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春秋戰國不同於任何一個時代。

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變革時期，在戰爭頻發的表層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發生劇變。

此時奴隸制統治秩序逐步解體，禮樂制度逐步崩潰，學在官府也被打破導致了私學興起，知識分子開始掙脫制度的枷鎖，身心獲得了巨大解放，再加上諸侯國變法圖強的需要，士階層應運而生並逐步登上了政治舞臺。

一般而言，士階層是由平民中的精英所組成，當然也包括一些是由受過教育的貴族子弟，他們靠自身能力而不是靠出身獲取自身所需，活躍於社會的各個領域，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謀士則是士階層中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不僅直接為統治者效命，而且是各家政治學說的直接實踐者，但是他們並不能為所欲為，因為最終的決策者是國君。

謀士的一言一行雖然可以左右君主的決策，但他們的性命卻也被君主牢牢捏在手裡，這就決定了謀士要具備審時度勢，揣摩君心的本事。

正如西漢劉向在《戰國策·序》中所言：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

縱觀春秋戰國時期的謀士，我們不難發現，這群人在各個諸侯國的政治活動中，是極為自信的。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了謀士會高度自信呢？當我們帶著這個疑問穿過兩千餘年的時光，看向那時期的謀士時，似乎聽見了他們極為高傲的回答：是因為我們有清醒的自我認知。

本篇筆者就從“士”的內涵說起，聊聊春秋戰國時期謀士的自我認知，進而說說他們為何會高度自信。

春秋戰國時期的謀士和君主

“士”的內涵。

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十一。——《說文解字》

“士”這一稱謂起源很早，上述引用則是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於“士”字的解釋，不過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並不是十分清晰，而歷代對於士字的解釋也很紛雜，不過都未脫離“事”的範疇，當然這裡的事並不是指的事情，而是指代對於做事之人的稱呼，《白虎通》亦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而“士”的內涵在歷史的發展中也發生了變化，夏商時期，成年男子被稱為士，在當時這類人主要從事農耕活動，所以有學者認為，最初的士指的其實就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農夫。

到了西周時期，士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用來指代有一定的才能而掌管一些基本事務的人，比如《禮記·少儀》記載：士依於德，遊於藝，意思是作為士，應當以道德為依歸，沈潛於六藝之中，而從事體力勞動的農夫，則成為了庶人。

等級示意圖

而在春秋早期，“士”已經成為了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特殊階層，是貴族階級中等級最低的一類人，不過儘管如此，士也躋身了古代的統治階層，地位進一步提高，如果拿現在的話說，那就是有身份的人，如《左傳·昭公七年》記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動，而社會之間的階級限制也被打破，一部分沒落的貴族從分封制中被踢出，而一部分庶民也從底層掙脫而出，這就導致了作為貴族和庶民之間的士不斷增多，最終形成了士階層。

而謀士作為士階層中極其特殊的群體，他們的活動更是頻繁化，最終形成了一股可以左右時局的力量，而他們的自信則是一切政治活動的根本，那麼他們的自信從何而來，這就需要他們對自身先有個清晰的自我認知。

春秋戰國時期謀士的自我認知。

先秦諸學派無論思想怎樣不同，但在表現以道自任的精神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士與中國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地位衰弱，禮崩樂壞，作為知識載體的士階層開始大規模地登上歷史舞臺，亂世之中，謀士十分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而他們的自我認識，則是支配他們一切活動的基礎，就像上述余英時所說，先秦諸學派雖然思想不同，但都表現出了“以道自任”。

百家爭鳴

在這種思想認識的趨勢下，謀士的自我認知又鮮明地表現在了三個方面，即“從道不從君”、“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和“士無定邦，擇主而事”下面我們進行具體分析。

• 先說“從道不從君”。

作為謀士，想要實現自我的價值，前提是找到一個自己願意“為之謀”的君主，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與自己政見相同，又願意聽任自己謀略的國君，並不是一找一個準，當他們認為國君不能採納自己的意見或者自己效命的君主昏庸無能時，他們就會另尋明主，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

在謀士的政治活動中，心中的信仰和從政的意願發生矛盾時，多數謀士寧願放棄自己的政治地位，也要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如《說苑·雜言》記載：太公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哉？不能合非其人也，說的就是姜太公和孫叔敖“從道不從君”的認知。

• 再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在“從道不從君”這種清醒的自我認知下，導致了謀士階層在得到賞識自己國君的認可時，那也是不肯輕易“以身相許”，因為他們還堅持“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對於昏庸國君的賞識，他們也不屑一顧。

《戰國策》

在這種認識的影響下，有些謀士為了表明自身的格調，甚至公開聲明自己“不事無為之君（出自《戰國縱橫家書》）”，如果一時半會自己無法找尋到自己認為的“明君”或者無人賞識時，他們所做的便是等。

在《論語·子罕》中記載了一段子貢和孔子之間關於玉的對話，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這裡雖然看似是關於該不該賣美玉事，其實也是以物喻人，也就是等待賞識自己的人，這也可以看做是謀士的一種政治態度，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謀士都善於等待，他們還主張“走出去”。

