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的國家腐敗也已經達到了十分驚人的地步，社會經濟陷入嚴重的危機，人民處在極度痛苦之中，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全國各地反抗元朝統治的鬥爭風起雲湧。出身布衣的朱元璋在這種情況之下，審時度勢，不斷壯大自己的實力，消滅各方割據勢力，終於在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大明政權。同年9月，高麗國王聽到“大明舟師萬餘艘泊通州、入京城，元帝與皇后奔上都”的消息後，立刻“令百官議通使大明”，為承認中國的新政權做了必要的準備。
然而由於高麗統治階級內部派別的激烈鬥爭，主張採取與元修好、與明疏遠政策的政治勢力佔據了上風，導致了兩國關係不斷緊張。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明軍清除元殘餘勢力納哈出，控制了遼東一帶。翌年，明朝在遼東置鐵嶺衛都指揮使司，將鐵嶺劃入大明直轄之下。兩國的鐵嶺爭端由此而生。
3月，高麗國王辛禑與權臣門下侍中崔瑩密謀攻打遼東，並將此計劃告知大將軍李成桂，李成桂力舉“以小逆大”、“夏月發兵”、“舉國遠征，倭乘其虛”和“時方暑雨，大軍疾疫”等“四不可”理由，堅決予以反對，但辛禑一意孤行。5月，高麗組織了近四萬人的攻遼部隊，以崔瑩為總指揮，以李成桂為右軍都統使。
然而，這場由高麗統治者發起的一廂情願的戰爭，一開始就不得人心：“是時，全羅、慶尚二道為倭寇巢穴，東西北面，方憂割地，京畿、交州、楊廣三道，困於修城……八道騷然，民失農業……”而且出征的將士心懷恐懼，對這場戰爭充滿厭倦，因此當軍隊行進到威化島的時候，士卒紛紛逃亡。一些有識的將領紛紛要求班師回朝，而國王卻固執己見。
李成桂建立朝鮮
在這種情況下，李成桂發動兵諫，從威化島回師，並驅逐辛禑，立其幼子辛昌為王。1389年，李成桂驅除辛昌，立恭讓王。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7月，在高麗左侍中裴克廉以及鄭道傳、趙浚等人的倡議推戴下，李成桂在松京（今開城）壽昌宮即王位，朝鮮朝建立。
朝鮮朝建立之後，李成桂積極謀求明朝的支持。在其即位的半年之中就先後9次派遣使節出使明朝。恭讓王遜位之後，李成桂立即派遣知密直司事趙胖奔赴南京，嚮明朝詳細說明李成桂被眾擁戴為王的前因後果，陳述前朝昏王佞臣紊亂國政的情形，希望獲得明朝的理解和支持。隨後，李成桂又派遣前密直使趙琳赴京進表，表明自己在遼東征伐時所持的否定態度，並強調說：“臣素無才德，辭至再三，而迫於眾情，未獲逃避。驚惶戰慄，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名，察眾志之不可違，裁自聖心，以定民志” 。
儘管明太祖朱元璋由於明與高麗之間發生的衝突和矛盾，如高麗綁架殺害明朝使者等外交惡性事件，對朝鮮半島的新生政權心存疑慮，但是，剛剛建立不久的大明政權同樣急切地需要得到鄰國的承認，地理位置特殊的朝鮮在明軍事、外交、國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十分明顯。因此，朱元璋在聖旨中表明瞭“其三韓臣民，既尊李氏，民無兵禍，人各樂天之樂，乃帝命也” [7] 的明確態度，即承認了朝鮮朝的新生政權。得到明朝的首肯之後，李成桂立即上表請明朝在“朝鮮”和“和寧”之間為其選擇國號，明朝回應：“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甚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
李成桂執政之後，繼續對明實行“事大保國”的政策。這種“事大保國”的觀念，是從高麗王朝傳承下來的。儘管高麗與元、明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高麗內部也存在親元和親明兩種勢力的鬥爭，但由於明朝的強大實力，高麗後期大多數官員基本上都能夠審時度勢，李成桂能夠從威化島退兵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高麗與明朝的交往中，明太祖曾要求他們“事大以誠”，而高麗大臣也提出“以小事大”才是保全國家的上策。這種觀念不僅在高麗末期為多數人所主張，而且縱觀整個高麗一代，也是整個統治集團一直秉承的同中國王朝交往的一項基本方針。從朝鮮半島的歷史來看，高麗王朝能在北宋、遼、金等中國諸強天下逐鹿中得以自保，這種“事大”觀念的貫徹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是古代東亞歷史上最悠久、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燦爛的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古代中國人的思想之中，中國是這個世界的中心所在，中國的皇帝就是這個世界的天子。在世界的五個方位中，中國居於“中”的核心地位。進入到封建社會以後，為這種“中心論”所催生的分封制度被中國統治者應用到對鄰國的關係之中，這些鄰國多在中國王朝的“冊封”體制下與中國保持藩屬關係。在國家關係之中，藩屬國奉行“事大”原則，而宗主國則以“字小”為宗旨。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思想在中國曆代統治者心中根深蒂固，並以此來指導與鄰國之間的交往。朱元璋在接見朝鮮使者時也說：“天下只是一個日頭”。朝鮮半島深受中國儒學的影響，因此，在這種正統思想的指導下，李成桂奉行“事大保國”的對明政策也是自然而然的。當然，這種政策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壬辰倭亂”時明朝出兵援助朝鮮，使朝鮮避免了亡國滅種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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