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個世紀初，被譽為女權先驅的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之所以拒絕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就在於她深刻的預見了僅僅聚集於政治、法律、教育權利的女權鬥爭難於動搖父權社會價值體系的根基，反而進一步複製和加固了它。
深深植根於潛意識深處的帶有性別印記的社會文化才是真正要反思的，弗吉尼亞的女性主義思想至今仍具有時代意義。
美國當代作家邁克爾·坎寧安秉承其女性主義思想，創作小說《時時刻刻》，先後榮獲當年的“福克納小說獎”及第二年的“普利策小說獎”。
2002年被改編成了電影搬上了熒屏，影片由梅麗爾·斯特里普、朱利安·摩爾和妮可·基德曼聯袂主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並榮獲多項奧斯卡提名。
影片通過20世紀不同時空三位女性一天的生活洞悉了20世紀享有平等權利的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意識潛流以及孤獨、迷惘、抗爭的心靈視界，將視角轉向女性內在精神、自我意識的探尋上。
平行“主題並置“的敘事模式
電影雖然很成功，但影片伊始便讓觀眾陷入了迷茫中，甚至有網友戲言：“看了十分鐘後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看懂這部電影。”
但其實在電影尾段一切都將萬流歸宗、豁然開朗，這主要是因為電影在大部分的時間中都採取了平行時空“主題並致”的敘事方式，以一種超出線性因果敘事模式的空間敘事方法，來挖掘作品複雜的主題。
所謂的“主題並置”模式就是因一種共同主題而把幾條敘事線索聯繫在一起的敘事方式。
它的特徵就是構成故事主題的幾條敘事線索都是完整的、獨立的存在。
電影《時時刻刻》“並置”式的敘述了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相隔較遠的三個女性的故事。
這三個故事不是分開表現，而是交叉平行並進的，由此展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影像交流與人生思考。
電影由三位女性和相對獨立的10個故事組成，時間跨度為1923—2001年，空間波及英美兩國。
影片以維吉尼亞讀信件內容的聲音和她一步步走向烏斯河自盡的畫面為始終，在首尾相接的框架中，講述了跨越時空的三個女人和英國現代派意識流小說先驅、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達洛維夫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三個女性各自完整獨立的故事被導演巧妙的剪輯、拼接在一起，形成了同一個或多個主題下的多個故事並置敘事方式。
<strong>（1）女性一：維吉尼亞的兩個時空，1941年和1923年。
維吉尼亞開始寫她生前最後一部現代主義意識流小說《達洛維夫人》，被寫作天才燃燒的同時，遊走在瘋狂的邊緣，終於1941年無法忍受精神的折磨，而走向烏斯河自殺。
圍繞著她有三個主要故事：維吉尼亞進行小說創作，構思人物命運；與家人的相處（丈夫倫納德、姐姐妮薩、外甥女安吉莉卡）；出走或自殺。
<strong>（2）女性二：勞拉的時空，1951年。
生活在二戰後的洛杉磯的家庭主婦，正在閱讀《達洛維夫人》，這本書使她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那天她在準備給過生日的丈夫丹做生日蛋糕，肚子裡有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她卻和弗吉尼亞筆下的達洛維夫人一樣萌生了自殺的念頭。
圍繞著她有三個主要的故事：做生日蛋糕；女朋友來訪；自殺（最終是離家出走）。
