嫣然一笑992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坚持黄老之学、反对儒学的窦太后去世，汉武帝重新恢复此前五年就开始提倡的儒学复兴运动，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让儒学登上了中国思想领域的统治舞台。儒学靠着下述三方面的条件，才成为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体态的。

一、儒学自身的与时俱进、发展完善。

儒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思想流派，但是，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它便一蹶不振。汉朝建立后，刘邦等统治者汲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尊崇黄老之学，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初期。除了在刘邦登基之初参与制礼作乐外，儒学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是，汉儒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因循守旧，而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新的主张，积极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董仲舒建言《春秋》大一统思想，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国家治理之中，重建以天子为核心规范化程序化的朝政管理体系。新的儒学理念注重应用，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兴办太学、设置五经博士、重行封禅大典和建元改制等一系列举措，把独尊儒术具体化、制度化。这样，就使先秦儒学更新改造，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务实，更加经世致用，更有可操作性，有助于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巩固。

二、社会发展对大一统思想理论的需要。

汉朝初期，百废待兴，统治者顺应民心，施行黄老之学，颇见成效。那一阶段，这套思想体系的运用，有利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功不可没。然而，久而久之，新的国策也暴露出其不可回避的弊病。

首先是由于放松了对天下的控制，大量的农民脱离户籍，逃避赋税，严重影响了中央王朝的掌控力。二者，在剪除异姓王的同时，同姓王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严重挑战了朝廷的权威。其三，在对外关系中，汉朝一味妥协退让，助长了匈奴的嚣张气焰，有害于国家的统一完整。上述种种情况都说明，黄老之学已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积极鼓吹并维护中央集中权力的统治，主张国家高度统一，为强化皇权提供理论依据和治国方略。更新改造后的儒学，满足了新时代的需求。

三、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的大力提倡。

儒家能取得独尊的地位，与汉武帝的大力提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年轻的汉武帝具有治国的雄才大略，在充分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果断地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过分地尊奉法家学说，不施仁义，以强力治国，二世而亡，不可取。汉初施行黄老之学，对国家的恢复发展功效显著，但也无法提供新的动力。汉武帝向往上古圣君光风霁月的世界，想要建立一个高度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于是打算在治国理念上改弦更张。恰在此时，他发现了儒学。儒学主张天人感应，美化并神化皇权，鼓吹加强中央权力实现大一统……种种学说与汉武帝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儒学就由一种学术思想而变成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

杜里茂森

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说，从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从而登上思想领域的统治舞台，历时三百多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有高潮，也有低谷。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孟子、荀子发展演进，使儒家学说蔚然大宗，成为显学。

孔子的儒家学说创立于春秋晚期，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其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各种力量在争衡较量，礼崩乐坏。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各诸侯国都想强兵富国、礼贤下士而思想活跃，并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舆论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为恢复礼制，改革时弊，儒家学说与其他诸子百家一起应运而生。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仁”、“礼”学说，主张政治上“为政以德”。孟子发展“仁政”学说，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荀子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施”，以礼治为主，法治并行，认为“君舟民水”。儒家学说经过不断完善，其可操作性越来越强，儒学体系更加完善，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加上孔子创办私学，有弟子三千余人，因而人数众多，影响很大。但由于不适合当时诸侯争霸，建立大一统的需求，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到秦朝时期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正统，焚书坑儒，致使儒家思想遭受重创。

二是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儒家学说加以改造，使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登上统治舞台。

秦朝历两代而亡，西汉初始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内忧外患。汉高祖吸取秦亡的教训，遵从黄老道学的“无为而治”，以民为本，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导致诸侯富可敌国、割据一方、觊觎帝位，匈奴在边境骚扰掠夺，国库空虚、财政匮乏，汉朝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时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的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训，积极主张“以德治国”，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董仲舒在其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以儒学为基础，把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揉合到儒家思想中，对儒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儒学体系，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比如，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思想政治的统一，实现长治久安，他提出“大一统”、“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为了加强君权，他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他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等。

