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炎沒有想到他的江山會是這樣發展的

司馬炎或許沒有想到，他想盡千方百計從曹魏奪來的江山，短短51年就因“八王之亂”而國門大開，從而使得中原大地進入了“五胡亂華”的亂世。司馬衷就更不會想到，“何不食肉糜”的老百姓在短短几十年後就淪為了“兩腳羊”，舉國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司馬睿也沒有想到庶出的自己居然還有當皇上的命，更沒有想到他建立的東晉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奇葩的王朝……

東晉的奇葩正是體現在皇權的衰落上。在其他朝代，皇權是一個國家的象徵，而在東晉，皇權卻僅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符號。東晉在歷史上被視為門閥士族政治時期，國家的經濟、政治實權大部分掌握在世家大族手裡，皇權也要為之讓步，甚至慘遭打壓。

“八王之亂”開啟亂世

在東晉期間，存在兩種矛盾：一種是民族矛盾，指的是少數民族的入侵，關係到國家存亡；另一種是國家內部的權力鬥爭矛盾，指的是皇帝和大家族之間，大家族和大家族之間的矛盾，關係到利益分配。

在這兩種矛盾的影響下， 東晉產生一種獨特的現象，也就是不允許某一方勢力坐大。這種獨特的現象也造成了一方面東晉無法真正意義上地內部統一，另一方面東晉也沒有光復中原的心思。

也正是在這一原則下，東晉的門閥政治得以維持了下來，隨後伴隨東晉一起淹沒在滾滾歷史浪潮之中。那麼東晉為何會出現這樣畸形的政治形態呢？這與東晉最初立國的政治設想又有什麼關係呢？

01、東晉立國的歷史背景

永嘉之亂促使衣冠南渡

永嘉五年六月呼延晏與劉曜等人帶領匈奴兵攻破洛陽，縱容部下搶掠，俘虜晉懷帝，縱兵燒掠殺太子司馬詮、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萬餘人，並挖掘陵墓和焚燬宮殿。史稱“永嘉之亂”

永嘉之亂為中國歷史上巨大的風暴，亦為異族首次入主中原。永嘉之亂也開啟了“五胡亂華”的大門，自此之後，中華北方便成為胡族活動的大舞臺，而晉室漢人被迫衣冠南渡。北方中原大地混戰不休，人民流離失所，死傷無數。

東晉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環境下建立的。綜合分析一下，東晉建立的背景主要有四個特點，這四個特點其實也是促使東晉建立的內在原因。

1）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長江以北和長江以南情況相差懸殊。司馬炎死後，各地藩王為增強實力，與關外少數民族合作，把一場漢人內部的權力爭奪戰，慢慢地演變成了民族戰爭，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五胡亂華”。但是南方由於長江天塹的保護，一直處於風平浪靜的狀態，沒有受到這些政治、軍事風波的太多影響。

2）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北強南弱”的軍事形態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中華文明的起源在北方，先進的軍事思想、軍事人才和軍事資源一直都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北方，自古以來，從軍事實力上來說，一直是北強南弱。北方雖然因為戰亂蔓延而丟城棄地、東逃西躥，主要原因還是北方漢族忙於內鬥，軍事力量沒有得到有效的組織和集中，北方人的軍事能力依然強於南方。這也使得原本是戰略大後方的江東地區失去了保護屏障。北方人需要找到新的落腳根據地，而南方人又需要團結北方的流民來保護自己。

衣冠南渡的本質是生存問題

3）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當時的南方因為久居太平，老莊學說悄然興起，並漸成風氣，甚至已經成為影響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北方由於身為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始終奉行的是漢魏以來的主流儒學思想。文化上的格格不入，讓南北雙方互相依賴的同時又互相輕視。

4）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經濟是建立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的，主要就是土地經濟。按照常理，也是北方的平原經濟要強於南方的山地經濟。但是北方由於連年征戰，反而不如南方休養生息下形成的經濟基礎。而北方士族的衣冠南渡，更意味著北方漢人在經濟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南方完好無損的經濟、土地格局是南北雙方共同的命脈和希望。

從上述基點時代背景的特點來看，東晉的建立勢必面臨南北融合、利益衝突、政治平衡、和平共處等一系列的矛盾和問題

02、東晉建立的政治邏輯

東晉的建立並不是為了延續西晉的政權

我們通常說，一個新政權的建立是要麼是戰勝而取代了舊的政權，要麼是原有政權的遷移和延續，但顯然，東晉既不是西晉政權真正意義上的延續，也不是北方士族戰勝南方門閥的結果。

這在封建社會是難以想象的，正如一場戰爭需要戰略思想作為指導一樣，那麼東晉建立的政治邏輯又是什麼呢？

1）北方士族的邏輯

以王導為代表的北方士族急於安身立命

中原陸沉，漢室式微。士族們紛紛失其家園，丟其地位。在動亂之時，士族最優的選擇是擁戴一位強大的世族一定程度上保證政局和社會的穩定，因為作為同一階層最大的保證了世族的利益。所以當東漢臨亂的時候都擁戴袁紹。

