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浩瀚，公子拾遺”

本期概覽

朝貢，是傳統中國對外關係以及古代東亞世界秩序的常用方式，而中國作為擁有數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家，一直是周邊小國所依附的對象。

其實朝貢其實並不僅僅包含納貢，朝貢體系的背後也是一場國家政治的“遊戲”，下面，我們就以明朝為例，來看一看朝貢體系究竟是什麼吧！

封建“民族優越感”和朝貢體制

中國封建時期的最後700年是一段極為特殊的時期，這一時期經歷了元、明、清三個朝代，而其中尤以元、明最為特殊。自“崖山海戰”南宋滅亡後，近百年的時間，漢人封建政權的統治一度被少數民族政權所取代。而明朝的建立則標誌著漢人封建政權的迴歸，也正是這一特殊的歷史轉折，使得明朝一直頗為後世所紀念，所謂“山河故國周遭在，日月重開大宋天”正是如此。

而每當人們提及這一歷史時期的時候，更多的人是持一種“讚揚明朝，貶抑元、清”的態度。其實這一點很值得讓人尋味，從本質上來看，元、明、清並無太大不同，都是封建時代的大一統王朝，而唯一的區別是統治主體的不同，確切地來說，是統治階級民族主體的不同。

長期以來，漢族封建王朝擁有的先進文明形態和延續統一的王朝制度使得漢族中央王朝的“華夏中心主義”意識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不斷積累和持續加強，所以中原漢族王朝一直具有先天穩定的民族優越感。但是，當遊牧民族進入中原，與中原王朝分庭抗禮的時候，漢族王朝中群體優越感就會遇到障礙。與此同時，具有不平等色彩的等級制朝貢體系自然會由於異族的統治和征服受到劇烈的衝擊。

我們以元朝為例，元朝是建立在南宋的廢墟之上，而南宋作為漢人封建正統，在王朝更迭之際，這樣的對立立場，很容易就形成了被壓迫的觀念，而事實上，元朝的統治也正是如此，包括元朝的人種制度，元朝的官僚制度，無一不彰顯出對於漢人的歧視。

而元朝對於封建漢人政權最大的影響在於——破壞了漢人封建政權長久以來的“優越感”！

什麼是漢人封建政權的“優越感”呢？其實所謂的“優越感”在一個王朝的不同階段其程度是不一樣的，例如西漢前七十年王朝的優越感和漢武帝時期的優越感，以及唐朝和北宋時期的王朝優越感就都不一樣。這是一種建立在王朝物質實力的基礎上，這其中就包括軍事、經濟、領土以及我們今天要說到的朝貢體制。

當一個王朝在取代了“前任”的時候，首先會獲得一種征服意願上的滿足，這種成就感是“優越感”的基礎；其次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會經歷“興盛——鼎盛——衰落”這三個階段，這也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的王朝會在前中期達到一個國力頂點，此時的國家就會像一個巨大的“吸鐵石”不斷吸納著周邊國家的“朝貢慾望”，由此而建立的“萬國來朝”的朝貢體制正是“優越感”的具體體現。

大家還記得《大明風華》裡面鄭和隨同異國使者覲見永樂皇帝的場景嗎？當使者紛紛入殿拜賀，無論是國王還是使臣都是行的“下跪禮”，這是一種對於國家實力的認可，試想一下，如果人家不認可你，為何要主動向你請安呢？同樣的，在晚宴上，蒙古人提出將長城以外的土地劃給蒙古，兩家和平共處的時候，朱棣是怎麼回答的：

“關外是大明的土地吧？關外生活的是大明的子民吧？把它們劃分給你們？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一查地圖就知道，長城以外的明朝領土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實際價值，明朝對於北部的防禦集中體現在了長城上，但是面對人家的這種要求，大明是堅決拒絕的，雖然這塊土地不如中原那麼有用，但是你要分我的土地，就是對我大明的侮辱，換句話說，在朱棣看來，蒙古人是不配擁有這塊土地的，這就是一種漢人封建政權的“優越感”！

而關於“朝貢體制”，其內容並不複雜，無非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認可，進而俯首膜拜，甚至稱臣納貢。但是就其朝貢對象而言，我們不得不闡述清楚一個概念——“中國”

中國，這一稱呼，現而今是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在古代，“中國”其實並不是有著明確國界的政治地理觀念，而是一種文明的代稱，正如先秦漢代以來儒家思想中的“夷夏之別”所論述的那樣，華夏民族群體優越感幾乎就是與生俱來的：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其意在指蠻夷乃蠻荒落後民族，不能和有禮樂教化的漢族相提並論，再如，在孔子撰寫《春秋》宣揚的“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尊夏攘夷”的思想更是把漢族的優越性觀念暴露無遺。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由此可見，在封建時期，漢人政權和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存在的隔閡是非常大的，而這種隔閡的存在和文明之間的不同發展是分不開的，在“朝貢體制”下的漢人封建政權一直就是被當做追捧的對象，直至這種政治立場的失衡。