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稳定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其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广采诸子百家之长，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从而在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使儒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董仲舒亦被视为“儒者宗”。

此后，汉武帝兴办太学，推行了一系列尊崇儒学的措施。如，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教科书，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等。儒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画月成眉

一统江山，君临天下，首先应着眼思想转变，注重解决国民的思想认识、信仰问题。立足什么样的思想、信仰，如何宣传、推行也是个问题。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大都出自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诸子百家中有一整套治国理论的，也就是法、儒两家而已，墨、道、阴阳、杂、兵、纵横及名、农诸家仅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某些主张。

鉴于秦朝的灭亡，法家那一套已不再吃香，可供选择的实际上也只有儒家。

建立之初的汉王朝，虽奉行黄老思想，但也并没有抑制儒学的兴起、发展。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开始重用儒生。为了更多、更好地选拔人才，刘彻还诏令全国各地向中央举荐人才，当时叫“贤良方正”。

这使得儒学蔚然成风，逐渐统辖了大汉王朝的思想领域，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派。

朝廷的三公九卿，大多是儒者或儒学的热衷者。丞相窦婴、太尉田粉热衷儒学，御史大夫赵绾是名倾天下的儒学大师申培的弟子。

申培（像）

九卿中的郎中令王臧也是申培的弟子，中尉张欧虽学过法家那一套，但他为人忠厚，行事更像个儒者。

由此可见，汉武帝的三公九卿中，儒家学者占了绝对的优势。

社会加朝廷，两个层面的优势加在一起，有力地助推了儒学的崛起。

于是乎，一场尊崇儒学的活动在王臧、赵绾的策划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拉开了帷幕。

赵绾（剧照）

窦婴、田蚡大力支持。年过八十的申培也被请到了长安，顾问儒学。

儒学的兴起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也经历过挫折，遭受过打击。

当时，汉武帝刘彻的操有实权的奶奶窦老太太，喜欢的还是在汉朝初年盛行的黄老思想，即远古的黄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

这一思想的精髓是“无为而治”，它是汉初的基本治国思想，它使大汉王朝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促成了“文景之治”这一盛世的出现。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因为分封的诸侯王们或明或暗地对抗中央，所以迫切需要通过加强中央的权力来打压地方实力。这样，黄老思想就不再有多大的效用。这也就导致了刘彻和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

当御史大夫赵绾提出窦氏不应再干涉朝政时，老太太恼了，怒了！

于是，老太太逼迫汉武帝刘彻废除了刚刚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罢免了自己任命的丞相、太尉等一些重要官员，然后由太皇太后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

这对汉武帝刘彻来说，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失去斗志，而是抱定宗旨，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汉武帝刘彻（像）

公元前135年，随着太皇太后的寿终正寝，汉武帝刘彻全面接盘了大汉政权。儒学，儒家思想独占鳌头的机会来了。

为了治理好国家，汉武帝刘彻虚心向那些有名望有才学的文人学士请教。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一百多名文人学士应征到了长安，接受汉武帝刘彻的策问。

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广川（今河北景县）的名叫董仲舒的儒生，是研究《公羊传》的。

他给汉武帝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提出了“大一统”思想，并请求朝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非常欣赏这一观点，很快照准了。

这样一来，儒学于汉武帝元光元年，登上了中国思想领域的统治舞台，直到清朝的大龙旗落下，历时两千多年。

老王头谈历史

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他的思想对华夏民族文化文明影响至今，在汉代以儒家思想统治社会有刘彻，董仲舒，王明阳等

丁占爱

儒学之所以在中国登上思想领域的政治舞台上，这与它的传承、理论、发展密不可分。

一、儒学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儒家学派之前，华夏文化是传统的“六德、六行、六艺”。东周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其中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形成了儒、法两大思想流派，并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在这个过程中，秦朝动荡，军阀割据，法家更适合秦朝的统治者，法家思想占领统治地位。在动荡结束之初，民力凋弊，生产破坏，无为政治的道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汉武帝时期，国家运行正常，百姓安居乐业，儒家传统文化和 “君权神授”“大一统”的思想体系，符合封建统治阶级中央集权的加强巩固、百姓道德体系的建立完善、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定，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从此，儒学形成了适应封建国家大一统的思想体系。

