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系列報道的第二篇，對美國記者 Randy Shilts 紀實報道《世紀的哭泣》的「文本重讀」。我們選擇《世紀的哭泣》的理由在於，它不僅細究了一個國家如何錯失了防控的黃金時期，也揭示了當悲劇發生時，患者與未感染的群體是如何在巨大的恐懼中分裂成兩個陣營，而科學又如何受制於時代的狹隘的。自上世紀 80 年代出版以來，《世紀的哭泣》試圖告訴我們的，至今仍然有效且有益，它的英文原名《And the Band Played On》既是諷刺，又是祝福。我們希望在閱讀完這篇推送後，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負面情緒能消散片刻，正如作者黃旭東所言，「倘若我們能把自己置身於友愛的政治共同體，那麼，無論最終科學在當下能解決到什麼程度，我們都不會過於恐懼」。
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事件的前一天，美國科技雜誌《Wired》刊發了一篇名為《對冠狀病毒的宣戰該降級了》（We Should Deescalate the War on the Coronavirus ）的文章。「恐懼、互相指責和對病毒採取軍事化行動都是徒勞的，我們最好適應週期性爆發的新常態」，該文作者社會學教授 Robert Dingwall 如是說。
為何不效仿我們今日對待艾滋病的篤定態度？Dingwall 在文章結尾發問。文章伊始，Dingwall 論斷我們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反應完全符合傳染病社會學研究創始人 Philip Strong 從黑死病和艾滋病疫情中發現的三種流行趨勢：恐懼，擴大化的道德審判、政治問責以及不管有多大意義都一定要做點什麼來消除威脅的心態。 在 Dingwall 看來，相比我們當初對艾滋病的反應，似乎當下對這一病症的反應是一種可借鑑的進步 ——接受艾滋病的暫時不可戰勝，接受它潛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然而，若論艾滋病於現今人類世界的狀況，從事艾滋病報道十多年、採訪過近 900 位艾滋疫情親歷者的 Randy Shilts 可能不會完全同意 Dingwall 的看法。Shilts 的紀實作品《And the Band Played On》（直譯《歌舞依舊》，中譯本於 2019 年 12 月出版，譯作《世紀的哭泣》，也不失切合原著主旨，下文統譯為《世紀的哭泣》）提出的問題是，憑靠美國傲視全球的綜合實力，為何艾滋病最初沒有在美國得到控制，反而蔓延？Shilts 認為，原因就在於不夠警惕和未及時採取有力的防控措施，直至過於恐慌的情緒紛至，現實已是「世紀的哭泣」。站在已知的時間點上評估過往得失誠然比處於未知的時間點上作出明智的判斷容易。然而，Shilts 的「馬後炮」的價值不僅在於提供了一個不同於 Dingwall 的批判性視角，更在於他恪守了一名新聞記者的本分，以近 50 萬字的篇幅，忠實還原了艾滋病傳播初期的全貌。瑣細的編年體例暗示了作者的態度，微觀大事件和大歷史中的個體和他們的遭遇，或許就是我們可以吃一塹長一智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
這些問題本來就要求我們具備從微觀上升到宏觀的慎密 —— 何以把一個個病症歸為新疾病？何以將其升級為值得全國乃至全球關注的流行病和公共衛生事件？這樣的慎密下，我們才能面向未來思考什麼才是當下恰如其分的反應和行動。
和書名一樣，《世紀的哭泣》開篇頗具戲劇張力：1985 年 10 月，一代巨星 Rock Hudson 的死終於讓社會各界廣泛意識到艾滋病的威脅近在咫尺，不再事不關己；