朝貢體制的破滅和明朝的努力

有一個很奇特的歷史現象：不同時期，漢人封建政權和周邊勢力所形成“朝貢格局”的心態是不一樣的，這種心態大致分為兩種——真正仰慕和謀求利益。

從東亞國際政治秩序的歷史發展來看，真正以仰慕華夏文明和崇尚中國文化的朝貢體系的時代在唐朝衰落以後就終結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初期，王朝積弱，為了保持王朝的安全性，在對遼戰爭佔有優勢的情況下，宋真宗不惜與遼國訂立“澶淵之盟”，反而向遼國稱臣納貢，朝貢體系中的中心國和朝貢國的關係完全逆轉

。

可以說自宋代開始，以漢人封建政權為中心的“朝貢格局”，其性質發生了改變——從唐朝以前的單純仰慕轉變為了外交利益的考量。

西夏雖然向北宋朝貢，也受到北宋的冊封，但是其主要目的在於貪圖北宋賞賜的經濟利益。高麗雖然也臣服北宋，但是卻也先後臣服遼國和金國，向它們朝貢，與此同時，北宋卻不是以保護國的身份來對待臣高麗，反而想借助高麗聯合抗遼。<strong>朝貢體系中以漢族王朝國家為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轉變成欲向朝貢國借兵的聯盟主義。

“在北宋一切都變化了，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宋遼間的南北朝稱呼，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漫無邊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後，邊界的劃分、貢品的數量、貿易的等價、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它者的存在。積弱的現實和自大的意識，事實上對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辭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這些懷抱華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頗為尷尬，這在唐以前的中國史幾乎沒有的。”

而明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面對東亞世界四百年的失序，明朝面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重新建立起漢人封建政權的統治“優越感”？

從明朝建立初期的形勢來看，至少存在兩個難題：

一、北元和明朝各得半壁江山，從政治格局上而言充其量是對峙，而不是統一。

二、元朝統治中原近百年，雖然被明朝給推翻了，但是卻並沒有消亡，這對於明朝在東亞政局的合法地位是不利的。

有了以上這兩點的原因，明朝初年對於北元採取頻繁的軍事行動就可以理解了，明太祖馬背上得天下，面對這樣的問題，自然第一時間是想到用武力去解決，比如徐達、常遇春追擊北元，朱棣五徵漠北，其實最終的出發點都是希望通過完全消滅北元，來鞏固自己的合法地位。

但是，明朝畢竟是一個在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國家，連年的征戰是需要消耗巨大的國力的，而且萬一戰事不順，有可能會對自己的國家造成滅頂之災，“土木堡之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相比之下，通過與外邦蠻夷建立朝貢體系，得到別國對明王朝政權的外部認同，要比戰爭成本低得多，而要想重新恢復“朝貢格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明朝的做法確實很明智，明朝統治者決定從“禮儀”入手。

明朝“優越感”的終極體現——朝貢禮儀

朝貢禮儀是朝貢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於傳統漢族王朝國家十分強調嚴格的等級制觀念和尊卑意識，所以朝貢制度作為此類意識在對外關係上的延伸，自然帶有鮮明的等級、尊卑色彩，而政治上的臣服，也就成為各國朝貢的首要條件。

朝貢國如何表現對明朝皇帝的臣服？必須通過朝貢禮儀來實現！

明朝所有的朝貢禮儀都是制定於洪武初年，其參照對象則是唐制。《明史》中把賓禮分為：藩王朝貢禮、遣使之蕃國儀、蕃國遣使進表儀、品官相見禮、庶人相見禮。和本文最貼切的應該是“藩王朝貢禮”：

“凡蕃王來朝。至龍江驛、驛官具報應天府、府報中書省、及禮部、以聞。遣侍儀通贊舍人二員接伴。遣應天府知府至驛禮待。前期、館人於正廳陳設蕃王座於廳之西北東向。知府座於廳之東南西向。知府至館、以賓主接見、具酒食宴待畢。知府還。蕃王送出門外。次日清晨、從官復伴送蕃王入會同館。禮部尚書奉旨、即館中宴勞。尚書至。蕃王服其國服出迎。相見宴享如龍江驛。酒行作樂。宴畢。尚書及從官皆出。蕃王與其從官送至館門外。明日中書省奏知、命官一員詣館如前宴勞。禮部告示侍儀司、以蕃王及其從官、具服於天界寺、習儀三日、擇日朝見。”

這還只是明朝迎接藩王的前期準備工作，為了顯示彼此身份和地位尊卑，以及承認明朝統治者為“天下共主”的權威、自豪和優越感觀念，接下來的朝貢儀式更加繁瑣：

“使者與捧表箋官各就位。引禮引王及眾官、俱入就拜位。贊拜。樂作。再拜樂止。王詣香案前跪。眾官皆跪。王三上香訖。捧表官取表東向跪進王。王受表以進於使者。使者西向跪受。興。置於案。贊興。王復位。贊拜。樂作。王與眾官皆四拜。樂止。禮畢。”

“蕃使服其服捧表及方物狀、至丹墀、跪授禮部官受之。詣丹墀置於案。執事者各陳方物於案畢。典儀、內贊、外贊、宣表展表官、宣方物狀官、各具朝服。其餘文武官常服就位。儀禮司官奏請升殿。皇帝常服出。樂作。升座。樂止。鳴鞭訖。文武官入班叩頭、禮畢。分東西侍立。引禮引蕃使就丹墀拜位。贊四拜。典儀唱進表。序班舉表案、由東門入、至於殿中。內贊贊宣表。外贊令蕃使跪。宣表宣方物狀訖。蕃使俯伏、興、四拜、禮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