二、儒学的思想体系，根植于中华大地，枝繁叶茂。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前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重社会、人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汉代刘邦用“太牢”礼来拜祭孔子，开创了中国最高统治者公开祭拜孔子的先例。儒家以“三纲五常”和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为核心，对儒学进行完善，架构了伦理体系，从根本上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善了儒家学说。进入宋代，儒学得到发扬光大。到元、明、清时，儒学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被定为官方哲学。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儒学虽门派众多，然而历代儒家所遵奉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画像）

三、儒学人才辈出，体系不断完善，思想不断发展。

儒家以仁义、礼乐、教化为基本内容,追求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孟子在儒学上追求仁政，发展孔子主张。大儒董仲舒汲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树立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成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而成为真正的国家政治统治思想。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形成了“程朱理学”，使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统治阶级的官方主流思想。王阳明推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理论，使儒家思想又一次丰富发展。儒学伴随着时代需要和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独有特色的思想体系。

儒家之所以会源远流长，之所以能深入国人的思想领域，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归根结底与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又能够与时俱进有关，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是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

（董仲舒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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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官方的统治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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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儒学，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应该在汉武帝时期。此前，“黄、老”无为而治的理论一直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人们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国家的统治也没有特别强调中央集权。到了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匈奴作战，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面临着很严峻的局面，汉武帝认为必须特别加强中央的集权统治，实现举国上下的思想统一，所以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成为了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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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汉武帝时期，从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脱颖而出。其思想迎合了汉武帝改变西汉王朝一直以来以"无为"之道的黄老治国方略，选拔有识之士，锐意进取，改革死板无用的政策，更行朝服按品级分别颜色，选拔贤能担当重任，而不是按世袭爵位封赏进爵，改革铸币制度，收归国家，积蓄财富，经过七王之乱的平叛和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并不断加强中央政权对国家资源的掌控，为后来北扫匈奴做了充分准备。

可以说儒学的上位是哪个特殊历史时期武帝的选择，为了强国的统一指导思想，而儒学提倡的尊王攘夷和 君为臣纲等有利于皇权加强的思想完全迎合了武帝的意图，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发挥弘扬在几百年后的弘扬广大提供的契机，从此作为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重要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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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一般是指“孔孟之道”，也就是孔子和孟子创立的一套学说体系，但儒学创立之初与政治的联系并非那么密切，而且儒学也不是一家独大的，毕竟孔孟生活的年代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各门各派轮番登场，各有所长，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可以碾压其余各家的学说。孔子孟子本人也没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儒学一统天下是从西汉董仲舒开始的，事实上，汉朝以来的儒学已经不再是孔孟之儒，而是董仲舒之儒。董仲舒打击排挤其余各家的“歪理邪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问题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进而形成了统治其后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譬如我们现在熟悉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来源自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的儒学可谓应运而生，适逢年轻的汉武帝广开言路，就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寻求解决之道，以便更好地证明皇权的合法性，巩固汉朝的统治，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董仲舒立足于重新阐释《春秋》，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以德治国等理论，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受制于天命的，顺应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应该是统一的，加上阴阳五行说，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这套思想体系回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等各方面的问题，深得汉武帝的赞赏，得到了广泛推广。

自此之后儒学的权威地位得以建立，成为历朝历代的正统思想，产生了延续千年的经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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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出现了儒学大家，名叫董仲舒。汉朝人历来遵从黄老之学，对儒学很反感。董仲舒见到汉武帝，力陈儒学对于统治天下的好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著作很多，流传至今的只有《春秋繁露》，其中的“天人三策”是他思想的精华。他要求人民服从皇帝，建设“大一统”的国家，即“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

董仲舒的哲学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一生可用一个对联来概括：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前对汉武，后相江都，初倡一统，罢百家书。

關鍵字: 文化 儒学 舞台