忽然之間出現了要上學的艾滋兒童，要工作的艾滋勞工，出現了急需經費支持的科研人員。彼時，距離美國第一位同性戀男子罹患這一「怪症」已近五年，距離美國疾控中心刊物《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發表報告稱「紐約與加州男同性戀者中正在不尋常地流傳罕見肺囊蟲肺炎和卡波西肉瘤」（後確認為 HIV 病毒感染後的併發症）已近四年。很快，一部分醫生和專家們注意到這些病症還在吸毒者、女性、異性戀男性、嬰兒和輸血者中出現 —— 幾年內，美國從 5 例相關病例報告發展為上萬人已經或將死於新命名的「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IDS），幾十萬人感染。美國錯失了在萌芽階段防控艾滋病疫情的黃金時機。這是怎麼錯失的？《世紀的哭泣》中的這段剪影或許蘊藏答案：1982 年，針對少數先知先覺的醫療人員、科學機構和男同性戀組織發出的風險警示，一位社會學家嘲諷這是「謬誤的推理」，「大約 1100 萬美國同性戀中僅有 278 人患病，很難說這是一場疫病」。
艾滋病疫情在大面積爆發前能否得到充分重視，受制於當時醫學條件所能做出的科學論斷。HIV 病毒直到 1984 年才由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從患者體內分離，繼而方能更直接地探明艾滋病的傳染性和傳播途徑 —— 儘管此前，艾滋病病例已經呈現出集群性以及與性行為、輸血行為的聯繫。Gaetan Dugas 被稱為「零號病人」，因為率先確診的 248 名男子中，至少有 40 人要麼與他發生過性關係，要麼與和他發生過性關係的人有過性關係。然而，針對 Gaetan 的病理研究在當時沒能找出病原，無法根本排除他們共同被某種催情劑毒害或被公共環境致病源感染的可能。人傳人的證據不夠充分 —— 美國疾控中心強調，「我們不會隱瞞具有重要意義的公共衛生信息，但我們也不會草率地發佈未經證實的信息」 —— 科學呈現了它的審慎以及有限。然而，Shilts 更希望我們注意的是，能否得出確鑿的科學論斷以及成功實施社會性的防控措施又反過來受制於當時普遍的重視程度和每一個人跳出自身偏狹的能力。研究這一發病於少數群體的新病症，不被當時大多數科研人員和政府機構視為值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疫情，儘管死亡已經發生。主流媒體對新病症的態度是緘默，認為這是「其他人」不會感興趣的報道，直到疫情傳播突破邊緣。而同性戀群體自己把這種病稱為「同性戀肺炎」和「同性戀癌症」，認為這是恐同份子的又一次小題大做、藉此質疑他們自石牆運動以來爭取的性自由，
以至於部分同性戀者對防控建議心存牴觸 —— 這是對社會固有偏狹的應激反應 —— 它變成了另一種偏狹。
正是從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看到，為何這類偶發事件如此考驗人類應對潛在公共危機的能力：罕見的病症出現了，它發作於被大多數人認為與自己不相干的少數群體身上，而這一少數群體又因為長久的壓抑，急於在當下沉醉自我，敏感於被管控。《世紀的哭泣》斷片式的細密敘述不僅向我們表明，人類防控艾滋病的演進並非如歷史大事記那般線性抽象，也在向我們暗示，
它的失敗與成功有多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從偶發的、沒那麼相干又具體鮮活的一個個病例上生髮同理心和建立共識 —— 這不只是科學能如何的問題。真正構成《世紀的哭泣》血肉的是無法概述為觀點的個體經歷，它等待我們去感同身受。當然，Shilts 也讓我們看到，正是因為還有一批人懷著勇氣、悲憫與救世之心，才使我們如今無需過度恐懼。Dingwall 強調我們面對新型冠狀病毒不要過度恐懼當然無可指摘，但如何做到不過度恐懼，可能不只在於我們認識且接受人自身的侷限性，不過分期待戰勝——「人類不擅於處理偶發事件，新的傳染病破壞了我們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穩定感，現代醫學的僭妄（hubris）又使我們忘記如何與自然共存，忘記了疾病、殘疾和死亡是人類生存的一部分」，還可能在於 Shiilts 通過艾滋病的悲喜劇讓我們看到的：倘若我們能把自己置身於友愛的政治共同體，那麼，無論最終科學在當下能解決到什麼程度，我們都不會過於恐懼。
策劃：《T》中文版編輯部撰文 ：黃旭東開篇撰文：李森設計：子慜編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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