<strong>（3）女性三：克萊瑞斯的時空，2001年。
現代版的達洛維夫人，她深愛她的初戀理查德，一個才華橫溢，卻因艾滋病而瀕死的詩人。
理查德給她起的綽號也是“達洛維夫人”。
這個稱呼影響著克萊瑞斯一直努力做像達洛維夫人那樣自信的主婦。
圍繞著她有三個主要故事：籌備宴會；家中來客；去理查德公寓。
這是根據110分鐘的影片概括出來的故事，還有一個較獨立的故事是克萊瑞斯和勞拉（兩個時空的女人）的見面。
事實上，這三個女性的主要的10個故事都是被分隔開的，在影片中也不是對稱的排列，而是採用分割、交叉、平行、跳切、重疊等方式進行的。
《時時刻刻》橫向平行的故事情節交替排列和組合方式如下表：
“主題並置”的這種敘事方式顯然避免了線性敘事話語傳遞的單一性和無力感，代之以多故事、多場景的轉換，表達多種複雜、深層次的悠遠哲思。
《時時刻刻》以一天時間、三個女性、10個故事對諸多的人生命題進行了演繹。
三個場景的鏡頭交叉剪輯，三個女性的生活過程和心理流動齊頭並進，以巧妙的蒙太奇轉場實現剪輯的流暢與思想的暗合，最終流向一個包含複雜意義的“點”，這個“點”就是以維吉尼亞這個隱含作者為中心的所有感情和情緒匯聚的點，然後通過與此作者有關係的“讀者”勞拉，“接受者”克萊瑞斯及愛慕“達洛維夫人”的理查德等人的行為和心理反映（發散）出來，形成了意義可無限豐富和延伸的解讀點。
所以，電影運用平行“主題並置”的敘事方式，可以在有限的故事時間中呈現出無盡的有待意會和言傳的主題思想。
“並置”敘事方式下的電影主題
電影《時時刻刻》採用的這種“主題並置”的敘事方式，正是基於複雜主題的多維表達的需要，通過三位女性從早到晚的一天的生活，以她們不相同、不相遇也不相交的10個主要的故事同時並進連成一個完整的電影作品。
這幾個敘事線索間隱性的有機聯繫必然是統一的一個或幾個主題，而對這幾組矛盾對立間的主題的探詢和深思，來思考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
<strong>（一）自由與囚禁
《時時刻刻》中出現的角色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這個命題的誘惑與束縛。
生活在1923年和1941年兩個時空中的維吉尼亞和倫納德，都是被禁錮的對象，關於自由和囚禁的衝突在二人的火車站爭吵中表現的最為激烈。
維吉尼亞：
“我一直忍受著這種監禁，我一直忍受著這種關押。”倫納德：“你有病史的，你有被監禁的病史，因為你有痙攣，情緒不穩定，暫時的暈眩、幻聽的病史。”
因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倫納德為了使維吉尼亞安寧，搬到了倫敦的郊區里士滿居住，但是在維吉尼亞看來，每天有醫生、僕人和丈夫監視，是對她的監禁，然而這只是身體的不自由，真正使她崩潰的是對“生命本來的地方”的囚禁，她想要回到生命本來的自由狀態。
當姐姐妮薩離開時，她激烈的親吻妮薩：“你認為我總有一天會逃走嗎？”
她突然有了出走去倫敦的瘋狂行為的想法，她要掙脫“這令人感到窒息、麻醉的郊區”，要“在里士滿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並告誡丈夫“你不能通過逃避生活來得到安寧”，倫納德最終只能答應她去倫敦。
然而18年後，她還是選擇了死亡，她一直在追求自由，要“我的選擇”，要“定義她的人性”，最後自殺於烏斯河，以自己的死亡換取精神和肉體的解脫，也帶給丈夫自由：
“我不能再耽誤你了，我想世界上沒有其他人比你我更幸福的了。”
而家庭主婦勞拉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肚子裡還孕育著小生命，然後卻一直被“禁錮”在家中，製造丈夫想要的幸福美滿的假象，她是三位女性中最沉默、最需要表達的人，卻又是情緒掩埋的最深的，所以自殺計劃破產後，它毅然決定生產後離家出走，拋棄了這個溫暖的金絲籠。
患有抑鬱症的詩人理查德坐在窗臺上，對克萊瑞斯說道：“達洛維夫人是你，我是為了你而活著，但是現在你不得不讓我走了，我走了，你才能考慮自己的生活。”爾後傾身墜下，墜落的一刻身體是那樣的輕盈、自由，他終於離開了那間凌亂、幽暗的房間。
