由王振指挥。

军队出发之日即风雨交加。由于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不到十日,军中已绝粮”。为此,兵部尚书邝野等力劝回军,被王振“罚跪草中至天黑”。行动中,王振专横跋扈、作威作福,成国公朱勇等陈述事情,都需要“膝行听命”,众百官皆战战兢兢,唯王振马首是瞻。

24日,也先侦察得知明军主力出征的情形,佯装畏惧,主动北撤,隐蔽埋伏在塞外,纵明军骄兵,以寻找最佳作战时机。而此时,已到达战区的明军目睹尸横遍野,人人恐惧,皆无战意。8月1日,经风沐雨、饥饿疲惫的明军到达大同,但不见瓦剌军踪影。这时,王振仍要继续向北进军,以炫耀兵威。后来,镇守大同的亲信太监郭敬向王振密报了与瓦剌军交锋时惨败的情景,加之出征以来风雨一直未停,刚到大同又突降暴雨,人人惊异,王振这才决定撤军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经今河北易县西紫荆岭上的紫荆关返回;一条经宣府返回。经紫荆关返回,虽然路途略远,但易于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开始王振决定走紫荆关,并打算让英宗到其家乡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炫耀。当大军已经行进了40里时,王振猛然想想,军队路过时会踩坏其家乡的庄稼,便下令全军折返北上,改由宣府回京。这样,就使部队拐了一个弯,正好把明军的侧背暴露在瓦剌军的攻击之下,并因道路崎岖,使随行的辎重车无法跟上行进的队伍。众大臣纷纷劝阻,但王振不听,执意走宣府。

也先从侦查中得知明军状况,立即率军突入,跟踪追击,势如疾风。8月13日,已袭击长途辗转、饥渴疲惫的明军后卫吴克忠部,吴部匆忙交战,但不久即全军覆没。英宗得悉,急派成国公朱勇等率兵4万迎敌。朱勇有勇无谋,行至今河北新保安西北40里的鹞儿岭时,遭到瓦剌军的埋伏,又是全军覆没。

8月14日,惊恐万状、又饥又渴的明军退至今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距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没有进入怀来城。兵部尚书邝野急忙上疏,请英宗速入居庸关,并派精兵断后,但王振不报告英宗。邝野要直接求见,遭王振斥责。邝力辨,王振命人将他拽出。就这样,英宗只好同几十万大军在旷野就地露营。当夜,瓦剌军分数路包抄而来,将土木堡围住。

土木堡当时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位于狼山西麓,周围百里范围内,群峰耸立,地势很高。明军掘地2丈无水,堡南15里的一条河是唯一的水源,然而已被瓦剌军所控制。数十万明军断水,军心大乱。

8月15日,也先屡胜不骄,慎重决策,遂遣使前往明营讲和,并使军队后撤,行佯退之计,以麻痹明军。这时,明军已断水2天,兵马饥渴难熬。英宗见瓦剌军已退,又见使者前来,便让内阁大学士曹鼐拟制了同意讲和的诏书,派人与瓦剌使者一同前往瓦剌军营。这时,王振以为议和将成,便匆忙下令拔营,前往堡南的河里取水。一时间,明军人人争先恐后,阵势大乱。队伍南移不到三四里,瓦剌的骑兵就从四面围攻而来。明军惊恐,人人争先逃命,使指挥失灵。加之官兵不熟悉战前新配发的火器性能,无法使用,未经激战,即全军大溃。瓦剌铁骑左冲右突,大肆砍杀,明军死伤达数十万人。英国公张辅等50多名随从大臣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浮。英宗被俘前,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愤而击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失败的原因

此战,明军以50万对付瓦剌军的三、五万人,竟以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其原因,首先是最高层腐败无能。像战争这样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听任一个宦官摆布,如同儿戏,最后丧师辱国,连皇帝也成了敌人的俘虏。

其次是战略指导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进军中采取冒险主义,回师时采取逃跑主义。在后勤上,平时不进行战争准备,军队去搞生产,导致兵不习战,军队战斗力低下;战前没有后勤准备时间,临时匆忙地发放粮饷、衣物、武器,在士兵不熟悉武器装备的性能,缺乏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即匆忙出发;行程中后勤保障不力,还没到战场,50万大军就已经断了粮。一路上不仅自然界风雨交加,领导层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致使军心动摇;回军时,数十万大军扎营于没有水源的绝地,对远处唯一的水源又不加控制,使军队处于饥渴之中;轻信瓦剌和谈之言,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即匆忙移营就水,致使营中大乱,最后全军陷于覆灭境地,教训十分深刻。

土木堡之变的后果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变后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来是皇权,武将,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后就文官势力开始大扩张,明后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变成皇权和文官两者对立了。皇帝为平衡权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强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监和文官争权。正德天启都是如此,正德还可以拉拢武将。二是挑动文官内斗,掀起党争而从中平衡。嘉靖万历都是如此,不过嘉靖有铁杆皇党严嵩,所以不用激化党争到万历末期那种程度。

明代政治权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彻底从根本上打断武将的脊梁,制定标志性的巡抚领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谦此人。关于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没有对外战争的王朝,武将的势力都会逐步减弱。明代的武将勋贵靠的是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战争是立下各种功勋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则通过科举,在任何时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发迹。所以说,在明代一统天下的时候,作为皇帝就应该适当的保护武将的势力。这样才能在和平年代实现文物平衡。最后明朝的问题不是重武轻文,而是“文视武为彘狗,武视文为寇仇”。

