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笑春風
（美）亞當·霍赫希爾德，扈喜林譯《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月
檔案必須銷燬乾淨
1908年末的冬日中，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即將走到他生命的終點。可是，即便是在這樣一種生命之火隨時可能殞滅的情況下，他仍然關心著一件事，那就是比利時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也是唯一的殖民地——遙遠西部非洲大陸上的剛果，數十年來，他們對於這一地區殖民統治的文書檔案，是否銷燬的足夠乾淨。
年邁的國王如此在意這批檔案的命運，相信讀者已經多少能猜出，這其中隱藏著他無法言說的秘密，或者說，是已經公開的秘密，那就是由他所主導下，比利時殖民者在高壓統治剛果時期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據後來人的保守估計，死於比利時殖民統治的剛果原住民，已經超出了1000萬。這個數字無論放在當時，還是今天，都是如此的駭人聽聞。是啊，一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西歐民主國家，為什麼還會製造出如此的人間慘劇？無可否認，有些細心者試圖尋根究底，但是，
隨著一戰的爆發，世界把目光逐漸聚焦到了距離自己更近的、殘酷的“文明人”之間的戰爭中，而對於比利時人到底在西非幹了些什麼，他的影響如何，則罕再有了解與深究，直到二戰結束以後非洲大陸掀起的獨立運動當中，這些隱入歷史塵埃當中的內容，才被有心人一點點的發掘出來。而即便如此，有關此事的文字記錄的出版，以及關於其“真偽”的爭論，又使得它在眾生喧囂之中，再次迴歸於不該有的平靜。或許有人會這樣認為，那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原始資本積累的往事了，這樣的階段已經過去，從今往後，類似的事情只會越來越少。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中東的人們，最有發言權。
歧視無處不在，誰也難於逃離
迴歸到利奧波德國王所試圖隱瞞的真相當中，在利用探險家斯坦利深入非洲大陸腹地所獲得的最新信息指引下，越來越多的比利時殖民者進入到這裡。他們貪婪地去掠奪這裡的一切，同時還用後膛槍逼迫著土著為他們獲取足夠多的象牙與橡膠而效力，一旦對方稍有不順從，隨即殘忍殺死或砍下他們的手腳。
殖民者殘忍的行徑，很快被一些當時歐洲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得知，供職於英國外交部的愛爾蘭人羅傑•凱斯門特、英國報人莫雷爾等，在親眼目睹了這些暴行後，紛紛將矛頭對準了他們心中暴行的始作俑者，也是幕後的大老闆——比利時的利奧波德國王，國王也很狡猾，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去和對方打口水戰，同時還不失時機的披露一些英法德等國在海外殖民地所實施的同樣卑劣的行徑，他似乎在提醒著肉食者們——管好你們國內的聲音，大家都一丘之貉，誰也沒有高貴到哪去。
（比利時在剛果招募的輔助其殖民統治的“公安軍”及其所俘獲的奴隸）
利奧波德這樣做的目的不能說毫無根據，因為在當時的歐洲，即便是這些為維護非洲人生命安全的知識分子們，從骨子裡講，都持有著一種隱約的優越感。這讓筆者不由得想起美國電影《綠皮書》中，南方莊園主為非裔鋼琴家的高超演出技藝讚歎不已，但當對方要尋找廁所解決內急時，莊園主卻禮貌而不失微笑的請他去外面方便，即便家裡有著裝修完好的洗手間。
（電影《綠皮書》劇照）