三個時空中，愛與被愛無形中成為囚禁人的牢籠，愈想掙脫，愈難擺脫，自由的換取需要巨大的代價——出走或死亡。
<strong>（二）女性的壓抑與掙扎
20世紀的西方經歷了兩次女權主義的浪潮，分別是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期和20世紀60年代，這兩次女權運動發生的年代時段都與《時時刻刻》中的時間接近和重疊。
作為女權主義批評和代表之一的弗吉尼亞·伍爾夫正是與劇中女性有密切聯繫的《達洛維夫人》的作者，所以可見這部影片中必然存在的女權主義的批判思想。
維吉尼亞生活在偏僻的郊區，每天都有醫生來探望，有女僕突然而至打斷寫作，丈夫每天關心的安排她的生活，連出門散步都要告知丈夫。
羨慕而又害怕女僕可以自由出門，而故意安排她去倫敦買生薑；她渴望去“激烈的搖擺的首都”，但每個人都以為她適合在安靜的郊區寫作和治療這是最壓抑她的。
與姐姐妮薩顫抖而有力的吻別、與丈夫在車站大吵都是她為選擇自己的生活、定義自己的生命而做的掙扎和對抗。
然而她的女性抗爭是無力的，物質上依靠丈夫，生活能力接近於無，連精神也時常遊走於現實世界和虛幻的小說世界，當她選擇不逃避，回到倫敦，最後還是選擇了自殺，讓她無法活下去的並不是某個時空，而是生活意義的難覓和生命價值的無法體現。
而勞拉的丈夫是一個親歷了二戰炮火的男人，戰後渴望穩定美滿的家庭生活，需要的是一個甚至連早飯、買花這樣的小事都不用做的溫柔持家的妻子，所以勞拉連做一個生日蛋糕都需要下很大的決心。
她一直被丈夫養在家中，是個沒有經濟能力和生活能力欠缺的缺乏自信的主婦，閱讀《達洛維夫人》，她很渴望做一個像達洛維夫人自信獨立的主婦，但這個家庭給她的只能是愛的壓抑，在滿足了丈夫美滿生活的同時，她深感內心的虛無和生命的無意義。
朋友凱蒂因為子宮肌瘤的原因可能無法生育，羨慕勞拉是個幸福的媽媽，但這一切在勞拉看來都是荒誕和壓抑的，連一向美麗樂觀的凱蒂都是內心對死亡有恐懼的人，這一刻勞拉對生命和生活充滿了絕望，她突然對死亡有了決心，這樣的決心使她最終出走了家庭。
在50年後的另一個空間裡，勞拉和克萊瑞斯相見，她傾吐了自己的內心：
“後悔意味著什麼，當你沒有選擇的時候，那是你應當承受的，就是這樣，沒有人會原諒我，只有死亡，我選擇了我的生活。”
至於現代女性克萊瑞斯是最像“達洛維夫人”的女性，她是出版社的編輯，是和諧的同性家庭的主婦，是一個母親，有一個深愛多年的初戀男友，多重身份下她都可以遊刃有餘。
“一直以來，我都保持的很好，沒有問題。”
可當初戀男友的前男友出現在她的廚房時，克萊瑞斯的情緒突然失控了，她壓抑已久的情緒爆發了。
“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我似乎處於某種奇怪的情緒中......更像是有某種預感，可能我只是因為聚會而緊張，糟糕的女主人。”
這個貌似情敵關係的男人突然出現，使克萊瑞斯很受打擊，她與理查德只有一個夏天的熱戀，而路易斯卻很長時間佔據理查德的心。
突然間，照顧了理查德十幾年的她看起來是那麼的可笑和卑微，僅僅因為理查德所給予的“達洛維夫人”這一稱號，她就和這個名字粘住了。
她自信、能幹、堅強，能夠面對和處理各種棘手的問題，但是克萊瑞斯似乎打破了某種平衡的局面，她能幹太像個男人，所以受到來自社會（花店老闆的蔑視）、家庭、愛人（理查德）、朋友（路易斯）的多重壓力。
在電影中克萊瑞斯31分鐘的故事時間裡，她深受壓抑的情緒崩潰了兩次，每一次掙扎之後，她都選擇了重新振作的生活下去，無疑，她的反抗最具有張力。
<strong>（三）生的虛妄與死的狂舞
“死亡”是貫穿整個作品的一條線索，也是三位女主人公靈魂深處常面臨的抉擇。
維吉尼亞：“我獨自一個人在黑暗裡掙扎，在黑暗深處，只有我才知道我的情況，我也生活在恐懼之中。”
她的恐懼來自於現實生活的監禁和小說世界中的幻想，至少兩次試圖自殺，維吉尼亞是敢於去死的，相反，她害怕生存，從倫敦搬到郊區養病在她看來是對生活的逃避，從郊區回到倫敦，是她直面生活的選擇，她試圖找到自己病痛的緣由，勇敢的面對人生，尋找自我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但最終她還是放棄了這種虛妄的生活。