• 後說“士無定邦，擇主而事”。

春秋戰國時期的謀士，在智謀和權力的公平交易中，為了更好地掌握主動權和讓天下君主看到自己的能力，他們會選擇積極奔走在各個諸侯國，不過這也導致了他們的認知中是以“士無定邦，擇主而事”為信條的。

謀士為尋找展示自己的舞臺會遊歷很多國家，所以在當時，自己出生的國家並不一定是自己要效命的國家，所以在當時的謀士階層“朝秦暮楚”一度成為了一種時尚，而葉適在談及戰國謀士時也指出：然則遊於戰國者，乃其士之業。

吳起變法

如果要在這時期找出一個這樣的鮮明例子的話，吳起就是代表，吳起衛國人，後來歷侍魯、魏、楚三國之君，雖然吳起在轉投君主都是被迫為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但這也再次佐證了謀士心中的這一信條。

謀士在尋找明君的過程中會經歷各種磨難，有時甚至還會受到迫害，司馬喜和范雎就是這樣的例子，正如《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記載：

不過話又說回來，作為沒有背景的布衣謀士，想要成就一番偉業，哪能一帆風順呢，正如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當然這條準則現在也適用，所以當生活不如意的時候，想想古人成功前經歷的磨難，是不是就有動力了呢？

春秋戰國時期謀士的高度自信。

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戰國策·序》

謀士有了自我認知，但並不代表他們就會高度自信，因為打鐵還需自身硬，即使有著清晰的自我認知，可是肚子裡沒墨水，腦袋裡沒智慧，自信也就無從談起，那麼謀士的自信來自哪呢？

用於記錄古代謀士言行的竹簡

來自超高的謀略和自身政治活動產生的顯著效應，正如上述引用劉向所言，謀士要能出“奇策異智”，進而做到“轉危為安，運亡為存”。

• 超高的謀略。

從春秋戰國時期謀士的政治活動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智謀非常高深，尤其是縱橫捭闔活躍於“外交”活動縱橫家和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策士，他們的智謀往往會體現一種壓倒一切的神態。

他們擁有樂觀的心態，用於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為了讓自己的主張得到實行，而奔波在列國之中接受實踐的檢驗，儘管有時還會處處碰壁，但他們卻能屢搓屢奮，儘管他們提出的政治方案並不能全部被王侯接受，但也讓這些君主耳目一新。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謀士在當時是擁有超前的意識的，他們憑藉著自己的智慧已經走到了時代的前沿，所以從整體上講，謀士對社會規律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

范雎雕像

無論是他們提出的“王道”、“霸道”還是“人道”，亦或者“定於一”，都在一定時期內發揮出了重大影響，尤其是范雎提出的：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出自《戰國策·秦策》），更是促進了分裂的中國走向統一，這再一次也明瞭謀士的謀略之高。

• 政治活動產生的顯著效應。

如果說謀士的謀略是他們自信的第一步，那麼他們依靠謀略在政治活動中取得的顯著效應和引起的社會巨大反響，則進一步催發了他們的自信心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回報，這自然會鼓勵人們進一步前行。

《戰國策·秦策》中講蘇秦合縱之策時，曾言：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進而提出了“夫賢人在而天下服”的論斷，《孟子·滕文公下》亦記載：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足見謀士在政治活動中起到的作用之大。

影視中春秋戰國時期的謀士

這裡所說的也並不是謀士手中所掌握的權力，而是由智謀轉化出的令時人乃至國君膽戰心驚的力量，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稱他們為智慧的化身也不為過。

此外，謀士所進行的活動帶來的結果，並不是單單促使社會從分裂走向了統一，他們更促使了社會制度上的變化，比如經濟上出現的稅賦，比如政治上的郡縣制，再比如文化上的百家爭鳴等等，正是這一列的顯著的政治效應，讓這個群體散發出了無法被遮擋的自信。

結束語：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春秋戰國時期謀士的高度自信，是基於他們自身清醒的自我認知，憑藉超高的謀略，並且在自身的政治活動取得的顯著效應激發下而產生。

而在眾多謀士躋身政治中的洪流下，也擴大了國君王侯對人才選擇的餘地，這也進一步刺激了這個群體自身潛能的爆發，畢竟不可能人人都能做到位高權重。

古代君主

此外，在當時君主們也並非全是出自內心的禮賢下士，但是為了強大和生存的需要，他們又必須籠絡和利用這群謀士，而最終的決定權依然被牢牢掌握在國君手中，他們需要的也僅僅是謀士的智謀，當然需要以權力或者富貴做出交換，不過儘管如此，這已經為謀士提供了生存和發揮自身謀略的環境。

正是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也導致了謀士這一團體在歷史上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又可以說是，時勢造就了謀士，而謀士又引導了時代的發展。

對此，您怎麼看？

參考文獻：《戰國策》、《史記》、《說文解字》、《孟子》、《論語》、《說苑》、《左傳》、《士與中國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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