這一次，北方的士族選擇了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極有優勢的王導背後的王氏家族。所以王導代表的北方士族有一種急欲安身立命和重建秩序的迫切需要。但是這種需要由於時勢和環境的影響，這種需要的實現方式要相對溫和，過於激烈的衝突和鬥爭會使他們本身的實力遭到再一次的損害，從而在這個亂世之中毫無安全感可言。

以司馬家皇室的名分組建一個有穩定根據地、有經濟基礎的政權成為他們保障利益的最佳途徑。

2）司馬睿的邏輯

司馬睿：皇帝有當白不當

司馬睿雖然是司馬懿的子孫，但並非司馬師和司馬昭兄弟一系，從血統上講太過疏遠，本無人主的機會。北方“八王之亂”殺的難解難分，隨後劉淵、石勒等人入主中原司馬宗室又遭到大肆屠殺，作為司馬越政治延續的司馬睿在歷史機緣和風雲際會之下才有了稱帝江左的機會。

對最高權力的覬覦就是司馬睿最合理的邏輯。他相信水漲船高，隨著自己的地位越來越高，他可以實現的政治權力的野心就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更何況事在人為，要是一不小心開創了新的歷史局面，還能留名青史，何樂而不為？

在司馬睿的心裡，能當皇帝，對他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好事。但他忽略了北方士族不是真正地臣服於他的事實，也沒有預料到南方門閥在骨子裡是牴觸他及北方士族的未來。所以，司馬睿“躬身入局”而身不由己。

3）南方門閥的邏輯

南方門閥的詩酒人生不甘被打破

他們生活在當時中國唯一的淨土。有經濟來源，有土地支持，有天塹保障。對於形同喪家之犬的北方士族和權威盡失的皇室司馬家族，他們是有足夠的心理優勢和驕傲本錢的，甚至骨子裡還有那麼一點點幸災樂禍。畢竟在正常的政局下，南方門閥受夠了皇室厚此薄彼的輕視和北方士族引為正統的傲慢。

但是，國難當頭，南方門閥面對北方的胡族鐵蹄，也沒有必勝的把握，也就是說，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南方士族需要聯合北方士族來共同抵抗北方胡族，並且南方門閥也不想逼得北方士族無路可走，從而再起禍端。但是累世“家產”突然被“外人”分了一杯羹的感覺總是讓人難以接受。所以，南北雙方還有皇室司馬需要協商，需要找到一種新的平衡模式。

綜上所述，東晉政權是一個協商模式下的產物，是漢族的士族們和皇室為了自身的利益和權力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平衡局勢。

歸根到底，他們協商建立東晉政權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保證和追求自身的利益。

03、僑寄法的提出有什麼意義

兩晉之交，北地人為避戰亂，紛紛遷居南方，依大臣王導議，在南方士族勢力較弱的地區，設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遷入的士族和民眾。僑人不列入當地的戶籍冊，他們只受僑州郡縣的管理，不負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此法稱為“僑寄法”

王導提出“僑寄法”也是一種妥協

從僑寄法的定義，我們不難看出，“僑寄法”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南方士族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害，也是變著法子在為北方士族尋找新的出路。“僑寄法”實際上是一個破局的工具。

雖然南北雙方和司馬氏迫於形勢達成了協議，共同偏安於江南，但這並不意味南方門閥就真正地接納了北方士族和皇室司馬氏，一旦他們感覺自己的利益受到很大程度的侵害就會禍起蕭牆。可以說，他們共存生存的政治基礎是不穩定的。

亂世之中，無處是歸途

作為平衡局勢的中間人王導，勢必要考慮其中的厲害關係，所以他提出了“僑寄法”。一方面，“在南方士族勢力較弱的地區，設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遷入的士族和民眾”，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南方門閥的利益不受太大的損傷，不會引起他們過於強烈的反感。另一方面，“僑人不列入當地的戶籍冊，他們只受僑州郡縣的管理，不負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也適度低解決了北方士族的生存和利益問題，使得他們不會“狗急跳牆”。

“僑寄法”是一塊敲門磚，是一種微妙局勢下的平衡產物。而在僑寄法實施以後，南北士族慢慢地各自站穩腳跟以後，在新的“慾壑難填”的驅使下，東晉政局再一次陷入了無休無止的內部爭權奪勢當中。以致於東晉一朝，出現了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一幕，關乎民族生死榮辱的

04、東晉政治設想的失誤

“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兇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詔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

晉元帝以為走一步還可以再看一步

事實上，晉元帝司馬睿不光有皇室的身份，他還有晉愍帝的詔書作為他的政治背書。但遺憾的是，除此之外，他一無所有。所以他註定無法在東晉的亂局中取得主導地位。

王導對東晉有定鼎之功，一時無兩，炙手可熱，其弟王敦也成為手握重兵的實權人物，本來照此發展王導或王敦也許是另一個“曹操”，可東晉初期的政治局勢卻不能給其以這樣的機會。