歧視無處不在，誰似乎也無法擺脫它的環繞。而對於當時同利奧波德作對的輿論先鋒們來說，他們的報道雖然展示了許多事實，民眾看到了，也會為剛果人蒙受的屈辱而傷心落淚，但是結果則是，比利時殖民者繼續從事著骯髒的勾當，而且並不因為國王的死去而有所緩和，他們找到了一種更加“文明”的形式，以此逃脫輿論的聲討，那就是課稅，並且是重稅，它毫無商量的餘地。這樣的文明，對於承受者來說是一種負擔和累贅，詹姆斯•斯科特寫《逃避統治的藝術》與《弱者的武器》，就是嘗試從歐洲人眼中的“野蠻人”的角度出發，去思考人們是否需要這樣的文明，但他的研究與呼聲鳳毛麟角。
利奧波德以及他的“事業”繼承者不受抑制的奴役剛果的原住民，在其國內卻鮮有批評者，即便有，他們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比利時政府抱怨國王的海外作為，不是因為他主導下的殖民軍殘害被殖民對象的肉體，而是因為國王從剛果攫取的財富都落入到他個人的腰包之中，當然，比利時政府自有辦法從他身後取得這筆錢，他們不會考慮將它還給剛果人，而是據為己有。至於國內民間對於剛果所發生事情的瞭解，更具有侷限性，《丁丁歷險記》的繪者埃爾熱亦不能免俗，在涉及主人公丁丁前往剛果旅行的內容中，將他與殖民當局描繪為耐心地開導者與保護者。原住民的孩子們被丁丁告知，比利時是他們“遙遠的親愛的祖國”。聯繫當時被大量砍去手腳或直接餓死的土著家庭嬰孩，這多少又有些許諷刺了。尼采與福柯等思想者在高歌猛進的歐洲工業文明中拒絕唱讚歌，而是懷疑歐洲人啟蒙時代以來所竭力倡導的道德與理性，不是毫無道理。
（英國殖民軍侵略非洲祖魯領地的戰爭）
利奧波德身後的世界
針對利奧波德等所主導下的殘忍殖民統治的批判，在其死後逐漸歸於沉寂，但是非洲土著們卻並未擺脫痛苦的命運。而也恰在此時，那些努力維護正義的知識分子內部卻發生了分裂，凱斯門特在爭取非洲人權利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自己愛爾蘭人的身份同樣使得他在遭受著歧視與排擠，因此與比利時國王的輿論戰硝煙散盡後，他又轉而投身於愛爾蘭的獨立運動，直到最後被倫敦政府處死。至於報人莫雷爾，在面對一戰前夕國內高漲的好戰氣氛時，他已經預感到了可能的戰爭對於同胞和整個歐洲的負面意義，
因此努力阻止，試圖喚醒身邊人的謹慎與懷疑。但這一次，他曾經的支持者們不再像他為非洲人命運搖旗吶喊時那樣配合了，他們快速拋棄了莫雷爾呼籲的人道主義，英國政府也出面對其施加監禁。人們發瘋似要教訓德國佬和奧斯曼土耳其，可是他們恰恰忘記了，自己之前同情剛果人民遭遇的心理，與自己當下的心情會有怎樣的差異。終於，一戰爆發，文明人努力地在教會野蠻人什麼是文明，可他們自己所作的一切，不過僅僅是披著文明的外衣。
（電影《西線無戰事》劇照）
如今，利奧波德國王與他的殖民時代早已遠去，非洲大陸上的大大小小的國家也獲得了政治獨立，但是殖民時代所遺留下的負面遺產卻遠遠沒有同時消逝，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非洲國家盧旺達，爆發了一場無比令人痛心的種族大屠殺。其根源，恰恰是比利時殖民者為了更便於鞏固統治，於是操縱人數上佔劣勢的種族去控制人數更多的種族，仇恨的種子由此播種而下，當部族衝突擴大化的災難降臨之時，從其中曾獲利無數的歐洲與美國，在這個過程之中，卻是袖手旁觀，無所作為。權力具有誘惑力，而在某種意義上，沒有任何一種權力比能夠奪取他人生命的權力更大。我們聲討利奧波德和他的同黨，但同樣不應去忽視他們的幫兇與批評者。因為植根於人內心深處的那種迷之自負與難以剋制的慾望，促成了他們無數自相矛盾的思想與行為，人們的動機可能不一，可最終殊途同歸。
我們距離惡到底還有多遠？我想到了阿倫特這句名言，不妨，就用它聊作結語——“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不愛德意志，不愛法蘭西，不愛美利堅，不愛工人階級，不愛這一切。我只愛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種愛，就是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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