唯一讓她活下去的理由是丈夫倫納德無微不至的關心，當這關愛也成為她對丈夫的愧疚時，她終於堅決的走向了死亡：
“我不能再耽誤你了，我想這世界上沒有其他人比你我更幸福的了。”
她沒有勇氣和自信再接受以犧牲丈夫為代價的愛，她的生命已經無法再承受關愛、病痛、幻覺，這一次的死亡她很鎮定，她的一生是逃避、掙扎、熱愛、面對、放棄生命的過程，對於死亡她是有嚮往的，因為只有生命的結束才能將過去完美保存。
“不管人生是怎樣的，都要去熱愛它，最後才能放棄它”“倫納德，放棄我們曾經一直擁有著的那些歲月，那些愛戀。”
在維吉尼亞看來，死亡是某種意義上對美好記憶的紀念和封存。
詩人理查德是勞拉的兒子，母親偽裝的高興、獨處的陰鬱、見女友的激動、無常的行為、拋夫棄子的狠心，都是他童年難忘的記憶，深深的影響他的生活和性格。
他時常猜忌，感到孤獨、虛空和生命的無意義。
理查德獲得了克勞瑟斯獎——給詩人的終身成就獎，他卻認為是自己患有鬱抑症、艾滋病被同情和憐憫而獲獎。
女友克萊瑞斯為他獲獎而舉辦宴會，他卻置於事外，戳破宴會不過是無聊的人們藉以消除寂寞的遊戲，所有的一切看起來都很愚蠢，人生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突然他亢奮的拽掉窗戶上的木欄，拉開窗簾，陰暗的房間霎時一片灰亮。
理查德坐在窗臺上，表白與克萊瑞斯美好的感情：
“達洛維夫人，我愛你，我不認為還有其他的兩個人能比我們更快樂的了。”
他以生命的結束，來證明至少以前美好的感情不是虛空的，無意義的生命必須要靠縱身一死的勇氣才能挽回一絲的意義。
人為什麼而活？這是個嚴酷的哲學拷問。
勞拉和克萊瑞斯都是經歷過或見證了死亡的人，然而他們活了下來。
勞拉曾在賓館的19號房間準備自殺，在將死的一瞬，她突然改變主意，重新面向了生活，勞拉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才知道生命的意義終是虛妄，只有離開了這個家庭，她才能獲得生命的意義，於是當晚便計劃生產後離家出走。
勞拉有死亡的勇氣更有“死後”繼續探索生命價值的勇氣。
克萊瑞斯照顧初戀男友理查德十餘年，一直能處理好生活中的所有事，是自信能幹的“達洛維夫人”，她生活下去的勇氣來自理查德：
“當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我是活著的；當我不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所有的一切看起來都很愚蠢。”
理查德賦予她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價值。
然而，當理查德自殺後，她並沒有隨之而去，而是帶著理查德美好的表白繼續生活在虛妄的時空。
可以說，勞拉和克萊瑞斯都不屬於作者和詩人的世界，她們不斷的在尋找意義，不停面對死亡，但他們依舊熱愛生活，沒有選擇放棄，她們明白了生與死的關係，因而能夠勇敢的面對死亡，積極地生活。
生活似乎依舊是虛妄的，死亡的威脅依舊時刻狂舞著手爪，它要抓住在虛妄的生活中暫得苟且的掙扎者，給予他們為生者死的意義和向死而生的勇氣。
電影《時時刻刻》用主題並置的敘事方式呈現了互動、聯繫的三個時空裡三位女性的故事，傳達出深廣悠遠的主題。
影片中的每個生存者或死亡者都逃不開“自由與囚禁”“壓抑與掙扎”“生與死”的命題，終其一生都在探索與追尋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
就如“等待戈多”一樣，誰是戈多？戈多是什麼？每個人的人生在不斷尋找和承受的過程，本就陷入了一個“戈多”式的圈套。
我們能做的就是永遠熱愛人生，不放棄探尋，即使有彷徨，也要譜寫出對生命的吶喊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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