江左政權初期頗有些搖搖欲墜的架勢，實力和南宋和南明都相去甚遠。但所以能穩定局面，開創百年基業，從內因上講得益於三足鼎立的相互制約。而從更表層的原因來講，王導雖然享有極高的政治和社會威望，但武力欠缺。尤其是王敦死後，但即便王敦在世也不足以以一人之力掃清江左，這個並非假設，而是已然發生的史實。歷史上的“王敦叛亂”迅速被聯合絞殺。

鎮之以靜的王導其實心有而力不足

南方士族的短暫歸附並不代表南方對東晉政權馬首是瞻。從歷史文化淵源上，從政治利益衝突上，南方對東晉政權和北方士族是排斥的。舉例說明，東晉規定士族之間必須說洛陽話，通婚姻必須嚴格衡量門第的高低。但是南方士族基本上不予以理會。最後王導為了聯絡南方士族，也不得不說吳語。甚至出於政治需要，東晉想實行南北通婚，也不被南方門閥認可。比如王導曾向南方士族陸玩請婚。陸玩辭謝說：“小山上長不了大樹，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開亂倫的先例。”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東晉的政治設想從一開始就是基於妥協、意在偏安，這就給它後來的發展帶來了致命而且無法彌補的缺陷，其政治設想的失誤，主要表現在一下幾點：

東晉是一個臨時避難所

這些政治設想上的失誤實際上就是東晉政權建立時自身的格局不夠，都是基於既得利益的維護和爭奪，沒有統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使命，東晉實際上成了一個“臨時避難所”。所以東晉政治始終沒能形成一個名實相符的“集權中心”，皇帝名分與實際權柄始終是分離的。這種名實不合的不穩定態，被田餘慶先生概括為“東晉門閥政治"、"皇權政治的變態"。我們既可以把東晉政治視為魏晉皇權徹底崩解以後的“舊制度末世”，也可以把東晉政治視為南朝皇權孕育中的“新制度前傳”，總之，"東晉政治"是一個“名實不合”的不穩定時代。

05、東晉政治失誤的歷史影響

還是劉裕快刀斬亂麻地結束了東晉亂局

司馬睿本身名分的欠缺以及他創設建康朝廷時世家的鼎立支持，使得東晉諸帝在一開始就不是有著煌煌軍威的強力皇權，而是必須依靠世家大族軍政經文影響力方能維持其統治的政權。弱勢的皇帝始終希望重振皇權、強勢的門閥始終希望更加強勢、弱勢的世家始終希望維持均勢、流民武裝與土著豪族始終得不到應有的政治地位，整個東晉域內的各方勢力全部處於“慾求不滿”的狀態，比起“恢復北方”，眼前的利益之爭對他們來說更有吸引力。這使得東晉從建立之初，就捲入了內鬥的漩渦，難以自拔。

另外，想要“恢復北方”就必須調集足夠充足的資源，想要擁有足夠的資源，就必須集中充分的權力，但更願意維持均勢的大多數門閥世家是不樂意這樣乾的，無論是司馬氏皇室出面（元帝、孝武帝、會稽王）還是強勢門閥出頭（王敦、桓溫、桓玄），都難免遭到大多數門閥世家的反對。所以，

北伐成了東晉的一個政治笑話

王導與謝安，之所以被並舉為東晉名相，其實正是因為他倆的執政方針就是更符合大多數門閥世家利益的美美與共。

何況較為成功的領軍人物桓溫與劉裕的數次北伐，基本上就不是為了統一，至少首要目標就不是統一，而是通過功勳積累來增加用於篡代的威望，行曹魏之事。東晉百年，無時無刻不處於最高權力的內部角逐狀態，強勢門閥、司馬皇室、南渡望族在權力上層相互拉扯，土著豪族、流民武裝在權力邊緣掙扎，上上下下凝合不到一塊兒，並且在荊揚之間進行著持續角逐，哪裡還能騰出手來克復中原？

除了東晉內部的因素，北方間歇性誕生後趙、前秦兩大黃河流域強權，且前趙、前燕、後秦、北魏均是軍事實力不弱的政權，他們的存在也使得東晉很難獲得可以大踏步北伐的窗口期，再加上東晉自身的持續內耗，即便有窗口期也很難充分把握。

以亂世起，以亂世終

綜上，內部持續不穩的狀態，使得東晉政權始終停留在表面上對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統一，實際上卻始終保持一種內耗嚴重的狀態，不是分裂，卻神似分裂。內部不統一，外部有強敵，自然實現不了統一大業。而東晉政權也在內耗中最後死於精疲力盡、財盡勢窮。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東晉末年，在動盪的時局中了無生趣的人們逼不得已，不斷通過“起義”的方式向那個奇葩的時代發出自己的吶喊。只可惜，終究還是成為了歷史進程中一縷無濟於事的塵煙。所謂“促進南北融合”不過是最後一塊遮羞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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