至于文官结党问题,则是另一回事。说简单点,结党不是不行,但结党的方式则要控制。掌握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的利益群体,其代言党派应该可以接受。像东林党这样带表某地区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党派则不能接受。不论东林党在史书里多么伟光正,无论其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事实上周延儒、钱谦益之流可说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导致北方产生大规模灾害,国家同时还要对东北用兵的情况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其党派带表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这个党派必然是奸党。

比如明末是以地区来分,像齐楚浙三党联合,东林党则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门的官员结成利益集团是必然的。所以说明朝皇帝才爱用宦官。宦官出身贫寒,没有家族的支持,而且身体残疾,很难与士大夫结党(明末阉党实际上是帝党,魏忠贤实际上是皇帝派出来整合齐楚浙等党派制衡东林党的)。

明代衰亡实际上开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变,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势力过大。架空皇室,插手军事,垄断朝政。基本上所有权利文官一把抓。勋贵武将这股政治势力被从肉体和制度上双双消灭以后,文官独大已经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之后明代的皇帝们只能靠调节文官内部冲突来干预国政。经历过嘉靖(主要靠首辅的任免更替),万历(靠调节党争来影响),天启(直接靠太监),如果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了解全面一些的话,就发现明代诸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些“昏君”们,被称为昏庸的行为下隐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后到崇祯被文官集团忽悠,几乎彻底沦为傀儡。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出征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50万大军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来的精锐,一夕覆灭,很是伤筋动骨。之后明朝对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态。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被歼,也就是从这时起,明朝的军事就一蹶不振,中间戚继光靠依附于张居正并自练军队而短暂复兴后,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战争后期,蒙古兵马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明朝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这种思想至此显露无疑。虽然明朝:“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崇祯被大臣以这种思想逼得没法迁都,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明朝在这时候就一步步沉入灭亡的深渊。


大黄扯点历史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1449年,指的是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最终惨败,自己被俘虏到北方草原的历史故事。土木堡之变重创了明王朝,对明王朝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把它总结为以下几点,未必全面,欢迎补充:

一是军事行动遭惨败

土木堡之战中,随明英宗出征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无数文官武将战死,最为精锐的三大营被歼。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

二是朝野力量被失衡

土木堡之变前,明王朝的朝野存在两大集团: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双方相互制衡。土木堡之变几乎将明王朝的武将一锅端掉了,文官集团的势力迅速上3升。

三是国防策略有变化

土木堡之变后,防止北方势力入侵成为明王朝最重要的国防考量,一度放松了对南方海防的防守,所以后来出现了倭寇频频袭扰的问题。

四是明朝士气受打击

土木堡之变使明王朝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明英宗之后,明朝再也没有皇帝亲征的情形出现,也结束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反击,明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太湖县党史方志王茂华


土木堡之变直接导致了大明朝由盛转衰

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皇帝被俘,如果不是有于谦死守北京城,基本上又会重演南宋的悲剧。从这以后,从朱元璋开始到朱瞻基,几代人的努力毁于一旦,明朝开始衰败下去。

朱祁镇也映了网上那句话:走出半生,归来仍是昏君。


海洋望星空


  土堡之变发生时间在正统14(1449年)夏季。朱祁镇在王振的劝说下统兵五十万,在河北怀来县被也先击溃,自己也被俘获。

这是明帝国,开国八十多年来的一次重大事件,损失文臣武将一大批,基本上大明帝国的精锐都在这场战争中报销了。

八十几年建立的文武平衡在这次战疫中被打破,以后的武将在文官面前始终低一等,也导致后来,大明灭国的一个原因。

其一:明末武将不信任文臣,不是不无道理。

袁崇焕为了议和可以把总兵官毛文龙杀掉,让武将各个胆寒。到杨嗣昌提出跟后金议和,卢象升跟大批的高级武将就不同意,谁敢保证文官为了议和,不推出几个武将找几个罪名,给推出去砍了。

其二:三大营在这场战争中报销,关键的火器营灭亡,也极大的阻碍了火器的发展,重新组建火器营需要大量的磨合,才能生成战斗力。大家可以看辽宁舰,在海上十多年的实验,不都是为了各个舰种磨合么?虽然当时没有这么复杂化,但是一样需要各个人员的就位,跟组建,等于重现建立一套系统。

其三:对后来的皇帝本身也进行了一种限制。以后的皇帝想出皇宫很难,更别说带兵打仗了,蒙古骑兵袭扰边关正德要御驾亲征,文臣无一人赞同,各个反对,没有一个文臣愿意跟随,所以对这次历史事件,仅仅只记录了几句。

打完仗回正德缴获了不少蒙古武器,办了一次展览,没有一个文官到场。

后面的皇帝更惨,在皇宫内练兵,都要遭到文臣的反对,万历曾要练兵被文官集体反对了。

其四:明朝军队从主动进攻,变成了以后的主动防守,在一段的时间防守后,思维也就局限在防守上,只想着怎么防守好,怎么堵漏,不会有哪个武将,想着怎么杀进大草原,文臣到是把分化瓦解学得透彻了,但是军队失去战斗力,在以后的抵抗中把蒙古军队撵出去算是完事。

要是军队强大,大可以在边关少驻军,强大的军队就是威慑力,你来打我一次,我就去你打你两次,打一次让你记住一次,这就是威慑力。

  

  

  其五:造成了南北军不均衡的发展,一心发展北方军力,却忘记了南方,嘉靖年间,大把的海盗从海上过来,明朝居然没有军队能抵抗,据说有几百日本兵就跨越了几个省,在杭州西门登入,到了安徽境内又折回,等于围着南京转了一圈,居然没有遇到相应的抵抗。沿海的居民可以说是损失颇重。

  

  这就是土堡之变后,我总结对明朝带来的影响。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